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萃英门到夹边沟，化学家陈时伟走过怎样的路？
写在前面的话
陈时伟先生是1907年生人，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时，正值生命的盛年。算下来，今年是陈时伟先生110周年冥诞，也是他受难60周年。
陈时伟先生和夫人左宗杞女士都是知名化学家，留美学人，陈先生又做过兰州大学副校长，但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是在1978年平反昭雪之后，陈先生也是身后寥落，似乎一直未见有门生故旧编印纪念陈先生夫妇的文集，似乎也很少见到有人专门撰写回忆陈先生夫妇的文章，兰大档案棺做的“萃英记忆”工程，兰大前辈回忆往事，对陈先生夫妇多有提及，但大都是片言只语，语焉不详。
身后之名，于陈先生夫妇来说，本来也是虚妄的东西。但是，陈时伟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想到陈时伟先生，我常常想起徐贲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
一位以色列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以前曾指挥过的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有一名以色列士兵被自己人误杀。当问及那名士兵的姓名时,军官说他不记得了。这件事情的报道在以色列引发了许多公众的愤怒。人们责问，这位军官怎么这么容易就忘了士兵的名字。他只是普通的健忘,还是犯下了道德过失呢?
许多往事，需要记住，不能忘记，这是一种基本伦理与责任。
这些年，我因写兰大《星火》案前辈，触摸到反右时的兰大历史，看到了陈时伟这个几乎被兰大遗忘的副校长，在写了《副校长陈时伟之死》、《陈时伟在夹边沟》之后，还想继续用寻章摘句的办法，写一点陈时伟在兰大的时光，纪念这位赍志以殁的优秀科学家受难60周年。也想抛砖引玉，期待陈先生夫妇门生故旧、亲朋好友为陈时伟、左宗杞两位先生一生行状，留下更多的纪录。
（一）
1949年年初，化学家陈时伟、左宗杞夫妇结束在美国的访学，绕道越南，经昆明抵达重庆。此时，故国已是风雨飘摇。
化学家曾昭伦不愿让自己的高足被当时的教育机关抢运到台湾，所以向远在西北的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举荐陈时伟夫妇。他们到兰州，是在1949年的3月，多年之后，左宗杞曾对江隆基先生讲过他们到兰州时的情景：
我们坐飞机到的兰州，兰州没有公共汽车，就租了人马车摇摇晃晃十多里，才到萃英门。门口马步芳的兵还架着机枪，不让进。我也不客气:
你知道我是谁吗？左宗棠的后代，从美国回来的，叫你司令官来。
陈时伟夫妇来兰州前前后这段经历，这里是援引的是作家王戈、王作人著《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中记载。
陈时伟夫妇正赶上“国立兰州大学”的草创期，1945年12月，抗战胜利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做出在原甘肃学院等基础上组建国立兰州大学的决定，并于1946年3月任命著名教育家辛树帜出任校长，
辛树帜是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他接受任命西进兰州时，中国上空已是战云密布，他在1946年6月26日向教育部提交《办理兰州大学计划大纲》时，国共内战恰在这一天全面爆发，但是，他仍有条不紊按百年大计推进兰州大学的建设计划，一手建大楼，一手聘大师，任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物价飞涨。
当时的兰州，近乎化外之地，但因为有辛树帜这样一位校长，初建的兰州大学一时大师云集，顾颉刚、史念海、水天同、盛成、徐褐夫、程宇启、段子美、聂崇礼、王德基等，都是一时之选，要知道，那时不是计划经济，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被政府强制征招到兰州的。前段时间看到有媒体兰大人才流失的报道，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陈时伟和左宗杞此前已是颇有成就的化学家，由于有曾昭伦先生的推荐，到兰大伊始，颇受辛树帜校长重视，陈时伟担任了理学院院长，左宗杞则出任化学系主任，夫妻俩人筚路蓝缕，为兰大化学系此后的卓著声誉开始了艰辛奠基工作。兰大的萃英门时，都没有自来水，化学实验用水量大，左宗杞经常带着学生赶毛驴车到黄河里拉水，拉回来倒进大缸里，加明矾沉淀。
但是，陈时伟夫妇在辛树帜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足半年，1949年8月，大军进城，山河易色，新政权于1949年9月派员接管兰州大学。据《兰州大学校史》记载：
