母语复苏

在给杂志的创刊号讨论招募作者的时候，另一个合伙主编就提议说“我们也写一下吧”。我一直很犹豫，想是不是要写很发人深省的“创始人说”这种内容，但想了很久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最近和选中的作者们在工作坊见了面，还收到了第一篇我觉得写的非常好的稿子。和作者们一起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的投稿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讲一个自己见闻或者经历的故事。和我们做这个杂志的初衷大差不差，讲故事，讲一个活跃的中国激女在欧洲的性别研究课堂上开不了口的故事，讲一个老练的混女权社群的人被熟悉的社群误解和“批斗”的故事。

我自己在这半年里，大都在操办杂志的公务，最主要是写文书，要钱的文书。写，和修改这些文书就像文字拷问一样，每一个句子都在尝试更清楚地解释这个杂志想要做什么。讲的最多的，基本就是在说，“这个杂志想要讲好属于这些这些人的故事”。直到最近文婧分享了一个观察，让我重新思考“讲故事”这件事。她说在中文世界里非常火爆的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都没有英语的译本。以及她发现韩国的激女学术文献里基本也都是引用韩国学者的作品，因此说到“非欧美且非英语国家在学术上想自成一派完全没有可能”。我们俩都是做女权的性别研究学术背景，都不约而同地对做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讲故事”的杂志这个想法感到鼓舞和兴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认可“讲故事”比做学术更具有力量。

但我发现我不再那么擅长“讲故事”了，更准确的是，我发现自己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很吃力，不经意就会用拧巴的“学术语言”融进我的讲故事词汇里。相比之下我在写英文的时候如鱼得水，比如写一些非商业性或者不那么商业性的文书，我很熟练地去用老土学术（抽象，从句，要用看不懂的单词替换“good”这种形容词的，大家都懂的那种学术）和时尚学术语言（在性别研究里，不那么学术的写作变成一种潮流，比如讲自己的故事同时分析社会背景的“自我民族志”）交错的方式写我自己，讲一个很连贯且情感丰富的生活在海外的女权主义者的创业故事。并不是英文变成中文，就没故事可讲了，虽然语言切换的过程也顺带着英文人格到中文人格的切换，但这让我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习惯讲故事的语言是中文，讲学术的语言是英文，以及为什么我变得对用中文讲故事生疏了。

诉说和讲故事，在留学期间说英文的人格分裂出来之前，对我来说是一码事。我仍然很擅长诉说，但却不再认为自己仍能熟练地讲好自己的故事。连贯地，真切地和朋友们吐露我的心情，我在打工的时候遇到的歧视和我对英国社会的反思，清晰，深刻，诉说的技巧就像我在异国独自摸爬滚打的能力一样，娴熟。但我写不出关于自己生活的反思的文章。面对一张空白的纸，那种“诉说”时的游刃有余顷刻之间便消失，纸好像对我的审判，“你记录下你应该记录的东西了吗？”，“你有没有讲好你作为一个____，一个____，和一个____，应该讲的故事？”

回忆起来，我已经两三年没用中文写过，讲过任何东西了。我甚至觉得，来到英国求学之后大量写学术文章，都比打开曾经的女权公众号写文章容易爽快。在英国的华人留学生圈子里，最开始和我能够“深入”交流女权话题的，很多都是博士在读生的背景。有这样一个来了伦敦才结识的朋友，刚认识时常常交流是因为她是一个读博士，搞女权的，陕西老乡，如今我们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她跟我分享的有关“搞女权”的感受，我都感同身受。她在去年顺利地毕了博士的业，也做上了她喜欢的教书做学术的工作，但从头到尾，她都一直会说，做学术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孤独，当然有淡淡忧伤的味道，但对我做学术的经验来说，孤独，也意味着一个很私人，私密，亲密，深刻地，和自己对话和相处的过程（最开始接触通俗好读的“日常性”学术是通过一些黑人女权社会运动家的作品，但更加好的领悟到学术也可以是很亲密很日常且很深刻的，是在读过早期激进女权和拉拉女权的书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学术给了我“诉说”时的那般自由。

而我感觉讲故事是在讲给别人听，比如在我们都很熟悉的那种鼓励“赋权”和“互助”的女权群里讲。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次在女权群讲故事，不会被群聊里的其他人给予积极的回应，但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次有人会回应说，“我想质疑你讲的故事里的这一点”。我的重点是，在社群里被鼓励的那种讲故事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受到鼓励得到安慰而讲的故事。相比不是自然而然的诉说，更像为了得到注视得到回应的演讲。我当然能够理解，想要自己的故事被认可被重视的感觉。用熟悉的中文，在一个没有门槛没有条框的女权社群里，面对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且能够接住自己故事里的情绪的观众，这样的讲述方式是舒适的，因为故事本身已经有些难受。

如果说在社群里讲故事，是处理那些想要得到回应的情绪的表演，我想这也是一种程度上的妥协。但怎样讲，在哪里讲又可以不妥协，我也不知道。因为在可以很真实，有深度且很私密的学术表达形式中，我仍然无法用英语找到能够描述我经历的词汇。一种解决故事难言的方法，被一些非英语国家地区的女权主义者找到了，用母语讲故事，再讲学术能够接受的故事。写自我民族志，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方式做学术，都是一种对语言以及自己的东亚女权身份的妥协，因为要寻找一个in between之地，一个让故事在学术的世界里make sense的空间（又没忍住说英文了）。韩国的激进女权主义学者用母语得心应手地写作，上野千鹤子也一直在做日文的学术，但两者的学术影响力也就只停留在亚洲的版图。所以不管用哪样的规范去做学术，学术都会是英文的，意思是非英语的学术影响力很难扩张到本土语言圈以外。不说英文的人提出用母语“讲故事”的方式去做学术，但没人成功地做出了“不说英语的学术”。因为无奈，有人选择做讲故事的学术，这样还能收获一些英文世界的回应。但中文和中国，却没有给我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做学术的空间。所以因为更无奈，关注可能微乎其微，中国女权主义者不太常选择学术道路。大多想讲故事的人，选择面对社群这样更小的圈子，讲一定会被回应的故事。后者曾是我选择在一个以为能够给我安慰的女权社群讲故事的心境。

我的纠结，纠缠在讲，和用什么语言讲之间。讲述一个我所想要成为的女权主义者在我生存的环境中成长的故事，对我来说一直是重要的，甚至在我意识到，讲故事是一种妥协后，这个想法变得更加滚烫。我仍然想要尝试重新获得用母语思考、用中文记录的那种强大力量。算作讲故事也好，算作做学术也好，我希望那会是一种，直接的，没有妥协的，深切，真挚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