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葛兰冲突史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葛兰冲突史

哈基·塔斯/文

王立秋/译

译自Hakki Tas, “A history of Turkey’s AKP-Gulen conflict”, Miditerranean Politics, 2017, pp. 2-8。

塔斯现供职于德国不莱梅大学跨文化与国际研究中心。

摘要

尽管在组织上相互独立，但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inma Partisi, AKP)和葛兰运动(Gulen Movement, GM)却有着同样的基础，并都起到了逊尼派安纳托利亚保守主义者向上动员的媒介的作用。在两千年初，同被之前的、世俗的当局针对的AKP和GM形成了互利关系，前者的政治势力强化了后者的社会与官僚权力，反之亦然。然而，随着共同的敌人的消亡，这个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逐渐转变为一场野蛮的争斗，7月15日流产的政变，便是其缩影。本文提供了一部AKP与GM关系的，批判的历史，说明了在AKP的投射中，葛兰主义者的形象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一个基于信仰的社群，变成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

在中东被赛莱菲吉哈德主义的幽灵纠缠的时代，两个“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总统和法土拉·葛兰教长之间的激斗，使同土耳其一度充满希望的未来蒙上了阴影。2016年7月15日的那次流产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代表了斗争的顶点。在那场正在进行的政变中，埃尔多安迅速把责任归咎到葛兰及其追随者头上。不久之后，政府开始了一场自1946年土耳其民主转型以来，规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清洗。对于这场可以说是反政变的清洗，埃尔多安的说法是“[土耳其]民族毫不犹豫地冲上街，把政变[的企图]变成了一场有利于自己的行动。”

7月15日流产的政变显然代表了土耳其政治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对它的分析，要求我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正义与发展党和葛兰运动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我们必须思考葛兰运动的话语轨迹（及其在AKP话语中的形象的变化）——其结果，是埃尔多安的前盟友被指认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在提供一个对AKP-GM关系史的批判的、系统的概述的同时，本文还研究了一场宗教运动——通过政府领导的陷害——的逐渐安全化和罪化。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在AKP的投射中，葛兰主义者的形象是如何从“一个宗教社群”变成“宾夕法尼亚”再变成“平行国家”，并最终变成“葛兰主义恐怖组织(FETO)”，以得出特定的结论和政策的。通过把这种命名的政治当作问题来考察，本文的目标是揭示AKP-Gulen关系的首要的政治性质（见表一）。

表一。AKP话语中的葛兰运动

（2002-2010）

社群

（G+，C+，B+）

战略同盟

（2010-2013）

宾夕法尼亚

（G+，C-，B+）

隐藏的对抗

（2013-2016）

平行国家

（G-，C-，B+）

公开的对抗

（2016-……）

葛兰主义恐怖组织

（G-，C-，B-）

全面战争

G：法土拉·葛兰，C：葛兰的亲信，B：葛兰运动的群众基础；在AKP话语中的形象+：正面，-：负面

从复兴到竞争

历史上，埃尔多安和葛兰的影响可见于土耳其伊斯兰活动主义的不同分支和传统。大多数AKP的创始精英来自埃尔巴坎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i Gurus)，后者又源于伊斯桿特帕沙会(Iskenderpasha Congregation)，纳格什班底苏菲道团的哈立德分支。这个谱系通过政治来实现宗教复兴的追求，与葛兰的前辈赛义德·努尔西领导的努尔西运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努尔西否定政治上的介入，而致力于协调科学与信仰。

和埃及的穆兄会很像，民族观念运动追求组建政党，最终通过政党来重申“al-Islam din wa dawla”（伊斯兰既是宗教又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宣言的政治道路。埃尔巴坎采用的，是一种融合了一种反西方的宗教民粹主义的，发展主义的话语。他在1996年上台这几件事情，让世俗的当局感到恐慌，并触发了1997年的军事干涉，即所谓的“2月28日进程”或“后现代政变”。埃尔巴坎的门徒埃尔多安、阿卜杜拉·居尔和比伦特·阿林奇领导的改革派觉得对抗性的宗教修辞在政治上不明智，而最终与民族观念运动分裂，并于2001年8月14日组建了AKP。

