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大同志公益机构对比🏳️‍🌈

2020 年 10 月 3 日

今年夏天，当我在 HUG拥抱计划 C阶段集训中听阿强老师说“当前中国同志公益机构全职员工，加起来不到60人”时我还是震惊了，作为一个性少数人口约有七千万的泱泱大国……不知会不会像纪录片从《三十二》到《二十二》一样，执笔之时我仿佛能听到这个数字又颤动了。

而据我所知，这60人有半数都在我当前所在地，曾被认为是境内公民指数最高、最像香港社会的城市——广州。

1 如果同运是一场华丽的演出……

因缘际会，回首我竟“异地滞留”广州快满一年时间。

今年疫情期间当过几个月智同场地志愿者，也因参与HUG拥抱计划与同城GLCAC机构接触密切，并拜访了久别重逢般亲切的老友——同性恋亲友会的新址。

对于这三家“扎根广州、面向全国”的中国同志公益机构，我有个很明显的印象，如果把中国的同运（同志平权运动）历史比喻成是一场演出，那么这三家机构分别在做的事情是：

智同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舞台，然后给社群成员发入场券、邀请大家来看这场精彩的演出； 因为智同是一个固定的公益活动空间：杨箕2208，作为“第三空间”（工作和家庭之外的活动空间）来运营场地舒适温馨，除了每周举办舞蹈、绘画、英语角、观影/读书、桌游等文娱活动，也办各类讲座（社群健康、文化教育活动）。对同志而言，这个空间就像一个温柔的避风港满足大家休憩、停泊、彼此链接与被可视化的“刚需”，而且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可以申请带领活动以体现去中心化。

当然智同的服务不只是活动空间，在广州市智同有近十个VCT自愿咨询检测据点，在陕西西安也有智同的分部智同艾防公益中心。另外，智同有一条免费热线可以为全国的同志提供服务（周二晚是拉拉专线），欢迎全国各地的同志拨打。

同城 GLCAC则是为每个同志提供属于自己的舞台，让同志都有表演的机会、做最好/真实的自己 ；同城全称“青少年资源中心”，主要在做校园性/别友善公益。有别于智同的是，同城没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在广州的线下活动通常外包场地，比如6月份“志愿者毕业典礼”我们一起在HappyMonk酒吧和大利食饭公司饭醉。这倒刚好为开辟友善商家提供了机会，也是一种明智的出圈之举。

同城的文化很注重每个人的“充分表达”，主张让所有人都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机会来发挥个人价值，而这种“被看见”的需求正是当代年轻人所极其需要的，因此年轻同志很容易被同城吸纳为志愿者。于是物理空间上的“无大台”反倒是一种轻便的优势。

校园欺凌STOP手册👆https://pan.baidu.com/s/1C-Z_-ZR2yFXlx1Q9j0GkXA 提取码: adyr

亲友会PFLAG为每位幕后人员——也就是同志家长们，隆重表彰和谢幕。 同志家长这个群体的力量当然不容小觑，如前文写道若全国约350万同志对家人出柜、爸爸妈妈们都支持他们的话，就会有1000多万星级盟友，社会影响力倍增。所以我们都知道亲友会微信群人员众多、多到让亲友会已升维成一片公益生态系统（能包容其他友同组织发宣传信息），而且家长与同志都在里面所以群氛围偏正向温和。

同时，亲友会也主张给同志家长 提供舞台/“演出的机会” ，也就是让他们也跟年轻人（社会主流）一样，感受到参与同运、助力环境改变的“高光时刻”，而不致于像多数中老年人一样被社会边缘化——只要是活生生的人类，就会有追求“意义感”的需要，不会是吃喝拉撒的动物。

除上述三大公益机构外，权促会亦是全国知名的机构。在这个比喻中，它有点像是做硬件设施支持（法制政策权益倡导）比如提供灯光、音效、座位；还有我所认识的女友组，跨儿心理小组……这些同志公益机构各司其责，书写历史之余，共同构成我对广州这座“丰饶之城”的记忆🌈。

那么，同运这场演出的总导演是谁呢？

我的答案是，每一位中国公民，包括同志与非同志、决策者/执行者在内的所有人。同志运动和这个由所有人共享/共建的社会，两者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就像公益从来都不只是公益人的事，公益人的作用更多是在带领和激发公众参与公益，有时也替整个社会没机会亲自参与公益行动的人行公益之事。同运也一样，同志社群和亲友们，其实是在替整个社会所有少数/弱势/边缘人群发声，也包括在健康、校园友善、家庭和谐与社会安宁等实质层面做整个社会的保护伞。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公益人在参与公益，所以同运这场演出亦是由所有人共同完成。

潮水般的时代，涌动着的人流，就是这个社会的真实模样……让公益/社会改变成为一种公民可参与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事。