“辛树帜校长对兰州大学的发展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因有人反映他有比较重大的政治问题，故未能继续留任，不得不离开学校。”
代表新政权接管兰大的辛安亭先生，是中共党内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兰州大学校史》中说他带员进驻兰大后，“为人和气，务实低调，很快获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谅非虚言，辛树帜离任后，他以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执掌校务两年，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接管进行得应该算平稳有序。
但是，1949，于国家和兰大，都是石破天惊，不可能波澜不兴，加之辛树帜校长被政治抹黑后黯然离任，兰大原有平衡被打破，师资派系矛盾很快激化，张克非主编《兰州大学校史》中记载说辛树帜校长离任加据了兰大师资的不稳定：
“1950年8月，还发生了多名教授和老师因职务安排等问题集体离校去北京上访的事件。”
而在1957年，在反右最高潮时，《甘肃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陈时伟在兰大想干什么？》（记者顾雷）的一篇文章，说：
1950年暑假时，兰大发生了以陈时伟、左宗杞（化学系主任）为首的几个教师出走的罢教事件，企图使学校开不成课，煽起学生对党的不满……
通过多方资料综合判断，兰大校史中记载的50年教师时京上访事件，与《甘肃日报》报道中提到的这起事件应该是同一件事。反右时的官媒报道，当然要极尽抹黑之能事，这几位老师利用暑期进京上访，应该说不存在罢教问题。笔者也从兰大一些前辈处得到证实，1950年时，确实有过一次“五教授进京上访”（具体人数说法不一）事件，据这些前辈讲，当时陈时伟等从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受到一些派系的排挤。此事过去很多年了，笔者始终没有看到更多具体的材料，但是，至少但辛树帜校长离任后，陈时伟夫妇在兰大境遇逆转，工作非常不开心，一度萌生去意，看来应该是事实。
“进京上访”事件，在当时颇受当局重视，江隆基还曾以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来校调停处理。而在8年之后，他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任兰州大学，这是后话。
1951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曲正代理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代理兰州大学副校长。
这项任命是在陈时伟夫妇等教授进京上访事件发生半年之后，应该隐含有抚慰之意，到这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曲正、陈时伟担任兰州大学正副校长。算下来，陈时伟是兰州大学建国后首任副校长。
这年，陈时伟44岁，他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高度。
（二）
1956年，23的李吉均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兰州大学读研究生。这位著名的冰川冻土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清晰记得当年的副校长陈时伟参加他们研究生与导师座谈会的情景：
因为当时研究生的人少，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那个时候（1956年）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很愉快。到1957年我们研究生还自己出钱宴请自己的导师，把所有的导师都请来，到邓家花园去搞座谈，邓宝珊（当时的副省长，民主人士）听说研究生在邓家花园搞座谈会，所以他也来了，这样大家还有机会跟他谈话。我们还请来了陈时伟，当时的校长，左宗杞的丈夫。当时我们互相对答，很和谐、很愉快。当时陈时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四十几岁，你们也就二十几岁，我们互相之间不应该是师生关系，应该还是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他能够放下身段，很和蔼，我觉得还不错。
这是李吉均先生2013年11月接受兰州大学档案馆“萃英记忆”访谈时的回忆，发表在兰州大学新闻网上，编辑对文稿没有做太多整理校勘，文中几个地方不太准确，而文中提到的邓宝珊，他不是副省长而是省长。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爱国军人，冯玉祥旧部，1949年后出任甘肃第一任省长，邓家花园是他于上个世纪30年代购置的私人别墅，1949后，他仍在此居住办公。而陈时伟此时，是兰州大学的副校长，不是校长，这应该是谈话时口误。
