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羯座大周期畅想

最近读了《翦商》，主要内容是综合利用已有的考古成果和甲骨文释读，并配合对文王《易经》的重新解读，还原出商朝人祭宗教的基本面目，也根据《尚书》和《逸周书》留下的蛛丝马迹推断周公如何在西周初年致力于抹除人祭行为以及关于商朝这段黑暗历史的记忆，初步确立了为后世遵从三千年的华夏新文明的内核。阅读这样一本书，面对被重新发掘出的古老历史的黑暗面自然感到震惊和压抑，思考礼乐文明有意被篡改的起点如何塑造了整个华夏的精神和历史记忆这个问题，也会带来很多无法简单言说的感慨。但在这些问题之外，一个神秘主义者阅读此书时，清晰浮现在眼前的是大周期问题。

冥王星入摩羯座会引起人们反抗和推翻政府或大公司的渴望，但这种状况25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放在历史长河中绝不稀奇。然而2020年3月开始于全球流行的瘟疫让我注意到一个更大周期的存在，这期间火、木、土、冥合相摩羯座，每出现一回这个星相的周期将近6000年。所以，从上一次出现这个天象至今，几乎就是考古配合文字记载能比较清晰看到的人类历史的长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决定了现有人类历史主体面貌的基本社会结构——父权制的历史中清晰可考的那部分的长度。因此这个天象蕴含的对旧制度结构的质疑和反抗，绝不是每隔两百多年出现一次的局部挑战，它开启的是对一个更加悠久和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的全面挑战。

先来看几个时间点。

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亦即农业产生。学者们推断，农业的产生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带来财产观念的转变和两性分工模式改变，进而是两性关系改变，换而言之就是女性地位逐步降低，男性的地位与权力大增。可以说，父权-男权制社会结构在大约1万年前的农业社会形成期产生了。这个时间点可以对应为距今两个火、木、土、冥合相摩羯座的周期，因为1万年并非一个确数，且从一个大周期的节点来临到一种制度巩固也需要时间。

第二个时间点则是，人类总体而言大约于公元前3500—前3000年左右（距今5500—5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也是进入城邦时代。关于城市与国家形成的时间，每个地区发展速度不同，中东地区较早，大约在公元前3900年左右（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进入普遍城市化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左右）文字出现时则进入城邦时代。距今6000—5500年正好又是上一次火、木、土、冥合相摩羯座（以下简称大周期）的时间或此星相之社会影响显现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对已经产生并发展很久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结构带来什么致命影响呢？华夏的古史正好提供了例证，下面的时间线索是中国考古发现的基本线索，但直接借取自《翦商》。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距今4000年前，华北地区各小型古国陷入沉寂，部落间的冲突现象已减少，长江和黄河则了无生气。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标志着华夏土地新石器时代的末尾。龙山时代结束以后，洛阳盆地才成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温床，华夏的青铜时代也始于此时，亦即夏朝开端之时。华夏的青铜时代比西方的青铜时代晚出现一千年左右，但夏人不是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该技术推测是西传而来，尽管如今无法追踪传播轨迹，所以不应将华夏的青铜时代为视为独立于人类总体青铜时代之外，而应视为大周期开始后的一个阶段，且可以推断早期社会面临的大问题是类似的，哪怕在中观层面有时间差异。

代表夏文化的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前后相承，距今约3850—3500年。夏朝存续的约四百年间（包括新砦一百年和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也考虑定年有误差），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起来，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从此破解了石器时代古国繁荣不超过二百年的难题。当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便会遭遇贫富差距带来的底层起义，而上层使用的玉兵器战斗力不会超过下层使用的石兵器，结果是玉石俱焚，一场战争会令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毁于一旦。但持有青铜兵器的人在这种反抗战争中占有绝对优势，得以保证国家延续，二里头三期也显示出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但还能延续到四期，就是靠成熟的青铜技术续命。

由华夏的例子可以看到，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后的第一个大周期末尾时面临的挑战是石器古国或大型城邑、城邦无法持久存在，会因一场战争而灭亡，更别提有机会整合为更大的社会组织。而青铜时代的到来克服了此种难题，为以男性为主导的农业社会提供了更稳固和更强大的组织形式。所以，人类在距今55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正是在上一个大周期的节点时分开始了一轮有利于推动农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变革。农业社会持续上升，自然就是有史可载的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但青铜带来国家形态的稳固和扩大的同时，当然带来无尽的战争和冲突。考古显示出的南方稻作区的和平与协作没有使人群的规模扩大或持久扩大，反而是冲突与战争创造了国家并使人群扩大与集中，这违背现代理念，但在人类的主要威胁来自大自然且大自然的丰茂程度并未受到人类活动致命威胁的年代，这也许就是人类文明的必选项。