2 建学校，向市场发行信用

第11期《逻辑思维·启发俱乐部》节目提到了“向市场发行信用”概念： 只要教本事、发信用、组社群的组织，都是学校。 这让我头脑中的灯泡忽然一亮💡我想到白先勇小说《孽子》中杨教头从新公园收留同志小孩，给他们提供生活物资和谋生渠道，这不就是一种“向市场发行信用”么？

对杨教头而言，因为选择过纯粹男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不会跟异性成婚、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但他通过“建学校”的方式弥补——教本事发信用组社群，以给年轻的同志小孩提供帮助，此达成了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能 自我和谐地参与/融入到公共生活中 ，完成了公民之于社会的意义感追求。

由此，我又产生了许多超棒的想法：一个可持续的慈善项目，一款广受好评的交友APP，甚至一个优质的同志酒吧、青旅、公益机构（比如智同）……他们在做的不都是这么个事吗：建“学校”，向市场发行信用。

如果“市场”能看到从你这儿输出的都是有信用的人：优秀，快乐，或者只是一个个简单平凡的好人。那么，无论你在经营的是什么，大到国家、企业，小到学校、班级、家庭甚至同志据点，你都会被“市场”接纳和认可，不获得平权都很难。

借机谈一下我经营的公益组织：帕斯堤同伴群。

很早我就给帕群找到了这个定位：阳性同伴的积极生活研究所，致力于帮助阳性同伴获得自我认同、社会接纳和人际关系三个维度的支持。而这一年来我无偿无业（甚至负债）却都在坚持做的工作——社群运营、公众演讲、参与发声、筹建性伴告知创意大赛……概括起来，目的无非就是用各种工具尽力生产正向情绪价值。

为什么要生产正向情绪价值？

因为要想让这个“市场”（全社会/普罗大众）不再以歧视、偏见和污名的眼光对艾滋感染者施以结构性压迫/ 排斥，我们得向这个市场“发行信用”（让一部分感染者状态先积极起来）；而我以我的工作技能帮助阳性同伴获得上述支持，久而久之阳性也学会照顾自己、且行有余力时自助助人，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变得积极、逐步被“市场”可视化，让社会普罗大众看见HIV感染者也是健康正向、自我和谐的面貌，阳性亦凡人。如此这般，不达成平权的目的都很难的吧？

艾滋感染者群体如此，同性恋、性小众亦是如此。我们无需「跪求异性恋包容同志」，我们先组社群自己玩自己的（就像智同/同城/亲友会现在所做的事），“让一部分同志先快乐起来”，然后向市场输出快乐的、自我和谐的人，是至关重要的事。

3 想做两件"冒险"之事

上周我在群里看到张尧Yaoroc导演多年前的纪录片“一个人的一天”系列之《一爱滋病感染者的一天》（http://www.56.com/u38/v_MTI1NTY0MTQ3.html），遂转发到朋友圈，有朋友打趣说“当初的龙套黄豪杰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NGOleader了。”

这条评论令我感慨万千。

黄豪杰和成都米尔克Matthew都是从同城GLCAC的培训（像现在的 HUG拥抱计划一样）中出来，逐步成为公益人的。2017年在香港同志游行初识黄豪杰时觉得其貌不扬，之后的交流能感觉到他有种坚定不渝的“钝气”。

现如今，他所带领的武汉同行受到各界表彰，尤其是今年他们在武汉疫情期间的辛勤工作。当时我在广州通过微信帮转介湖北封销地区的求助者，看到他们群忙碌的统筹都感到喘不过气。

而更让我感慨万千的，是去年初因政治异见而被限入内地五年的Ken仔张锦雄。

这两天我在腾讯视频上找到一段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录播视频，是前些年淡蓝公益用综艺娱乐形式做的一期普及艾滋知识的节目，邀请Ken仔和作家王泡小泡当嘉宾。在节目里Ken仔插科打诨让人捧腹，讲的内容却包罗万象，几乎 涵盖了现今我在各个阳性群看到的，大家热烈关切、反复提及却未被很好地解达的所有疑问 ，例如“怎么向自己喜欢的人出艾？”“胃溃疡者吞精会不会被传染？”“为什么我戴了套还是被感染？”

虽如今他在香港当选议员、实现了多年前的从政理想，但我国125万现存艾滋感染者平权公益事业也因他人身限制入境而停滞，实在是惋惜……

回想当初，我是在他来北京做公益演说时，讲解UU测不到不传染之后才开始服药的，服药后第二个月即病载测不出。我把检测报告发给他，他说“恭喜你重生了。”