对许多观察者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埃尔巴坎和葛兰之间的区分，等同于“政治伊斯兰”与“文化伊斯兰”之分。和努尔西一样，法土拉·葛兰也不愿意搞党派政治，而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进路，力图从底层开始，自下而上地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尽管它也试图向土耳其官僚阶层传播，但这场运动（它也被称作“服务”[Hizmet]）更以把资本和能量用于在一百六十个国家运营两千多所学校而著称。在避免与政权对抗的同时，葛兰也倾向于切断自己与任何种类的政治伊斯兰（包括民族观念运动）的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土耳其的媒体还宣传说，与埃尔巴坎及其基于乌玛的政治热望相比，葛兰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的、和温和的替代选择。

对葛兰来说，2月28日进程始于1999年6月中旬，在一个泄露的视频里，他建议他在官僚机构工作的门人低调、并掩饰他们的宗教认同：“你们必须进入系统的动脉，在你们触及所有权力中心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你们的存在”。在2000年安卡拉国家安全法庭开启的法律诉讼中，葛兰被指控破坏世俗秩序。这一起诉把葛兰定义为“土耳其最强大、最有能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称他“用民主和温和的形象，来掩饰自己的图谋”。1999年，葛兰去了美国（表面上是出于健康的原因）并开始了在美国的自我流放。

战略同盟（2002-2010）

正义与发展党和葛兰运动一开始都很谨慎，它们不想搞一场2月28日政变，并自觉地保持着相互之间距离。生活在宾夕法尼亚的伊玛目依然避免与包括民族观念运动的新继承者，AKP在内的政治伊斯兰结盟。类似地，AKP也力图摆脱与葛兰主义者的一切联系。2004年8月25日，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MGK)（成员包括当时的总理埃尔多安和一些AKP的内阁成员）签署了一份关于“采取必要措施来对抗法土拉·葛兰团体的活动”的劝导性决定，并要求政府起草行动计划。

尽管公众的认识是，这一时期，AKP和葛兰主义者有内在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最多也只能说是追求互利的战略同盟。新发现的政治与战略上的亲和性使这两个群体能够搁置差异。首先，在宣布与其前身民族观念运动决裂的同时，AKP（和葛兰主义者一样）也开始避免通过挑战世俗主义，而与国家精英直接对抗。其次，AKP和葛兰主义者双方都共享一个亲西方的计划，那就是，力图推动土耳其的入欧进程和市场自由化。第三，AKP和GM结合了它们互补的势力，以借此手段在敌意的世俗环境下求生。在AKP得益于GM在国家官僚部门中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的同时，GM也找到了进一步向各社会、经济和官僚领域扩张的集会。尽管当时有几十个宗教社群(cemaat)，但葛兰主义者的大规模扩张，使他们成为了唯一的cemaat，成为了cemaat这个词的主要含义。当时也出现了大量“葛兰主义者在搞渗透”的说法，但AKP却报以有意的忽视。尤其是，在2005年和2007年，AKP拒绝了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 CHP)提出的两次调查所谓的“葛兰型组织”（"F-type Organization”，F指葛兰的名字法土拉）的动议。

这个令人畏惧的同盟能够扼杀一切以消灭其中任何一个群体为目标的法律行动。在2006年5月5日，对反恐法作出以欧盟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变更后，安卡拉的刑事法庭释去了法土拉·葛兰的颠覆世俗政权罪。类似地，AKP也在2007年4月27日军方的间接干涉，即所谓的“电子备忘录(e-memorandum)”事件和2008年的宪法法院听证后幸存下来。不过，和2月28日进程不一样，这一次，伊斯兰主义者更自信，并进行了反攻。双方合作策划了灰狼(Ergenekon)案和大锤(Sledgehammer)案，把数百名退役的活跃军官送进了监狱，并消除了军方的监护能力。这个同盟在2010年9月12日宪政公投期间达到顶点，这次公投改变了土耳其司法机构的构成，并最终打破了世俗主义者对司法部门的控制。葛兰个人也向土耳其公民呼吁在公投中投赞成票，而埃尔多安也对那些“海外”(okyanus otesi)的朋友——指的，就是葛兰——表示了感谢。

