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政治相遇之处：法国的人道主义暴力

伦理与政治相遇之处：法国的人道主义暴力

WHERE ETHICS AND POLITICS MEET: THE VIOLENCE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作者：米莲姆·特克汀（Miriam Ticktin，斯坦福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人类学博士，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罗德奖学金得主，曾任密歇根大学女性研究及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现任纽约新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主任）

译者：陈*钢（

我在巴黎做田野调查时，同性恋维权组织“行动巴黎”（Act-Up Paris）的前主席告诉我，他接到了非法移民打来的电话，问他如何才能染上艾滋病毒，以获取法国的合法身份。

在我1999至2001年的研究期间，我观察到愿意主动染病的事实可以放在一个更大的现实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求助于身体伤害或感染病毒，以获取据说是“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对法国的非法移民而言，这种用疾病换取身份的倾向与成就不大的社会运动同时出现。这也恰逢法国法律中新增的一条“疾病条款”，让病重之人有权利留在法国并接受治疗。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研究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的发展在伦理结构（ethical configuration）方面的作用。这让疾病成为在法国获得合法身份的主要手段。我用主动感染艾滋病的轶事引出常常被忽视的伦理话语的后果，比如人道主义及其实践所谓的更进一步的社会正义。

更广泛地说，我用这个例子作为切入点，研究为了政治认同而牺牲生物完整性的新兴伦理结构。

 在对非法移民的田野调查中，我清醒地意识到，生物完整性的神圣地位在这种新兴的伦理结构中变得非常惹眼。我去巴黎的最初目的是研究人权话语在移民运动中的许诺与失败。更广泛地说，我是去了解跨国的伦理与法律制度。

因此，除了移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我还在众多医院、诊所和巴黎的近郊做调查，关注边缘人群。在诊所里，社会工作者和医生携手合作，他们坚信社会问题和医疗问题相互交织，尤其对那些被法国人称作“被排除者”的人更是如此。

 在我的早期观察中，我注意到许多社会工作者问非法移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病了吗？”如果一个人回答“是的，我病了。”那么社会工作者会急切地问：“哪儿病了？”

我逐渐明白，他们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我病得很重。”这是他们为非法移民递交申请的确切途径。一位来自移民权利协会的女性在一场关于移民和艾滋病的研讨会上证实了这一结论：“这不是很可怕吗？”

当我们与非法移民交谈时，我们竟希望他们不健康。尽管这种意愿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非法移民。

“疾病条款”是1998年时针对1945年11月2日颁布的《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条件》（Conditions of Entry and Residence of Foreigners）法案的修正案。“条例”承诺，如果当事人不能在原本国家接受适当的治疗，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法国的合法居留权。该“条例”背后的逻辑是人道主义和例外状况。

事实上，出于“人道主义”，官方给出了针对病人的法律许可。法国政府认为，他们被驱逐出境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造成当事人死亡，因此不能驱逐他们。

 这种人道主义制度已经在移民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以人道主义逻辑为基础的移民政治的后果。人道主义如何发挥政治作用——它如何解决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认为，当人道主义——通常是道德上的同情心——填补政治权利话语及其实践的失败，影响可能是残酷的。与其说为了促进人类尊严，不如说给定了一个人类意义的限定版本。我将用种族主义的例子来描述人道主义如何工作，我还要追溯它的轮廓和它时常违反直觉所造成的后果。

我的论述有两个主要的理论要点。

首先，尽管人道主义由缓解痛苦的道德和伦理需求驱使着，但我认为人道主义在缺乏政治原则指导和实践的情况下，可能产生歧视甚至暴力的后果。这些后果引入注目，因为它们处于人道主义行动的中心地带。

其次，我陷入了一场关于现代道德主义复兴的辩论，讨论它如何模糊了法律、政治和伦理—道德秩序之间的界线。人们日益强调同情、同感和仁慈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在一些人称为“全球公民社会”的话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以人权、环保主义和文化保护的名义进行着抗争，代表道德秩序进行干预，人人都在为“全球精英统治的苦难”而斗争。

 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和曝光度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了提高。大量人道主义组织问世；1999年“无国界医生”（MSF）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将轰炸科索沃称为“人道主义轰炸”，让人道主义进入普遍的政治话语......越来越多的例子见证着人道主义的在场。

