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的上帝与周的天命

感谢《翦商》，把商代的人祭宗教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虽然此书主要依傍已发表的考古成果，材料不原创，但鉴于专业的考古报告一向少人阅读，而且考古学家们在涉及披露人类精神状况的遗痕时常常叙述得简短冷淡，所以由一位历史学家将分散的报告综合起来构成一种生动的历史叙事，这本就是值得敬重的创造。我不打算写书评，只想抒发一下被商人宗教面目触发的感想。

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从残存的史书中只知道商人崇奉“帝”，却不知究竟是怎样崇拜的，也不知这个“帝”在商人心目中是何形象，除了“他”似乎体现出人格化特征。正是这种模糊性开启了明清来华传教士对是否能使用“上帝”之名的长期争议，而若他们当时就知晓如今藉由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解读揭示出的商人拜“帝”的形式与内涵，他们绝不会选择“上帝”这个名词，礼仪之争若仍然发生，也会以不同的路径进行。商人的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杀人血祭的方式事奉“帝”和祖先神，同时鸟作为天帝和商人联系的纽带也得到崇拜。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早已意识到商人有人祭风俗，但还需考古发现呈现出的祭祀坑、奠基坑、灰坑的人骨遗骸，才能告诉我们这种人祭究竟是何种规模、何种程度、何种杀戮方式，才能解释甲骨文中为何最常见和杀人有关的字，且这些字的意思不仅是杀戮，还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假如《权力的游戏》中艺术化展示的欧洲中世纪暴虐已经让你不寒而栗，那么根据考古发现在脑中还原商人的血腥与残忍，恐怕让你夜不能寐。商人虐杀人祭牺牲品时并不是对俘虏所属的部族有什么深仇大恨，而就是以捕猎人牲为目的，就是觉得要不停满足“上帝”和祖先神的胃口（或者是自己的嗜血胃口），无问男女老幼，皆是祭品。他们还发展出一套从肢解虐待到欣赏人牲痛苦死去再到分享人牲之肉的杀祭美学，非人之心，为现代人匪夷所思。此种作为不限于商王族，而是商人贵族的普遍守则，殷都民间的人祭之风与宫殿区一般盛行。看来，建立商朝以后的商人处于一种完完全全被血祭宗教统治的精神状态。作者李硕表示对于细节展示已经相当克制，饶是如此，仍令读者无法克制胸潮。我无意于复述商人的血腥，但是对于他们如何会堕入一种日益无法魇足的血腥崇拜产生了联想。

书中约略描述了商人人祭宗教的发展脉络。人祭是新石器部落的普遍风俗，在华夏土地上，稻作区总体人祭之风不明显，此风在华北则既早又持久，夏都二里头的宫殿区少有人祭痕迹，但冶铜群体就有明显的人祭痕迹。自东夷海滨起家的商人似乎不是生来热衷杀戮，但开国百年后，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晚商（殷商时期）的人祭宗教更加变本加厉。人祭宗教的迅速增长与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扩张带来的大量俘虏构成人祭来源。此外，当先商部族发展为复合型“王朝商族”后，用人献祭成为构筑自我认同的最明晰和便捷的宗教形态，用执行献祭和被献祭区分我们与他们。当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就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这是二里头不曾有的景象。

书中还推断了商人的思维。在商人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曰他们自己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祖先神其实是商王也是各级贵族心目中真正的神或直接的神，被认为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商人自己的生活里也不乏暴力，比如教导的“教”就是用棍子督促孩子学算数的形象，反文旁实是手拿棍子的形象，但在今日都出现在与文教有关的字中，想想是个大讽刺。盘庚迁都讲话中频繁出现的“德”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理念，“德”才被当作一种通行价值观），深刻体现了商人宗教观念和日常观念中充满通过服从、献祭而获得交换好处的意思。而“给好处”的反面就是“降灾”，所以这种观念中同时包含深刻的畏惧之情。