李先生这段回忆，是一幅非常温暖而生动的画面，是一篇简洁的人物小特写，映照着反右前中国社会难得一段小阳春，陈时伟此时受命担任副校长，作为一个有着社会使命感的优秀科学家，也正在努力适应新执政者，勉力尽职尽责中。《江隆基最后十四年》一书中记载，时任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有如下回忆
陈时伟不脱产，又教学又科研又搞校务，特别搬迁那几年，没白没黑连轴转，还不停地跑北京，到教育部找曾昭伦要钱要人要设备。
著名化学家曾昭伦，是陈时伟夫妇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1951年初，也就是陈时伟出任兰州大学副校长之后不久，曾昭伦从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任上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
与曾昭伦的师生情谊，应该对陈时伟做副校长有加持作用，那段时间百废待兴的兰大能从教育部获得更多资源，陈时伟应该出力不少。
不过，50年代，民国时期成长的起来的一代知识精英，即使被拔擢到显要职位，工作中都有许多难言的苦衷。陈徒手先生《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用大量详实史料，写尽了马寅初以非党人士身份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有职无权的窘境，而此时北大的党委书记不是别人，正是兰大历史上最受尊崇的江隆基，在中共教育界高级干部中，江隆基已经是一等一的开明人士。
马寅初在北大只能做“点头校长”，陈时伟在兰大的处境可想而知。
陈时伟做副校长时，兰大的校长先是曲正（1951—1952任职兰大），后是林迪生（1953—1958）。曲正是留德的微生物学家，在兰大任职一年多后调任北京医学院工作。林迪生于1953年3月起接替曲正担任兰州大学校长，他早年留学日本，1936年去了延安，担任延安各类学校负责人，也算中共党内资深教育家。兰大许多人回忆林迪生，说他作风廉洁，生活简朴，而且从现有史料看，林迪生在兰大反右时身为校长，但并不特别积极主动，这从他后来拔白旗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即可看出。
但是，不管曲正也好，林迪生也好，俩人都是在延安浸淫日久的所谓“革命干部”， 精神气质与陈时伟这些人大异其趣。他们纵然也是“教育家”，但教育理念与陈时伟这些从欧美归来的教授，恐怕天差地别。兰大坊间有一个传说：林迪生到兰大后，曾放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就是一进校门两边两排窑洞……”
《江隆基最后十四年》一书，则借林迪生本人的口，把大学与窑洞的故事，讲了另一个版本：
我看他（指陈时伟，本文作者注）实在太累，就劝他别跑啦休息休息，说我们在延安时窑洞里都办大学，现在几百亩地盖了这么多楼，够好啦，知足吧。他说我土八路，不懂现代教育。开玩笑说的，我都没当回事，却成了最严重的一条。
这两个故事版本，当然差别极大，但林迪生从延安带来了浓厚的“窑洞情结”，应该不假，加之1949之后，到反右前，这段时间政治运动频仍，林迪生与陈时伟这样两类人面对政治运动，完全像来自不同星球的人，长期在一起工作，形成一些芥蒂与龃龉，在所很免。
（三）
1957年2月，陈时伟作为兰州大学副校长，高级知识分子，在北京参加最高国是会议，现场聆听了最高领袖那个著名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正式发表前，曾以录音形式到处传播，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截然不同，听过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
陈时伟显然也受到感染，回到兰州后，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传达会议精神，还接受新来的校党委书记刘海声指派，担任了兰州大学鸣放委员会主任。
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噩运，就此开始了。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和煦的春风”会把他吹进人生的冰窟里。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中记载，江隆基问林迪生陈时伟夫妇在鸣放中说了些什么时，林迪生说：
“我到现在想不起他们放了些什么，俩人都是搞业务，基本不问政治。”