隐藏的对抗（2010-2013）

到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旧的”已经没了，“新的”却还没来。世俗体制的三大堡垒（总统、军方、和司法部门）已被攻陷，对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视自己为世俗压迫的受害者，如今，他们终于掌控了这个国家的大权。这也意味着，战略同盟的存在理由不复存在了，而在一些领域，AKP与GM的分歧也浮出了表面。首先，葛兰主义的避免扰乱国际现状的策略，与埃尔多安成为穆斯林世界领导者的雄心严重冲突。其次，如今，葛兰主义者也要求分权力的一杯羹，但埃尔多安案却决意把国家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不让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甚至是（和他竞争的）党内同志染指权力。最后，埃尔多安的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artiya Kaarkeren Kurdistan, PKK)谈判以寻求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之道的实用主义政策，也与GM以安全为导向的进路发生了冲突，GM认为AKP的做法只会帮助PKK进一步巩固它在此区域的地位。

尽管AKP与GM之间的摩擦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但（先前）他们的战略同盟隐藏了这些分歧(Ozbudun, 2014:159)。因此，在2010年夏天的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后，他们的第一次公开冲突，使许多人感到震惊。蓝色马尔马拉号领导的民间船队意图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但在以色列军队袭击船队后，却导致了十名土耳其活动分子的死亡。此事件在AKP和GM那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与AKP对船队的权力支持和对以色列袭击的谴责相反，葛兰却批评这次行动，说它从一开始就不合法的、只会适得其反的，对以色列权威的侵犯。除此之外，AKP的打造与伊朗的密切联系，和力图在叙利亚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也与GM的避免冲突的现实主义（葛兰运动倾向于认可区域和国际的权力平衡，以确保其全球网络不受影响）冲突。

在2011年6月大选前夕，埃尔多安拒绝在政党名单上加入多达一百个的，亲葛兰的候选者，这件事情也引发了进一步的张力。不过，决定性的分裂，是伴随所谓的2012年2月7日的“MIT（Milli Istihbarat Tskilati，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危机”而发生的，当时，一名“亲葛兰的”公诉人，萨德雷丁·萨里卡亚(Sadreddin Sarikaya)，传讯MIT的次长和埃尔多安的密友哈康·菲丹(Hakan FIdan)，要求他解释在奥斯陆与PKK的密谈和越权。在菲丹即将被逮捕的流言蜚语中，埃尔多安通过立即采取立法行动，保护了菲丹，使他免受进一步的法律进程的影响。在不具名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说此次事件背后的司法和安全部门的葛兰追随者是一个“国中之国”。

在2012年1月以“恐怖活动”的罪名逮捕了前总参谋长伊尔凯尔·巴什布，并接着，于次月传唤了情报局长后，葛兰势力在司法和安保部门中的出现，不仅警示了埃尔多安本人，也提出了葛兰主义者要不要从内部夺权的问题。反世俗体制的斗争、和他们最终获得的巨权力，使葛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了，并把它变成一个超越其自我投射——葛兰运动原本的自我定位，是一场基于信仰的公民社会运动——的东西。联系捏造证据来进行的指控、窃听、和在司法调查期间的威胁来思考，那些批评葛兰的人遭到的恐吓和追讨，也造就了这样的格言：“（葛兰碰不得，）一碰就着，一触即死”(Dokunan yanar)。组织的不透明，使GM变成一切阴谋背后的嫌犯，而它的形象，也变成了一股吞噬整个国家机器的，无处不在的、穷凶极恶的势力。CHP开始用“宾夕法尼亚”这个化名来指葛兰及其追随者，以引起人们对他们与所谓的境外势力的联系，而这种说法也逐渐在AKP的追随者那里流行起来。在极为谨慎地避免直接针对葛兰本人的同时，亲政府的人物也开始暗示，葛兰被他的亲信误导了，并提出了强硬派，特别是安保部门中的葛兰派系是否是整个社群的主流的问题(Kucuk, 2012)。“葛兰是好的，但他的亲信太坏了”(“Hoca iyi, cevresi kotu”)是亲政府的圈子里常见的说法。不过，双方都很克制地不把这种对抗摆到台面上。2012年6月，埃尔多安甚至还出席了葛兰主义者组织的土耳其奥运会，并邀请葛兰回土耳其，说，“我们想结束这思念。”

