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

前两天和人讨论为什么纽约地区许多公司迟迟不让员工在家工作。想和一个没有什么经济学背景知识的人解释在这个场景下externality（外部影响）和公司决定之间的关系，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表达。通俗明确地解释一个领域习以为常的概念，也许没有那么简单。概念，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概念里其实可能预设了其他的背景故事。比如externality可能就预设了决策者是权衡利益后作出决定的。这个预设其实是很经济学的预设，虽然越来越多的个人也是按net cost-benefit来指导人生决定，但人们有情感欲望，更多时候并不只是计算经济利益。

说回到公司强行要求或者施加压力迫使员工不自愿地每天通勤去上班。虽然他们知道COVID-19在人群里大规模流行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后果很严重，但是公司的利益，在短时间内，不会受他们对外部造成的影响的干扰。讲起来有点绕口，有点像tautology。externality, by definition, won't affect how an agent makes decision。本身身体没有痼疾的人，尤其是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得病了，死亡率不高，但是他们因为平时的经济活动（上班），将病毒四散开来，影响到老年人，使他们深受折磨。让健康的年轻人持续去上班，对老人和有慢性疾病的群体带来的风险，公司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大多数时候公司的运转和产品销售也不会受到影响。

还有pass-over。通俗地说，公司只认钱，认利益，员工们被迫通勤上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许会影响一部分效率，但公司还有许多方法激励或者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或者让员工加班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们的决定对于员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会百分之百转化为对公司利益的负面影响。

这次疫情让我重新反思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一个政府做出好的决定？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决定又算是好的呢？

讨论之前，我想先说明，自己不想sound apologetic to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state。疫情之初，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悲剧。一个集权国家制度导致的官吏权力过大，又缺乏监督机制，造成了有苦无处诉，有警报却怎么也拉不醒，吹哨要被批斗的困局。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看到许多（不是所有）西方国家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没能较好地处理本地情况。一方面这些政府确实权力有限，另一方面，在政府介入有限的情况下，民间组织机构没能自动补足政府没有能照顾到的地方。比如说上一篇博客讨论过的企业。

那么国家权力在什么时候应该被给与更大的空间，什么时候又该被紧紧约束？

要思考这个问题，还要做更多的实际调研，比如不同国家和地区宣布state of emergency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能获得多大的权力？再比如按照什么标准决定宣布state of emergency？谁有资格和权力去决定现状是否符合state of emergency？

如果你恰巧读到，有什么想法或者知道什么好的资料，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