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五四運動100週年

早一陣子習帝以五四運動為題發表講話，要求「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政治引領，引導廣大青年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而今年的5月4日正好提醒我們：近代中國高喊國家和社會的改革，原來已經超過100年了。

五四運動與中共崛起
說起五四運動，今天中共只強調這是一場「反帝制愛國運動」，並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及青年出於「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熱忱而發起的運動。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北洋政府作為「戰勝國」之一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會，要求取回山東。然而美、英、法等國偏袒日本的要求，在《凡爾塞和約》中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予日本。

今天在中共的宣傳下，五四運動被描繪成一場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然後再伸延至廣大中國人民共同參與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並且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因著當時民族救亡情緒的高漲，促使更多人努力找出救國之路。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衝擊著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許多人憧憬共產主義是拯救中國日後命運的出路，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被引進了中國——當然背後也有蘇聯共產黨支援中共的發展，故此中共的成功崛起、群眾運動的發展以及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形成，都與五四運動有關。

消失了的新文化運動？
100年後的今天，五四運動已淪為中共政治宣傳的工具，反而當時提倡的新文化運動(1915-23)卻鮮有被提及。當然巴黎和會的失敗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然而新文化運動對當時中國的社會氛圍的影響卻是孕育五四運動的搖籃。這場運動本是強調「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和文學的革新，卻促成了近代中國學思想文化的巨變，進而對近代中國在政治、社會、學術思想和文學各方面影響重大的啟蒙運動。

當時中國正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雖然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的領土維持完整，免除被列強「瓜分」的危機，不過列強仍在中國不同地區爭取自己最大利益。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日本向德國宣戰，同時出兵佔領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並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企圖取得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最終袁世凱(1859-1916)為了避免和日本開戰，於1915年同意《中日民四條約》，結果此事引來國內巨大反響——引發了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提倡民主與科學
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提倡民主和科學的重要性，認為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支柱，更是救治當時中國積弱腐敗的良藥。這些知識分子擁護「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以法國大革命為榜樣，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的統治。他們同時提倡「賽先生」（科學：Science）主張運用自然科學知識，反對盲從迷信。他們相信學習西方社會的民主和科學的知識可以改變當時面對內憂外患的中國。

在思想文化方面，新文化運動主張「打倒孔家店」──以孔子學說象徵中國傳統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及制度，要求知識分子擺脫舊有思想文化的束縛，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化秩序。當時他們強調以理性態度，學習西方的新思想和觀念，並對中國傳統的思想、制度和價值作出批判，打破大部份中國人崇尚古代迷信的心態和盲從權威的習性。

除此以外，今天我們不再以文言文作為寫作的載體，也是源於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的應用。當時學者提出不用典語、不摹倣古人、不避俗語俗字、講求文法結構和言之有物。結果白話文學逐漸成為當時新文學的主流，不少文學家也在這個時期出現，其中著名的魯迅(1881-1936)更寫成許多反對封建、諷剌時弊、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文學作品，包括《阿Q正傳》、《狂人日記》和《孔乙己》等。

消失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起初新文化運動以啟迪民智的目標期望帶來中國人思想的改變，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和科學的道路。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仍然未能建立民主共和的體制，若是只有制度的改變而沒有人心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國家的革新之路仍然未能完成。故此新文化運動的出現引進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知識、學說和新事物，也為日後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帶來許多新元素。

另一方面，政治上新文化運動影響了日後五四運動的出現，學生和知識分子受到這些新思潮感染，提倡擺脫舊有思想的束縛，反對喪權辱國的條約，推翻軍閥專制政治，爭取民主政治的要求。眼見當時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反之中國內外形勢卻未有起息：北洋政府積弱無能、軍閥混戰、再加上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勾結，不少知識份子認為國家要迫切尋求政治改變的出路，也沒有太多時間進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較緩慢的啟蒙工作，結果促使更多知識分子轉向政治，投向共產主義或鼓吹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最終打著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馬克思主義的救亡浪潮更席捲了全中國。

當初新文化運動以自由、民主和科學作開始，卻以鼓吹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束。結果集體壓倒了個人，權威取代了理性，如今一切已被中共偷龍轉鳳：「德先生」和「賽先生」固然無法在中國開花結果，中共政權更變成了一個沒有民主、踐踏人權、所謂科學的發展卻是盜取他人知識產權而發跡的「泱泱大國」。更諷刺的是：當年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的口號，打破昔日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舊有禮教和道德倫理。然而今天中共政權卻在海外四處建立孔子學院，並且藉此進行外國滲透和建立「海外勢力」的工作。

新文化運動雖然達到了揭示當時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種種病態，也為近代中國文學帶來革命性改變，但最終卻走上了共產主義之路，更被中共政權利用了中國人的愛國心態成為建立專制政權的工具。所謂的愛國主義更淪為維護中共政權的愛黨意識，同時注入了百年前西方國家侵害中國的屈辱，形成今天財大氣粗，趾高氣揚對待外國的心態。

在中共政權的洗腦下，幾年前有香港中學生以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是包容和接納。假如當年的知識分子真的提倡包容和接納，恐怕那就沒有中共的崛起和革命起義，更沒有如今一黨專政的出現。100年前新文化運動曾經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卻因著那份愛國救亡的情緒，加上形勢的變化令到當初帶來思想啟蒙的運動轉變成為野心家的政治主張，如今更已煙沒於中共愛國愛黨的政治宣傳的論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