之后我的人生就没有不乐观的理由了。

他曾说，如果有天艾滋治愈的技术普及，他会去各个城市巡回办“庆功宴” 。最近出来好多关于艾滋治愈的新闻，每每看到我都会想起他的话……

去年我延续他带领帕斯堤同伴群的工作，现在想来，其中一个朴素的原动力，就是希望三年后限令解除之时，他还能重回内地扶持国人的艾滋公益吧。

——言归正传，上面叨叨的都是些近些日子的所思所感所悟。

今天发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下面两件事情。

先分享两张照片：

这是我9月8日上午用另一个手机拍的。我的微信因“腾讯99公益日”期间劝募信息过载而闪退，直到我关机清理手机系统数小时后才重启微信。

虽然我知道，社群朋友对99公益日的轰炸式宣传怨声载道，但我更多的感受是为公益人、劝募志愿者感们感到心疼。职是之故，我更能明白为LGBT服务的资金之拮据——境外资金不能拿，境内企业赞助约等于零，政策上都没明确承认中国人有LGBT所以也没钱给，其他像艾防的钱都是定向资金只能用于特定服务，因此为LGBT服务的钱确实目前只能从向LGBT社群筹款来获得——其实，这种筹款像是一种“不强制的纳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而今年腾讯少得可怜的配捐，社群的不理解和国人公民教育薄弱问题，更让劝募工作变得费力不讨好、雪上加霜。

作为帕斯堤同伴群的“实际控制人”，我在今年99公益日前就想写一篇文章，宣告我的一个决定： 帕斯堤同伴群将不会向公众募款 。事实上，自一年多前我开始做帕群公益工作起都从来没为帕群向社群发起过募款（倒是有几人听说我一直没收入主动打钱给我，实在是很感谢）。

上面第1部分末尾我提到， 让公益行动成为一种公共生活至关重要 。去年99公益日期间我的一个工作经验是在北京无国界爱心实习、并协助99筹款项目，我发现HIV感染者的一个特点是不能很方便地将艾防主题的一起捐页面转到朋友圈、以发起公开劝募、带动社群参与。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因为怕泄露隐私，怕艾防主题的筹款页面会让人产生负面联想。这种恐惧甚至会让感染者因担心留下记录而连捐款都不敢（当然这也是由于还不熟稔「捐款页面可勾选惹名选项」这件事）。

由此可见，现今社会的环境和氛围，让作为公民的HIV感染者依然无法公开参与艾滋公益，让公益劝募行动成为公共活动的一部分……但艾滋疫情和新冠一样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受益者爱害者皆是不分男女老少直同的所有人，而仅由感染者或男同社群这小部分个人来分担出资集资之责，是十分不公平的事。因此最该承担这个责任的首先是公权力，就像我国落实得还不错的「四免一关怀」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帕斯堤同伴群的线下活动参与者，也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HIV感染者，通常不方便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个人信息分享会后总结，而帕群在各地建立的支持小组又是仅邀请参与过线下活动的人加入。因此，向公众和没参加过活动的阳性同伴传达、解释我们的工作成效果是件困难的事，比如我会听到吃瓜群众认为帕群是专门“用来吃饭的组织”，或者认为“全国各地出差产生住宿交通费，让投入产出成效不成正比”。

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沟通成本上，不如放弃解释安安心心做实事。所以这是我决定让帕群不参与公募的两个原因。

目前，帕群在出差工作期间有固定月捐人做赞助，所以今后依然有机会在各地开展焦点小组、助人者培训等活动。未来我也会积极地录求公益/慈善基金会、企业赞助方、甚至公权力机构作为资方，这也是阿强老师教我的——让尽可能多的资方作为背书。

虽然我的组织不打算凑公募的热闹了，但是我个人十分乐意代表我自己，帮助我认可的公益组织、机构向公众募款，以使同志公益这片生态生长得更好、更健康。

所以做完上面这第一件事之后，下面我要做第二件“冒险之事”——端上两个长期有效的"捐款箱"（二维码页面），而且是分别为两家不同的机构筹款的捐款箱，智同和同城GLACA：

【智同】

之所以想帮智同公募，是因为我作为志愿者有段时间和几位全职员工一起在办公室办公，深知智同各项工作开展之艰辛。尤其是疫情隔离期间，社群的线下活动也停滞很久，连HIV检测服务也只能快递寄送居家进行。

而主管叶贝贝一直是十分有理想（也有品位）的公益人，在他脑海中智同的服务网络将覆盖全国、而不只是在广州西安。而且叶贝贝十分关心社会底层同志，在疫情期间他一直商量想开设花都区分点，因为那里劳工和低收入群体最多（相对是艾滋更易感人群）也希望把场地作为一个同志活动空间来经营，让男同不至于在更不安全的公园、森林的据点活动……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都需要社会各界的众筹支持。