从这些描述中，能看出商人的宗教是以贿赂为取悦方式，以畏惧为控制方式，以杀人为连结方式，这显然是一种暗黑宗教。接受人祭最多的可能是商王历代先祖，帝的位置不明晰。甲骨文中“帝”字的初始含义不明，有人认为是描摹各线条汇合成天地间的中心，也有人认为是一捆支起来进行燎祭的柴堆。但“帝”后来显然被理解为人祭的最高献祭对象，具有人格化意味，与其他部族的自然崇拜对象有显著区别，关于“帝”的这个发展过程无法以历史方式窥知。虽然商人的主要献祭对象是担任“帝”与商王沟通中介的历代祖先，但“帝”也因为先祖的引介而分享了商人的祭品和虔诚之心，因此不能否认“帝”在商人心目中有着实在的最高神地位。如此则可认为，商人确实有意识地侍奉一位暗黑神灵并与之互动，而且不能说这位“帝”无辜亦无奈地坐视子民以错误的方式敬拜他。

人祭这种暗黑宗教为什么会产生？考古学发现只能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存在人祭，且这现象与城市和古国形成、步入青铜时代有时间上的一致。从俗世层面讲，以早商为例，人祭从一些群体（比如冶铜族群）的传统变为商朝国家宗教，比较温和的夏朝风俗却没有传承下去，更文明的埋葬青铜器的改革昙花一现，这都是“野蛮”反制“文明”的例子，统治者向着特定大众需要妥协，并发现了此举有着震慑人心和提高统治效率的益处。从神秘层面讲，未知不是从早期哪位商王开始接受了暗黑启示，信奉了一位黑暗假神（这个过程中也许发生了“帝”这个字眼的所指从一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的挪用），从此世代被这种理念浸染。良渚古国没有人祭遗存，反倒是良渚解体之后，人祭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区多了起来，这似乎表明秩序失落导致黑暗占了上风。其中原因肯定有人类仅凭自身智力发展带来的缺失，包括心灵易受蒙蔽，以及受到直接的黑暗蛊惑时找不到光明的参照便也无力摆脱，更有在黑暗的统治下尝到了触手可及的甜头后甘愿充当黑暗爪牙。

晚商开创者武丁意识到一旦与异族混居就可能丧失商人的宗教文化，所以要让商人族邑自行其是，维持商族旧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武丁的这种认识说明，他似乎知道随着人群混居，人们可能倾向于选择更文明的方式（早商末期有一场受江汉文化影响的废除人祭宗教的改革，但失败了，带来王室衰落和混乱的中商时期），而他要坚持黑暗传统。看来，商王朝的发展思维就是要以违反人类应有发展方向的方式来维持一种有威慑力的统治，并将这种威慑统治权分散给各级小统治者。对充满黑暗特质的统治权的渴望压过其他，这是心灵被黑暗占据的明显特征。暗黑的心灵会传染。殷都考古显示，伴随着商人聚落规模扩大，人祭和随意杀戮现象同步增长，并在殷墟末期达到顶峰。且无论王室还是民间，都把献祭当作一种公共的仪式和典礼，从使用刀斧的操作者，到各级看客，都从这种血腥展示中获得满足感。商人献祭的典礼化展示和商人对人祭之“德”的虔心信奉大约在纣王盛装自焚那一幕中到达顶峰，纣王相信自己进行着一场最高级别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从此他会成为有上帝神性的“帝辛”，再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然而这个心灵黑暗的“王朝商族”并非落后部族，却是一个文化和技术先进体，商人创造了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了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战车，还探索了古中国诸多地域，甚至充满工匠精神地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这些技术和文化优势显然既有控制力又有吸引力，不难想象顺势发展的历史可能就是华夏子民持续浸染在“王朝商族”的暗黑理念下和文化自豪感中。商朝统治者的血腥和民众的血腥协同共振，正是黑暗宗教能轻易腐化人心、助长心中恶的一面的实例，因此不敢多想华夏历史顺着这条线索一路发展下去会是什么面目。幸好历史迎来了夏商易代，且关键不是朝代更迭这种被视为历史必然的事件，而是出现了文王和周公这两个不能被框入“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他们划破了商朝暗黑的精神穹幕，将另一条道路呈现在华夏先民眼前。