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重点在于“苦难”。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近年来，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的确诊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从军事行动到家庭纠纷，公众开始关注各种情况下遭受到的痛苦和创伤。

然而，对苦难的承认如何导致政治进程发生变化？尽管道德要求如何被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困惑与历史和政治哲学本身一样久远，但我目前感兴趣的点在于，道德要求日益占据了政治行动的空间。

温迪·布朗（Wendy Brown）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学者认为，道德教化已经取代了政治行动的地位。但我认为，这种道德主义创造了另一种政治形式，有时甚至贴上了“非政治”的标签。

基于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著述，我参与了当代有关生命政治和人道主义的辩论。阿甘本的理论则交叉建立在米歇尔·福柯和汉娜·阿伦特的基础上。阿甘本认为，人道主义组织只能把人的生命看作“赤裸生命”（bare life），只有这样人道组织才能发挥功能。这是一种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实情，即政治与社会共同体中存在不合格的生活，它将人类与非人类的生活区隔开来。

 我的研究表明，人道主义不单单将“赤裸生命”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相反，它允许“赤裸生命”和政治生活重新结合，使人类在政治维度上永不消失。政治主体可以在最“非政治”的空间中被找到。换言之，尽管有选择的余地，但留给移民的政治选择仍然只有贫穷、剥削、排挤或疾病。

 本文首先讨论人道主义如何转变成为一种政治形式。人道主义是一种跨国的治理体系，即使在最无关政治的时刻，它都与资本和劳动力密切相关。为此，我研究了人权与人道主义的区别，或者说司法逻辑和人道主义逻辑的区别，并把法国移民政策的背景作为立论点。随后，我把“疾病条款”作为人权向人道主义政治转向的实例进行分析。

 本文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人道主义政治的后果。我认为，道德和政治的结合事实上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人类的概念。因此，借由作为治理体系的人道主义产生的意外患病、残疾的公民，我描述了这种新的生命政治实践。

我最后讨论了有限的人性如何通过一种同情的政治来产生。然而，这是一种人性的概念，即使在它最简略的形式中，也保留着完成的种族和性别层级。的确，定义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边界的斗争，也是定义人类和生命本身界线的斗争。

 本文并不旨在质疑人们的疾病或残疾，而是要理解一种新的生物社会空间的影响。根据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概念，它不仅是由共同的疾病导致的社会共同体，还是生物学上一种灵活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例如，一旦一名非法移民因疾病获得身份，他/她将有机会选择逃离这个生物群体，从而选择另一种政治或文化身份。在这里，生物社会性成为一个吸引人来做选择的社会框架。

最后我得承认，这种人道主义实践的内核向暴力敞开。这种法国伦理结构中特定的暴力行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回声。我的最终问题涉及由人道主义政治推动的人性，考察由它建构起来的“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从人权到人道主义

 1996年，非法移民问题引发了法国民众的想象。当时，300名非洲移民占领巴黎圣·伯纳德教堂的事件获得全球媒体的关注，这是一场呼吁为非法移民提供基本人权保障的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法国警方用暴力驱赶移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这些移民运动改变了“非法移民”的标签，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转变。

1996年7月至8月，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的温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土耳其）占领法国巴黎的圣·伯纳德教堂，要求获得平权的合法身份。（图片来源：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Patrick Zachmann）

在法国人的想象和公众的辩论中，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地位至关重要。法国人发明了“非政府组织”和“无国界医生”（今天它们几乎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法国还诞生了1789年《人权宣言》（The 1789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The 1948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人权宣言》之上。

 因此，法国人对充当全球道德领袖很有信心。尤其在今天，地缘政治和道德准则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许，区分人权和人道主义更重要。这种区别在美国的语境中并不显著，但在法国较为清晰。

我要分析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区别，因为要检验人道主义在政府中被迫扮演着什么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权利的制度。如果不提倡以人道主义为代价的人权制度，就要研究人道主义逻辑带来的后果，因为这是对权利的论述和实践的失败。