一个周期开始了，就会有一个上升期和登顶期。如果我们接受距今6000—5500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大周期，那么就可以接受该周期的前半段（设个范围距今6000—3000/2800年前吧）都处在上升期，但由于远古地域间交流缓慢（不是没有交流），不同地区的快速上升期肯定不同。《翦商》分析，夏人趋于保守，二里头古国直接统治的区域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因此，夏朝虽然依靠青铜技术保持长期稳定，破解了一千多年来古国兴废无常的难题，但二里头-夏朝仍是个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也就是古国和王朝之间的过渡状态。商朝（早商）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王朝，开国二百年时，商的统治范围已经超过夏10倍以上，包含无数语言和风俗不同的族群。新砦-二里头古国在这个大周期的上升阶段，继之而起并继承了二里头的青铜文化和稻作文化的商朝更是处在快速攀升期。考古发现二里头最后半个世纪里出现来自豫北下七垣文化和山东岳石文化的陶器，这轮变化发生在距今约3550年时，正是史书中商汤攻灭夏朝的时间。公元前1046年（以2020年为准则距今3066年时）牧野之战，标志着商周易代，则商朝正式存在时期近五百年。这五百年间，商人把人祭立为国家宗教，残暴嗜血的野蛮血祭宗教在中华腹地横行无碍，今人回看这段历史（不管是出于篇幅、文章主旨还是出于精神影响，我都不在此引述考古发现的人祭具体内容，有兴趣请直接参看《翦商》），不仅难以忍受，大约还会忍不住质问一声“天道何在，天理何在？”然而理解了这时期是一个大周期的上升期，且这个大周期属于父权制社会结构经历挑战后的稳固成熟期，我们也只能接受这就是那时期“天道”的彰显。至于中国传统中的“天道”究竟何指，我从医家和儒士所接受和运用的“天道”中感受到，它对应于太阳系法则而不对应于更高的“神意”，天人感应正是承认太阳系大大小小的周期律对人的影响。既然是无人格的太阳系法则，它确实是有善有恶，或曰无善无恶。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漠然处之，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甚至我们也能从历史中看到，在太阳系周期规律这种“天道”的作用下，提前突破父权制的努力都失败了，比如佛教“众生平等”观念引出的阶级改革无法存活，连佛教本身都从诞生地消亡；又如《新约》隐含的尊重女性、男女一视同仁的信息，后来的天主教会置之不理，只管建立起符合父权理念的管理结构和思想体系。想到这一层，我不由能够理解近1800年前的摩尼为何愤世嫉俗地将太阳系各行星都视为黑暗掌权者。

但另一方面，令华夏的父权制登顶的不是商人那极富原始男性特征的赤裸裸的野蛮和几近变态的嗜血（商文化的男性特征甚至体现在商人创立的甲骨文中，《翦商》提出这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诞生自杀戮掠夺盛行的时代，充满与杀人有关的字），而是西周的创立，是周公的精神改造。周朝翦商距今3066年左右，孔子时代的下限距今2790年，这期间正是礼乐制度创建和成熟的时期，也正在上文设置的大周期登顶的时限范围。周公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并且抹杀相关历史记录，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力求让所有人都开始和平的新生活。独尊嫡长子的“宗法”家族制和礼乐制度为周公初创并在整个西周逐渐发展。礼乐文明是一种比较温情的父权制，也可谓是对父权-男权文化的优良包装，中华文明大体以这种形态持续下去。当然时间久了，冷硬和僵化的内在缺失就必然暴露出来，由帝制两千年的历史可证。但在周公时代，他的改革解决了商人那种暴力血腥的父权制因为过于非人化而无法久续的危机（纣王发展到连贵族阶层也拿来献祭，相当于掏空家底），从此令华夏文明华丽地攀上了父权制的顶峰，并能在高位延续近千年。周公的改革能够推行，首先是因为他的改革不是移除父权制这么超前，继之因为他和西周的统治圈子有共识，有足够的权力全方位推行改革，还因为周人普遍对于商人长期捕猎同族的羌人献祭一事心怀愤怒因而乐意支持改革。周公的例子说明，尽管太阳系法则漠然存在，但人类在太阳系法则特定阶段性的制约下依然可以用更积极和更有人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法则并碰撞出取得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成果。在顺天应时这件事上，如何去“顺”，其实体现了不同的心灵境界，武王周发和周公旦分别代表了两种“顺”的模式。至于如何真正超越太阳系法则，那就要通过心灵的更高追求去拥抱高于这个法则并令这个法则存在的东西，且大约只能是个体事业。