《翦商》的另一个重点是力图还原周公旦的精神改造和宗教改造，这过程中也通过对文王《易经》的解读让人一窥文王的精神世界（以及商代人祭的细节），还通过周初文献残篇评述了周公、武王和文王的精神世界差异，其中也多令人浮想之处。

文王热衷研究神秘事物，积极学习各种占算技术，最终在易卦演算中窥见了世道不常、翦商可成的信息，伯邑考被献祭并分食则是文王坚定翦商之念的重要动因（书中根据《易经》内容推测文王一家目睹了伯邑考被献祭的过程并参与分食其肉，且这是纣王测试文王忠诚度之举）。回到西土的文王自认领受了天命，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他将商人这个至高神“上帝”引入周人的信仰体系，但重新界定了“上帝”的面貌，《诗经·大雅·荡》记载的上帝是一位居住在天界且富有人格特征的神灵，一直俯瞰大地，观察各国民风政情，对秩序混乱的商朝感到厌恶，对恭谨的周族人决定施加保佑。作者推测，周昌对上帝的很多认知很可能来自他在殷都期间与商人上层圈子的交往，特别是箕子，这些人的观念和纣王有很大不同。文王还利用周族对“天”的崇拜，把“上帝”变成与“天”可互换的概念，如此既能让周人易于接受“上帝”，又能引起商人的情感共鸣。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翦商事业，但似乎没继承文王对上帝的信心。文王的信念源于他的“受命”和易卦占算能力，然而他显然没在与上帝沟通方面培养接班人。结果，伐商之前的武王常被噩梦困扰，大体平定殷都之后则举行了一场完全继承商代传统的人祭大典，他甚至可能计划过把殷都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地屠杀祭天。凡此种种，显示武王对商人的宗教既恐惧又无法摆脱，既仇恨又痴迷，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个武丁王。还好他于翦商次年就病逝，且死前有一线清明，打算让弟弟周旦即位，也许因为他希望周公能找到摆脱商人宗教的出路。

那么周公旦呢？他似乎是非常具有世俗理性的人，从世俗角度立“德”，并顺理成章地建立“上帝”与“德”的联系。他还竭力抹除殷都的物理存在，一并抹除商人对于血祭文化的记忆，重建一套历史解释——夏人、商人和周人无甚区别，王朝更替乃因末代君王德行有亏，终于令商人的宗教文化到了西周末期已差不多全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西周的宗法制和礼乐制度被奉为华夏文明的正朔，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的性情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周公编写的那套以“天命观”为代表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成为华夏精神世界主流认识的起点。周公这场宗教革新和精神改造奠定了一个“性善论”政治-道德体系，同时也令华夏主流精神早早疏远了神性，对于华夏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作者评价说，文王改造了“上帝”或将“上帝”与特定族群解绑而将之推广，此举与摩西把上帝和特定族群绑定恰好相反。在我看来，重点在于文王体认到与商人的暗黑之神绝不相同的新的“上帝”，因此他是挪用了商人这个名称来指自己的神。王朝商族可能已经对先商人的“上帝”进行过挪用（在人们普遍信奉自然神的时代，先商人独有了“帝”的概念，这也令人遐想），文王或者是二次挪用，或者是正本清源。所以，文王与摩西一样，都树立了自己的神，若说此神的覆盖范围，他们当然都希望推而广之，但他们在这方面面对不同的历史际遇。若说区别，则摩西称呼新神时不袭用任何旧名以避免歧义，甚至不采用任何一个确定的称呼，而用了四字圣名这个代称；文王则故意用旧名，恰是为了在商族中引起歧义。这其实也体现了他们推广神的手段有别。另外，书中推测商族已有人对“上帝”有了不同于纣王但或类似文王的认识。倘真如此，则说明他们中也有人与文王类似地体验到新神的信息，文王和与纣王异志的商人贵族实际是投身于一场确立真神的运动，与摩西类似。这大概是个神启显现的时代。