虽然人权和人道主义都由跨国制度、实践和话语制度建构，但从广义上说，人权制度大致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法律权利、责任和问责进程，而人道主义追求的是伦理和道德的必然性，以帮助那些痛苦的、亟待拯救的生命。

对此，人道主义对法律的诉求仍然是机会主义的。虽然两者都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话语，但它们基于不同的行动形式，因此往往建构和维护不同的关于人性的观点。

人权的政治话语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带人们远离宗教，走进人性的世俗视野。但是，人道主义最初是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形式。即使是切近到上世纪70年代的“新”人道主义和“无国界医生”，以及随后的非政府组织，都在此基础上行动。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前法国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哈维尔·艾玛纽埃利（Xavier Emmanuelli，“无国界医生”创始人之一）都把天主教会视作先驱和灵感的源泉。

人权和人道主义一定彼此交叠，而且人道主义不能仅凭宗教、情感或政治和司法领域之外的东西准确定义。事实上，人道主义通过战争法建立起来。因此，尽管“无国界医生”的菲奥娜·特里（Fiona Terry）认为人道主义行动的三个基本原则是中立、公正和独立，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

法国的情况表明了移民管理方面从人权到人道主义的转变。“非法移民”问题是1997年社会党开始执政后面临的主要挑战。前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领导的内阁承诺，法国将更慷慨地对待非法移民，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

尽管如此，1997年针对非法移民的新移民法案和1998年关于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权利的新法案都没有完全兑现这番承诺。我参与和目睹了接连不断的抗议游行、建筑物占领和绝食。尽管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数量激增，但是进展并不显著。2002年“法国大选”之后，法国人权状况被夸大了。

实际上，社会运动已经陷入人权原则诉求的僵局。更大的背景下，法国民众对难民的疑虑不断激增，并把难民（refugee）和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在近期的政策中已被坐实了。

前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表示：“（庇护）必须保持平衡，我们希望控制移民的流动。”更广泛地说，庇护政策必须被看作禁绝主义（prohibitionism）和限制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在这种政策下，国家希望关门闭户。

在这种封闭的气氛中，移民在拘留所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更别说他们对拘留所的不人道和肮脏破旧进行了谴责。众所周知的是，移民局官员办事是随意的。我在采访非法移民和移民局官员的过程中发现，一个人受到怎样的对待取决于官员自身。

吊诡的是，这种武断还被1998年生效的法案放大了。该法案增加了“第十二条”，即“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这影响到两个之前就有的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家庭团聚和庇护。我通过一个行动组织认识了50岁的摩洛哥女性德雷西娅（Drissia）。她是一位非法移民，她的例子印证了这种矛盾。

根据和家庭团聚相关的条款，如果一个人有配偶或子女在法国定居，那么他/她也将获得法国的永久居留权。否则，根据第十二条第3款规定，他/她只能通过在法国连续生活十年来获得身份。

然而，“生活十年”必须被官方证明，而不仅仅是个人声明。德雷西娅已经在法国连续生活了十年，按理说符合条款规定（移民律师也这样认为），然而她的申请多次被拒。

我眼看她徘徊在泪水和深深的愤怒之间，她因为被当作空气而心生彻底的挫败感。德雷西娅的例子表明，对材料的阐释取决于移民官员。对于那些一度试图抹去痕迹以免被驱逐出境的人来说，提供十年以上的官方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很多时候这样的条款使地方政府的任意性合法化了，这就是移民律师丹妮尔·洛查克（Danielle Lochak）所说的“人道主义”逻辑，而非司法逻辑。

法律总需要阐释，而法律总在特定的语境中被制定出来，以帮助确定它的意义。法律是开放式的，那些要求守护它的人完全出于对实施它的人的同情或怜悯。这种开放的思想在法国的语境中更为重要，因为法国的民法传统是运用法律，而不是阐释法律或建构法律。

新条款并不仅仅影响随机申请者，以家庭团聚和政治庇护为由的申请者也会受到伤害。事实上，新条款的一个后果在于，原本适用于家庭团聚和政治庇护的申请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更加严格却更加模棱两可的私人或家庭生活条款，家庭团聚和政治庇护的申请被限制。一种新型庇护——“附属庇护”（subsidiary asylum）建立了起来，个人权利却越来越少。