《翦商》在评论周公的成就时，强调他令华夏文明摆脱神权统治而世俗化。这是对比中华文明与别的文明后得出的结论，而将神权统治和世俗化的关系作为标准，也是近代衡量人类历史时的常见考量。但仔细看去，人类整体发展的问题从来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人与外在权威的关系问题。父权制虽然因应了社会经济生活更有效率的需求，但其精神核心就是设立一个体现男权意志的权威并趋于神化，无论这权威是世俗生活中的人，是披着神的外衣的人，还是惟技术论这种抽象观念。不管战争、宗法制还是男性神权统治，华夏与别处仅是父权-男权权威的表达形式不同。无论如何，这个以父权-男权为显见特征的周期迎来了天象上的转折点，父权-男权思维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损害已无法掩盖，反省这种思维也具有了相当广阔的人群基础，今时不同于两千年前。这一刻，太阳系的天道暗示着什么要求？

旧的制度结构显然感知到了世道轮换的挑战，所以紧随大瘟疫之后的这三年，局部战争不断，保守力量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个人精神层面都甚嚣尘上，而关键性事件总是发生在有利于摩羯座维持旧格局的天象时间点。比如最近以哈开战时，正是冥王星在摩羯座最后一次逆行且逆行最远并留在那个点（摩羯座27度53分）的时期。之后一段时间我们感受到了局面的僵持，因为结束逆行到真正顺行前还有一段时间为“留”，直到10月20日冥王星才真正迈出离开摩羯座最后区间的步伐。冥王星今年在摩羯座有半年期的逆行，旧制度结构的维护者们在这期间的勾结筹谋肯定不少见，我们只是在冥王星恢复顺行的时刻看到了一些暴露出来的东西。日前冥王星在摩羯座最后的踯躅似乎更多暴露出联合国这个结构的老态龙钟。父权式制度结构的维护者们野心从不消停，不惜成本，不顾一切，惟独可以无视冥王星进入水瓶座的改革要求。

先是瘟疫，再来战争，而局部的饥荒已经伴随瘟疫和战争而来，天启三骑士这就出动了吗？《启示录》中的末日大约是针对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大周期而言，而该隐建城的故事或许寓意着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前我研究欧洲人认识中国古代编年史时，无论怎么评价17—18世纪发生的那场争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史评价，其实都无法对旧约年代学提炼出的人类历史总长为4000—6000年这个结论本身加以言说，但现在看来，如若接受剔除误差，这个长度正是步入青铜时代至今的历史长度，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大周期长度。再进一步，《旧约》记录的亚当人的历史或许就始于农业的产生——两个大周期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因为亚当来到地球的身份就是农夫。但这么理解与该隐寓意青铜时代开端之间有一个漫长的年代鸿沟需要解释。这一切都无法加以实证，权当一个设想。

回到与我们直接相关的这个大周期吧。也许五六千年前，父权制结构因为可以更好地应对自然施加于人的威胁而迎来了上升期和繁荣期。但眼下这个大周期只凭父权制的自身微调怕是应付不了的，因为地球已经被摧残过度，生命支持系统已经非常薄弱（综合评估参见《人类已打破大半“地球边界”，严重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科研圈”微信公号 2023-09-15，或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h2458）。其实，从上次冥王星入摩羯座以来的约250年间，人类就始终笼罩在大战争和毁灭的阴影下，更加人性化的制度创新缓慢发生，各种回潮却轻易席卷。放在大周期背景下，这个小周期算是阈限时期，而且站在太阳系周期法则的角度，上下出现五百年阈限时期都不算长。但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所剩时间不容乐观。新生的工业文明及支持它的技术理性正是阈限期产生的双刃剑，它为女性的觉醒、被看见和参与社会提供了可能性与工具，但它依然秉持阴阳对立冲突的思维，更把对最根本的阴性力量——地球母亲的压榨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挤压了周期变革的从容性。若说上一个大周期开始时，掌握战争工具和精神控制工具的人成功选择了令人类蓬勃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一次，符合父权-男权-集权思想的工具只能让人类彻底毁灭。这一次反省冥王星入水瓶座的改革要求，必须着眼于阴性力量——地球与女性——的福祉，着眼于阴阳力量的和谐与协作。若错过了冥王星入水瓶座这个窗口期，那么到了冥王星入双鱼座时，鉴于已经存在着无数毁灭性工具，父权-男权独尊的思想包含的阳性力量对阴性力量的无尽蔑视和欺凌、控制与压榨就很可能演变成人类在地球的末日。能不能借着这次周期转换的自然之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制度革新，人类文明是否能踏上新周期，是否能踏上以呈现阴阳协同之力为准则的周期，取决于漠漠人群中有多大的力量择心向善。这个大周期的尾声叠加了海王星回归双鱼座，正指明了新周期如能展开而应有的方向，借用一个一千年来屡次被提及并被一些人预言到来但迄今未见踪影的术语，这方向应当是圣灵时代。假如人类的普遍选择不是指向圣灵时代，那结果会是怎样？当此时期，看到各种套话格式中还在反复使用“百年未遇之变局”，感到有些滑稽可笑。

2023-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