不过，2013年夏天，盖齐抗议爆发，并对这个脆弱的同盟提出了终极的考验。大规模的抗议助长了被剥夺的城市世俗群体的“我们能！”精神，并被预期可能对埃尔多安不断扩大的权力构成阻碍。与这些预期构成鲜明对照的是，盖齐反而救了失去其初始动力的AKP。通过以来持续的张力和两极化来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埃尔多安老练地用盖齐的挑战来制造新的敌人（如今，世俗的体制不在了，AKP也的确需要一个新的敌人）。他把抗议描绘为国际势力推翻政府的阴谋，并宣布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和与之合谋的内部“叛徒”发起第二次解放战争。在这种对抗政治中，葛兰主义的媒体渠道的支持，低于AKP的预期。在快到年底，不和发展到没法回头的地步的时候，埃尔多安要做的事情，不过就是把葛兰主义者和同一个反西方阴谋的框架联系起来而已。

公开的对抗（2013-2016）

在此背景下，所谓的“应考学校之争”(Dershane Krizi)不是双方一直在溃烂的敌对关系的起因而是其爆发。2013年11月，政府计划关闭应考的学校，因为大学入学考试题被泄露给了媒体。葛兰主义者运营着应考学校中的四分之一，对葛兰运动来说，这些学校不仅是资金来源，还是招募新的、年轻的成员的渠道。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要对葛兰运动下手了。

葛兰主义者很快就通过开启对一起贪污案的调查（试图证明贪污是在埃尔多安的鼓励下进行的），来对此做出回应。2013年12月17日和25日，警方以在土耳其绕过美国的制裁与伊朗进行的黄金换石油的秘密贸易中腐败的罪名，逮捕了包括自身官僚、生意人、和部长的子女在内的五十二个人。不过，在后盖齐的政治气候中，这样的挑战，只起到了帮助埃尔多安使支持自己的选民相信，有人在密谋颠覆政府的作用。通过把这次调查描绘为有一次像盖齐抗议那样的阴谋，埃尔多安指控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葛兰主义者建立服务于“黑暗的盟友”的“平行国家”(“parallel devlet”)。

作为对贪污调查的报复，AKP政府在国家机构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葛兰主义清洗运动。“如果这叫猎巫的话，那么，是的，我们就是要猎巫了”，埃尔多安在一次表明决心的时候如此说道。数千名被认为同情葛兰的警察、法官和公诉人被调动或开除了。政府也针对亲葛兰的媒体渠道展开了行动，在2014年12月查收了Samanyolu和Zaman集团，在2015年查收了Koza Ipek集团。在回应这些事件的时候，GM的成员——在葛兰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发起了和平的静坐，来抗议政府。然而，在AKP在2015年仓促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后，GM又偏向于像其他世俗的反对者一样，保持“低调”(Demiralp, 2016:6)。

尽管有所有这些在国家上层的发生的斗争，但对于作为AKP和GM的群众基础的那些看的目瞪口呆的保守人士来说，这两个群体的分道扬镳，还是很难消化的。葛兰咒骂那些在对参与贪污案调查的警察的清洗背后的人说：“那些看不见贼却去抓那些试图抓贼的人的人[……]让真主对他们的房屋降下火焰，烧毁他们的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吧。”埃尔多安也进一步贩卖仇恨，攻击葛兰是“伪先知”并给葛兰主义者贴上了“寄生虫”、“盗墓贼”、“吸血鬼”、“土耳其的敌人的走狗”和“像蚂蟥一样吸血的家伙”。

埃尔多安也以“平行国家”这个说辞为中心，对葛兰主义者展开了系统的行动。2011年初，埃尔多安用这个词来指PKK的城市网络，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Koma Civaken Kurdistan, KCK)。在12月17日贪污案调查开始的时候，这一次，他提到了葛兰主义者，说“国中不能有与国家平行的结构。我们会扫荡你们的巢穴。”“平行国家”这个词，再次被用来指葛兰和所谓的，土耳其国内格兰追随者的网络。通过把葛兰运动社群描绘为三层结构——“底层是信仰，中间是生意，上层是叛国”——的组织，埃尔多安把社群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高层区分开了。