这种条款的政治属性在人道主义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为了理解它，让我们回头看看这一切发生的背景。

曾是非法移民的艾哈迈德（Ahmad）在一场支持非法移民的活动中对我说：“在地下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更容易！过去我从没麻烦，现在我有合法身份了，却找不到工作。”和其它工业化国家一样，法国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张力——越来越严格的立法迫使边境关闭，将所谓开放的欧洲空间变成一座堡垒。

黑市和非正式经济的增长改变着劳动力条件，取而代之的是临时的、不安全的劳动形式，缺乏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农业、零售业和建筑业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然而，非法移民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因为他们可以被剥夺所有权利。

艾哈迈德的例子证实了工业需求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说明民族国家如何通过立法限制人们进入其领土，这也是国家与资本关系发生转变的结果。

这一政治经济的转向与人道主义有何联系？医学人道主义的话语和实践都遵循着从南方向北方工业化城市流动的过程。正如“无国界医生”最初干预“南方”的治理和经济危机一样，现如今它也在巴黎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城市设立了办事处，以解决当地的问题。

大部分受医疗人道组织保护的人，都是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裂缝中掉落下来的人。当国家抛弃这部分人时，医疗人道组织还想着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人道主义遵循的道德体系是资本和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一部分，将移民的政治经济与健康和疾病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

疾病条款

对于那些权利诉求与国家利益不相容的人，或者自身地位不被察觉的人，“疾病条款”是一种人权话语的替代性方案。重申一下，1998年的修正案赋予了那些已经在法国的人接受治疗的权利。如果这些人不能接受恰当的治疗，生命将受到威胁。

事实上，正因“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这样的医疗人道主义机构的游说，才使“疾病条款”被写入法国的法律，以回应那些被认为生病就可以被任意对待的人——有时给予帮助，有时随便驱逐。

“疾病许可”于1998年正式生效。也就是说，只有到了1998年，卫生部才正式参与移民进程，这通常是内政部的事。尽管如此，巴黎的近郊早在1990年就呼吁把“疾病条款”列入法律。

我追踪非法移民获得身份的轨迹，巴黎和巴黎近郊都是我田野调查的主要区域。为了通过“疾病条款”，这些非法移民的材料由医生转交给移民局，然后由地方政府的移民局官员转交给国家一级的卫生官员。

最终，这些官员的职责是确定他们是否满足在法国继续治疗的条件。尽管这些许可实际上由地方政府给出，但最终解释需依赖国家一级卫生官员的意见。

我主要研究的国家一级卫生部门，是为数不多的护理人员能够亲自接见非法移民的地方。其它办公室则通过邮件和非法移民沟通。这些档案最初由护理人员或行政人员整理，然后转交给医生。医学博士可以出具医疗证明，让非法移民逗留三个月到长期不等的时间，这取决于医生对病情和治疗的判断。在法国居住五年就可以申请公民身份，因此不断获得医疗证明有助于非法移民成为法国公民。

这个过程是多层次的，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样貌和形式——它几乎不是系统性的。法律规定，如果人们带有一种危及生命的病理，而且在自己国家没有治疗的机会，那么他们理应获得合法身份。

然而，没有任何一份“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清单，也没有人们是否能够在各自国家获得治疗机会的信息。医生则被要求联系人口和移民办公室来获取资讯。

然而，没人考虑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实际能力。他们的住所远离市区吗？他们有去医院的交通方式吗？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持续治疗吗？这些问题都没有涉及。

接手案子的医疗官员或当地政府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现如今，人们看到护士、医生和移民官员的自由裁度权，没有人能与政府官员面对面地交流。最终当地移民局官员决定谁可以获得“疾病许可”，决定逗留时间有多久。尽管应该遵循国家医学博士的建议，但他们可以不必这么做。取代司法程序的是一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基于仁慈和同情的逻辑。

国家医疗办公室下辖的“社会与健康福利部门”（DDSHW）有统计数据显示，申请居留许可的人数在上世纪90年代翻了七倍，其中四分之三获得了居留权。

“表一”显示，获得通过的申请从1999年的889例上升到2000年的1287例，增幅达44%。“表二”列出了被认可的疾病类型及出现频率，排在最前列的是艾滋病，但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结核病都名列前茅。