在成都米尔克、上海骄傲节纷纷宣布关停的当今，能让一家同志公益机构在政策氛围愈加收紧的广州存在十多年，可想而知有多不易，智同要做的不只是照顾社群，更要照顾好政策层群体，能做好这一点的公益人，在我心目中真如同超人般厉害🦸‍♀️

另外，这个一起捐页面来自志愿者皓皓，之所以我要用他发起的页面，不只出于支持好朋友的义气，更因为我所知道的他做过诛多事情。他本人是广东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现在有自己的工作但业余一直在网上、Blued上公开阳性身份义务当HIV咨询员，虽然他收入不高却是同城GLCAC、权促会等多家机构的月捐人，也常来智同带领阳性社群线下活动。

还有，今年三月疫情隔离期间，我和他、志愿者孝孝以独立志愿者身份参与救助低收入病危感染者阿伟，我把筹款文章发出并找几个媒体转载，短短两周筹到了1万4千元善款，帮阿伟在八院住院治疗、两周后顺利出院，之后还用善款扶持了一个月gap期食宿以助其康复，然后阿伟顺利找到工作并过上正常的生活，目前善款中依然剩一千多元余额……这个救助过程中我了解到，在此前他个人竟为阿伟津贴了近两万元来善款，他和阿伟非亲非故、他自己也并不富裕，做这件事在我看来挺不可思议的。

前两个月，他又和孝孝、海风烈医生（八院感染科医生）一起参与发起另一位艾滋病人阿华的救助筹款，目前阿华已接受第三次化疗并修养中。前段时间我听皓皓透露，他用自己的积蓄借了阿华近两万元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向公众一点一滴筹款的工作繁冗而漫长，危急之时还不如自己先贴钱帮求助的人渡过难关有效率。

这些他做过的事，我希望被更多人知道。所以，也希望他在筹款中获得更多表彰。

另外，也想借此机会对皓皓说几句话：

你总说我很理想主义，比如救助阿伟时我一直想着借由这个成功案例设立“小额慈善基金”来帮助后续遇到的、像他一样需救助的感染者。可其实，我并不是个理想主义者，我甚至比一般人更务实、更现实主义……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描述我所经历过的人生、我所看过的世界，让这些想法在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中并不是理想，而是只要我们有志者“拧成一股绳”一起加油去做就能做得到的现实。何况，在两周时间内向公众募到1万4千元、帮一个艾滋病人从奄奄一息到活蹦乱跳，这件之前看来很理想的事，现在已经是事实了！而这，是我们共同打完的一场漂亮仗。未来，我知道还会有很多“仗”要打，我们现在到广州八院住院部看看都能有像阿伟一样的人，而要想让他们都获得阿伟一样的救助，我知道该怎么做，但也知道不可能凭我一己之力就能做到。希望在助人这条路上，我和我们都不会是孤单的，希望到胜利之时有更多同行者一起感受被表彰的荣耀！

我是个不善于提出求助的人，但这些日子你给过我许多情感上的支援，很感谢！

【同城GLCAC】

坦白讲，这里为同城机构筹款有那么一点私心，就是能完成我 HUG拥抱计划D阶段的任务——完成4场活动（生命故事分享/校园演讲、线上分享等），募款到上述金额。

在B阶段中我完成三场线上分享的任务并筹到当时的募款任务500元，过程顺滑得得出人意料。经过种种历练，我也有信心，能在继续为公众与社群同志输出价值的同时完成D阶段任务，最终普级到E阶段。

另外，关于校园性/别友善公益，我想聊一点我个人的经历。

在小学阶段我曾因为自卑、讨好心理，本身性格内向却想哗众取宠，所以时常会刻意假扮出很“娘”的举止表现来寻求融入集体、显得无攻击性，不想当时班级同学完全是社会达尔文田园男权主义氛围，结果就是我被取了个很难听、且毫无幽默感（但不知为何他们却总笑不停）的外号叫“老变态”，他们也不再跟我玩游戏，后几个学期在霸凌中渡过。

还有一个经历，是我上大学时的第一次性行为中感染艾滋，这我在前几次 HUG拥抱计划的演讲中有分享过。事后回想，如果当时我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直男/天主教徒）表白后，他的反应不会那么的拒斥、而是友善地拍拍我肩膀友善地说：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你放心，我知道同性恋很OK” ，我想那个寒假我也就会更爱我自己，不会发生那一次没有爱的性行为了。

前年此时，金秋十月，我参加的台北同志大游行主题便是性/别平等教育，在那个我生命中最震撼的场面中，我深切感受到凌绝顶在一席演讲中说的话：“路边的孩子长大后，无论是否发现自己是性小数，当他回想起曾有十万人上街支持自己的这一幕，他的内心会感平静、有力量。”

这，就是性与性别友善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