然而武王却不知道，商人的“上帝”同文王的“上帝”不是同一个，他接受的“上帝”观念还是商人那种。这大约正是文王过度谨慎而未对儿子们充分启蒙所埋下的祸根。武王在不晓得文王的“上帝”的情形下，出于对人祭的恐惧而臣服于它，暗黑之神的信仰轻易用恐惧和无知控制了武王的心，也同样能轻易控制一般人的心。但同样置身这种情形下的周公却坚决要消灭人祭，并且能坚定地致力于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在讲话中尽量用“天”的概念代替“帝”，把“帝命”演变成“天命”，而天命观念又逐渐在后世儒生中变成一种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我实在好奇周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是因为天赋异禀吗？

也许，应该淡化一下周公天命观/天道观的世俗道德意味。也许他并没有完全把天命或天道虚化而只注重建立世俗法则。也许他确实从文王那里领受了一些指导。后世的主流认识固然突出天命的道德隐喻，但后世也存在着把天道实实在在理解为一种外在作用力的认识（尤见谶纬家、阴阳家和医家们，包括一些理学家），而且我认为它对应于太阳系法则，亦即太阳系各行星运行周期规律的影响力。文王占算推演，很容易就能领受到这股力量，只是不明了他对这份天命之力和“上帝”的关系如何认识。因此周公很可能也领受了这股力量并坚信以“德”贴合这股力量才能带来福祉，但是他拒绝使用商人的旧词语“上帝”指代这股力量。就此而言，周公至少是部分地领受了神意（太阳系法则是神意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高神的化身），至于未来儒生们日益将天道隐喻化和道德化，那是后话。周公有没有直接受到神启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商人的“上帝”绝非创造了周公所知之天道的那位神。周公没有继承文王修改“上帝”内涵的意图，而是直接废弃了它，怎知两千多年后一群异国来使又看上了商人这个名号并致力于激活它，令其与真神对接。这也无妨，毕竟拜周公所赐，华夏土地上早已没人知道商人的“上帝”是何面目，此时它仅是个代号而已。只不过在知道了“上帝”的前世之后再看其几百年前引出的争议，对于人类思想历程的曲折往复感到心情复杂。

最后就文明赘言几句。考古学界常见的关于文明出现的标准都是物质性和技术性标准，比如要有城市、冶金技术、文字，或者只要有大型城邑或“复杂社会”，再或要求分工与专业化达到更复杂程度。然而日常人们普遍不会忽视“文明”一词包含的精神意义，我更喜欢那个据说是出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关于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股骨”的论断。[此说出自美国医生保罗·布兰德（Paul Brand）1980年出版之《可怕而奇妙的创造》一书中对米德一次讲座的回忆，是米德在讲座中回答提问时所说，因为出书时米德已逝，业已无法具体求证]。“文明”的标准不能是非人化的，不能仅有物化的、技术化的考虑，而必须要包含人意识到自身的动物性野蛮并对此有所反思的内容。为此，有了文字和技术的文化发达民族——商人——依然血腥野蛮，便很难将之认同为“文明”社会。不如说商朝历史是文明之路被阻挠和打断的一段历史。殷都曾发掘出一个没有人奠基和人祭遗存的特例聚落，族徽主要是“箙”和“爰”。研究者推测他们是一个以制作玉器为主业的部族，可能原本不属于商族，只是因为技术特长而迁到殷都，但始终未能接受商人的人祭和人殉文化。“箙”氏和“爰”氏的存在包括周族的存在都说明，当时并非所有人类都残酷嗜血，就连先商人恐怕也不是那么残暴，良渚古国和长江中游更是早有相对和平的痕迹。然而重新组合的“王朝商族”把嗜血野蛮刻在骨子里，把已经趋向文明的路径改造成了嗜血之途，这更应视为一群人的倒退选择，是一个统治群体对黑暗的选择。他们的出现及长期发展也说明进步论那冷漠的线性模式不对，现世中始终存在着二元抗争，过去与现在，文明都会面临遭野蛮反噬的危险。

2023-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