表一：国家医学博士（SMD）为“疾病条款”申请者给出的治疗时长建议（我所观察的区域，1998至2000年）

表二：在我观察的区域，1998至200年间遇到频次最多的病理

对于那些曾因经济能力而被拒签的移民，法国政府如何与他们和解？（生了病就能提供签证和社会服务？）此外，为什么疾病可以跨国界，贫穷却不能？

也许“疾病条款”的框架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尽管法国政府出于“人道尊严”制定了“疾病条款”，但它被视为政治领域之外。换言之，该条款于1998年5月根据“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设立。

该条款置于“私人”的庇护之下，使之免受移民法、公民权和法国国家观念的干扰，却忽视了移民的结构性问题和经济需求。相反，该条款的注意力集中在被解释为“非政治”、“痛苦的”身体上。这一条款基于生物生命的普遍性概念，即阿甘本的“赤裸的生命”。

国家官员和医生向我证实，“疾病条款”中的“纯粹生命空间”是在与政治反对派对峙的过程中构想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边界由所谓普遍、合法的生物领域划分。

我曾经和法国“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el）的博内先生（M. Bonnet）先生做过交谈，他向我解释说，一个人通常不能干涉主权国家的政治事务（除非以身体的完整性为代价）。

同样，卫生保健部门的官员们也找到一些方法颠覆政治性的移民法案，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感。尽管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立法已然改变并限制了公民医保的权利，但无论人们的法律地位如何，医保权利仍比公民权、政治参与权和社会参与权更加全面。医疗保障的权利是所有移民权利中最广泛的。

证据表明，该条款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和非政治的。它涉及私人领域，而且法国政府颁发的疾病签证上不一定包含工作许可。也就是说，患病之人的工作许可像其它合法权利一样，（是随意的），有时会被允许，更多的时候则不被允许。

因此，疾病签证与生活的其它面向隔绝开来。它只关注有待治疗的、受损的、残废的身体，却剥夺了他们在法国社会承担任何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角色的资格。因此，那些罹患慢性病的人——如艾滋病，虽然有能力和其他人一样长期干一份全职工作，却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

虽然签证文件允许他们租住公寓、开始银行账户、乘坐地铁而不被逮捕和驱逐，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能力租住公寓，银行账户里也没有钱，买车票的钱都没有。（疾病可以跨国，为什么贫穷被认为不会？为什么这些穷人离开自己国家来到法国后就好像不需要经济来源了，变富有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人类尊严的名义，法国政府间接的对黑市进行制裁。一位名叫伊莎贝尔（Isabelle）的医生在一家诊所为非法移民工作。对她的经验而言，疾病条款是“一种诅咒”。

没有什么比这更糟，因为它给人们带去了希望。然而，获得签证的同时没有获得工作许可，这就带来更大的痛苦，使他们只能在奴役或卖身的状态下工作。

她认为政客们依靠黑市上的劳动力致富。“为什么不驱逐他们呢？”她问道：“国家从中一定有利可图。”

除了非法移民的经济效益，“疾病条款”还产生了特定的道德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新的道德等级形成了，某些伦理结构具有了可信度。在这里，人道主义发挥着政治功用。

与政治避难相关的受威胁的身体被重新塑造为犯罪分子，或利用前社会党大臣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的话说：“（他们是）地球的苦难。”他声言，法国无法吸收这些人。以人道主义驱动的逻辑中，只有痛苦或病态的身体才被视为一种普遍人性的合法表现，值得承认。这种观点基于生物学对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信仰。

作为一种新道德经济的例子，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已经证明，“疾病条款”让这类移民数量增加的同时，也让被称作“难民”的人大大减少。基本人权被限制住了，用来适应（全新而且）有限的对人类生活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苦难的主体是法国公民新政治的中心和基础，是在两政治现代性和全球资本的交叉点上的人道主义空间，在这一领域中，矛盾的、意料之外的患病/残疾公民出现了。

患病/残疾主体

以下，我将讨论人道主义政治的后果，首先讨论在移民政治中人道主义转向所产生的反直觉主体立场。在这里，政治主体可以在“非政治”的空间中找寻到。

我一直认为，这种将受苦身体视作比受威胁或受剥削的人更具合法性的转变表明，人们希望认识到生物生命的普遍性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在非政治性的痛苦中寻找到的普遍人性，是一种超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而普遍存在的人性。

