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5：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九七主權轉移前大半年，已經沉寂了二十多年的保釣運動突然間又再冒起。與1970年底由北美台灣留學生發動的保釣大不同，這次主要是香港民主派作主力，台灣的民間也有些配合，海外的響應就不多。
1996年香港發動的保釣運動，以兩次租船出海前往釣魚台，最具象徵意義。而我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不久就認識的陳毓祥，在第一次出海到了釣魚台海域時，下海「宣示主權」遇溺而死，成為保釣運動唯一的「英雄」，也是唯一的悲劇。
我認識陳毓祥時，他是關心社會的學生領袖，香港大學的學生會會長，是號稱「國粹派」的親中學生的主力。常與我這個左派刊物總編聯絡，邀約我去演講座談。大學畢業後，他進入香港電台，擔任時評節目的主持。打響了知名度之後，他辭職選立法局議員。因被揭發他當年的親中立場，在香港社會仍然瀰漫抗中意識之下，他參選落敗。1995年獲中共委任為香港地區事務顧問。
1996年的保釣，因日本右翼組織到釣魚台豎立燈塔一事而激發。但深層的原因，是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轉移，香港許多政商人士都紛紛「忽然愛國」。從政的民主派想藉保釣表達「愛國情懷」。親中派在這個「愛國」比賽中也不甘落後。於是保釣就分成兩派，爭相以「反日」、「仇日」來表達。
對民主派來說，紀念六四、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很「愛國」了。但這樣「愛國」，中共是不算數的，反而把支聯會說成是「反中亂港」組織。
華東水災，香港民眾慷慨解囊，向「祖國同胞」伸出援手，這是「愛國」了吧？但在中共眼中，也不算數，因為掌權者真正關心的不是受災的人民，而是權力，對香港來說，就是九七後的權力。
那時候，中共在香港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推倒1995年根據彭定康方案選出的立法局，而要成立沒有法律依據、由中共操控的臨時立法會。香港的民意普遍認為這是開民主倒車，民主派趨向予以杯葛。中共就以是否接受臨立會，作為是否「愛國」的準則。因此，愛國必須愛黨、必須擁護黨的政策，這就是唯一指標。
鄧小平在講「愛國者為治港主體」時，提出的「愛國」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地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
「擁護祖國行使主權」應該也包含對「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釣魚台行使主權吧！因此保釣的主力就是當時民主派的最大黨民主黨。
但第一次搶先租船出海到釣魚台、以陳毓祥為首的親中人士，是沒有組織的烏合之眾。據聞在日艦包圍下，無法靠岸，決定在釣魚台海域跳進海裡「宣示主權」的是陳毓祥。他和另一人遇溺後還是日本海上保安廳派直升機把他們救起。但他已經返魂無術了。運返香港後，親中派以「保釣英雄」的名義予以厚葬，靈柩覆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第二次租船出海，就由民主黨立法局議員何俊仁和曾健成擔任正副總指揮，另兩位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和劉千石隨隊出發。配合台灣的保釣，這次終於在釣魚台登陸，分別插上海峽兩岸的國旗。
香港民主黨主導的保釣運動，又發動罷買日貨運動，示威群眾衝擊了日本領事館。但如此維護中國「行使主權」的「愛國」行動，中國官方似乎並不領情。儘管中共官媒也略表示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具體行動就十分謹慎。據了解，當時有高層指示：「要避免在不適當時機、不適當地點，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為什麼這是不適當時機呢？因為當時中國正與日本商討日圓貸款，日本已經承諾從1996年至1998年，共給予中國相當於53億5千萬美元的日圓貸款。它涉及四十項大型工程建設，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總理李鵬說：「釣魚島爭執，不希望影響日圓貸款。」
當時也正是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引起中共發動飛彈危機之後。中共高唱民族主義。余英時教授從三月到五月發表三篇長文，討論兩岸局勢，其中特別提出對民族主義的解讀，引起中共官媒點名批判。《九十年代》節錄了他的文章，我也打電話對他作採訪，最後問他香港在保釣中的表現，是否受民族主義的影響。
他回答說：「我懷疑。唱最漂亮口號，喊民族大義，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釣魚台問題，應該是政府間的交涉。民間動手，那是開玩笑。你去插支旗，就拿回來了嗎？」「罷買日貨，大概是五四之後號召的行動，那時就抵制不住，現在更不可能，因為市場是自由競爭決定的。衝領事館更不對。既違反中國『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傳統，也違反了現代文明的規範。」
插支旗，或跳到海裡，當然不等於把釣魚台拿回來，但作為一種意見表達還是不能否定的。只不過與1970年底的保釣不同，那時保釣的產生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根源，1996年的保釣就有爭相表達「愛國」、近乎一場香港回歸前的民族主義鬧劇了。只可惜也附上犧牲一個傑出人物生命的悲劇。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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