在努力把这场反葛兰主义者的运动变成国家政策的过程中，MGK在2014年10月3日发布了一则官方声明，说“合法伪装下的非法组织”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在2015年4月27日的又一次会议后，GM也同样以“合法伪装下的非法组织”的性质，进入了国家安全政策文件(Milli Guvenlik Siyaset Belgesi, MGSB)的内部威胁清单。最终，2016年5月26日，MGK第一次把“平行的国家组织”称为恐怖主义组织。

已经为这场公开发起的消耗战的波及范围感到迷惑的土耳其的世俗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沉默，他们相信，伊斯兰主义者的兄弟阋墙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且，在和他的老盟友的公开对抗期间，埃尔多安还和他的老敌人，反西方的凯末尔主义者形成了战略同盟，后者在军方和司法部门依然掌握一定的权力。为此，埃尔多安还公开地与灰狼案和大棒案划清界限，并在2014年和2015年释放了大多数被捕的政客、记者、和退休的活跃军官。

全面战争（2016年及之后）

讽刺的是，之前葛兰主义者的媒体热情吹捧的那两个案件的罪名，如今却被用来攻击葛兰运动本身了：在KCK调查期间流行的“平行国家”这个说法，如今也被用到了葛兰主义者头上。类似地，“灰狼恐怖组织”(ETO)也变成了“葛兰恐怖组织”。在葛兰主义者试图政变之前很久，在2015年3月4日的时候，一份秘密安全报告，就第一次使用葛兰恐怖组织这个词来称呼他们了。这份报告是国家警察局副局长，萨塔尔卡亚(Zeki Catalkaya)写的，报告提到了葛兰恐怖组织/平行国家(FETO/PYD)。第一起针对“FETO-PYD”的案件是在2015年7月22日开启的，而2015年10月28日，土耳其当局就称葛兰为FETO/PYD的领袖，并因此而把葛兰和PKK与ISIS的领袖一起，加入了对恐怖主义者的通缉名单。

根据诉讼，FETO不仅策划了7月15日的政变，还是近年来包括2006年杀死桑托里神父的暗杀行动和2013年盖齐抗议在内的各种暴行和骚乱的幕后黑手。在7月15日后，FETO这个缩写广泛流行起来，被用来指葛兰运动，有时也被用来指法土拉·葛兰本人。和“平行国家”这个词的有限的适用范围不一样，FETO这个词可以指葛兰的所有追随者（甚至同情者），并认为他们都是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16年7月20日，埃尔多安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就给了他和内阁通过政令来治国的权力。与追捕那些参与政变的人相反，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主要针对的，是葛兰主义者，但同时也针对库尔德人和自由派。很快，超过十一万人被拘押，近五万人被关进了监狱。这次行动颠覆了无罪推定的预设：除非被证明是清白的，否则，“嫌犯”就被当作是有罪的。以如此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展开的超大规模的清洗给人这样的印象，即，7月15日那次流产的政变——埃尔多安称之为“真主的礼物”——不过是清洗早就被列上黑名单的公务员和重组国家结构的借口和催化剂而已。在这次清洗中，埃尔多安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越了2月28日进程中的凯末尔主义者。不过，葛兰主义者的孤立无援，和公众对他们的处境的同情之匮乏，也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土耳其社会对他们的接受情况。

更普遍地，这一系列把埃尔多安的战略盟友变成他的仇人的事件，也对土耳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风景产生了影响。7月15日被投射为埃尔多安的“新土耳其”的奠基时刻。然而，在持续的紧急状态中，社会的不和、持久的政治纷争也使这个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存在危机，而对此，唯一的出路，也许就是经历这场危机。

参考文献

Demiralp, S. (2016) The breaking up of Turkey’s Islamic alliance: The AKP-Gulen conflict and implications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Th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 pp. 1–7.

Küçük, C. (2012) Cemaat’in bir kanadı iktidar ortağı mı? [Is a wing of the Gülenist community partner in the government?], Yeni Şafak, 21 June.

Özbudun, E. (2014) AKP at the crossroads: Erdoğan’s majoritarian drift,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9(2), pp. 15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