这时，林迪生因反右后期被拔了白旗，住在医院高干病房闹情绪，此时说起陈时伟，可能有意轻描淡写，因为说陈时伟夫妇平时不问政治，显然也不是实情，陈时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政治热情也是有的，这从他1955年在兰州大学牵头组建九三学社就可看出。但是，有政治热情，也真未必有心做政治反对，陈时伟夫妇在鸣放中的言论，即使看当年《甘肃日报》记者顾雷那篇杀气腾腾的《陈时伟在兰州大学想干什么》的报道，似乎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陈时伟说：“个别高等学校党员负责同志不了解学术工作的艰巨性，不了解科学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有意识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麻烦，甚至打击排挤科学家。”……
左宗杞说：“学校党委中内行不多，一有偏差就容易造成全面错误。”陈时伟便说兰大“进步迟缓、生气消沉、人心涣散、学术空气稀薄”，以证实左的话不错。这一批人把兰州大学的工作说得非常糟，把兰大的党员形容得一个钱不值以后，接着公开提出了以教授为主成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校长。
这时，兰大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理想的领导人：校长朱子清，第一副校长陈时伟，第二副校长……”
甘肃日报那篇报道中也说：“在学校里流行了一张改组兰大领导人员的名单，其中有陈时伟而没有林迪生、陆润林了。后经调查，这个名单出自同陈时伟相近的几个青年助教之手。”
可能真正刺痛兰州大学当时主事者，正是这份名单。这些事情，都折射着陈时伟担任副校长时在工作理念等问题与当时学校主要主负责人之间产生的芥蒂。于是，随着引蛇出洞阶段结束，主事者撤下微笑的面具，大棒朝着陈时伟等人劈面打来了。
兰大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在他的未刊印回忆录《炼狱归来》中记述了兰大党委组织批斗陈时伟的盛况：
批斗陈时伟先生的会在〈至公堂〉进行。屋内屋外的墙上到处贴着标语，全用的“粉碎”，“打垮”一类字眼，陈俨然一个杀人凶犯。〈至公堂〉只能容纳百几十号人，参加批斗会的人都是事先挑选好的，谁主持，谁开头炮，谁重点检举揭发，谁领呼口号，在刘海声亲自指挥下，一一布置到位。屋外，隔着玻璃窗，有不少学生围观。
……
陈先生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连错误也不承认。连续几天，收效甚微。批判会改在昆仑堂召开，扩大范围规模无非是给陈更大的威慑和精神压力。虽在刘海声督阵下，批斗会总有不尽人意处，始终没能封住陈先生的嘴巴。……有人批判陈先生买空卖空，不学无术，同样遭到他的驳斥。只见他愤然离座，从家里抱来一摞科学专著放在讲台上，气得发抖，不再吭声。事实摆在那儿，此时无声胜有声。
陈很“顽固”，刘海声和党委不乏治顽之术。接着把陈的夫人、化学系系主任左宗祀先生也划为右派，白天开会批斗，夜里布置大量人马将陈左住宅团团围住，轮番呐喊呼叫，彻夜不停，使他们夜不能寐，意志瓦解，不战而降。此谓“精神战”或称“疲劳战”，陈左夫妇只能受着，熬着。
兰州大学经济系刘天怡教授的儿子刘东平先生，则援引他母亲白朝莼的回忆，在博客中记述了批斗陈时伟现场场景
昆仑堂，副校长陈时伟头也戴高帽身挂木牌站在桌子拼成的高台上，身后的反右积极分子现物系助教朱选强按着他的头，台下的拳头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
校园里贴满了“粉碎右派分子陈时伟的反党阴谋!”“坚决打垮大右派陈时伟的反动嚣张气焰！”一类标语，刘东平先生的博客文章也提道他母亲白朝莼回忆说当时校园里除了大字报、标语，还有针对陈时伟夫妇的漫画：
我对大字报中的两张漫画记忆犹新：一张是陈时伟拉胡琴，左宗杞双手搭在胸前唱：“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一张是陈时伟身穿元帅戏服调兵遣将，帐下的几员大将中有一个个戴着眼镜，身上写着“刘天怡”三字。
笔者查阅资料时，还居然发现《甘肃日报》在1957年8月23日还登出一篇题目颇为耸动的文章：《不准打人凶手继续逍遥法外破坏反右斗争，兰大教职员工愤怒声讨陈时伟大会请求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报道了1957年8月22日在兰大至公堂由校党委书记刘海声主持召开的一次批斗大会。全文洋洋洒洒近千言，但涉及到陈时伟打人行凶的具体情节，却只有寥寥数字，说一个叫冯敏的受害人控诉说：“本月17日下午1时，陈时伟公然辱骂我们都是混蛋，还举拳打我”。报道称，批斗大会上，中文系副教授刘让言发言“你敢和我们狡辩一月，我们就和你斗争十年。”九三学社兰大支部代表吴文翰还从法律的观点分析了陈时伟打人的性质：陈时伟打人，不仅侵犯人权，要负刑事法律责任。
作为甘肃省委钦定的极右分子，陈时伟在服务兰大9年后，被赶出萃英门，押往夹边沟。
就这样，丑恶的栽赃陷害，间或夹杂着形形色色地丑剧闹剧，一个优秀的化学家在生命的盛年被打落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