的确，根据阿甘本的说法，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不能不把人之生命用“赤裸生命”形式来掌握，从而再现一种与政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

丽萨·马利基（Liisa Malkki）用民族志的方法证实了人道主义实践如何使难民变成“普世人”，即如何建立一种“赤裸的、裸体的、基本的人性”。诚然，人道主义确实有助于避免人们变成“纯粹的受害者”，使他们成为慈善的对象而非法律的对象。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个过程时会发现，人道主义本质上使得“赤裸生命”和政治生活的新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尤其当人道主义接管了政治行动与政治责任的空间后。

换言之，人们以一种虽麻烦但有趣的方式缓解了受害者的痛苦。政治行动构成了一系列生物性的妥协，而更甚的是，这种政治行动可以被接替或取代。

承认生命普遍性的部分目的在于控制、管理和培养。这是福柯谈论生命政治时所指出的，也就是使个体的身体和人口成为主权权力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中，生命的力量和关于生命的知识允许这种转变。

换言之，无论人道主义本身还是国家为人道主义背书，都不可能在学科权力之外的范畴获得理解，因为国家在承认普遍人性的过程中并不具有“利他性”。

在福柯的基础上，阿甘本认为，如果生命不只是政治斗争的对象，还是主权的基础，那么实际定义“赤裸生命”的主权权力决定了谁（和什么）能被纳入司法和政治领域。国家对生命普遍性的关注自相矛盾，因为国家声称通过“疾病条款”来承认和控制疾病不具普遍性。

此外，还要进一步探寻“赤裸生命”被国家孤立和排除的条件。政治生命可以采取新的方式，以新方式去重新组合政治和“赤裸生命”。事实上，非法移民证明了生物学并非不容置喙的生物规范范畴。

矛盾的主体地位产生于生命普遍性信仰，但只是生物性生命。在这个光谱的一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努力获得人类的待遇和法律的认可。因此，为了作为人性的一部分被承认，他或她会故意使自己“失能”。如果故意染病算一个极端，那么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拒绝接受治疗的人。他们在面对艾滋病的耻辱时，故意放弃身体的完整性来维护人之尊严。身体的完整性和人类尊严相互分离，重新配置。

比如有一天，我和护理人员们坐在一起时，看到一位名叫阿米娜（Amina）的妇女拒绝说出她得了什么病。

护理人员反复问她：“你怎么了？”“你的症状是什么？”她摇摇头，什么也没说。来自马里的阿米娜用彩色的布把她的孩子裹在背上，她花了很多时间才解开孩子的尿布。她最终交出了一大叠文件，包括医疗和法律文书。所有非法移民都必须随身携带这些文件。

护理人员翻阅了她的文件后，态度从不耐烦迅速转变成关心和担忧。一位护理人员问她：“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这一次，阿米娜回答说：“是的，当然，当然！”她把文件留在了那里就走了，最终没有说出疾病的名字。

护理人员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嘱咐她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当她离开时，护理人员告诉我，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患有艾滋病。

另一位名叫法图玛塔（Fatoumata）的女士告诉我，她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也非常犹豫。法图玛塔最近刚刑满释放。她曾因和毒品有关的指控被捕，并因为使用针头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她告诉我，艾滋病的污名化在他们的群体中影响巨大，以致于她们宁可牺牲自己身体的完整性乃至生命，也不愿意被排挤或过无尊严的生活。法图玛塔是个外表强硬的女人，但一提到自己无法信任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时，就泣不成声。

在和法图玛塔的交谈中，我意识到艾滋病在法国的非洲裔社区中具有耻辱性本质。

法国的所有孕妇必须接受艾滋病毒检测，但男性却从未强迫接受检查。因此，发现自己患病的女性比男性多很多。这也导致了不平等的性别状态和非洲裔社区独有的性别歧视。

因而，通过“疾病条款”的女性比男性多，也导致女性比男性更需要过双重的生活，向所爱之人隐藏自己的诊断结果，或者仅凭疾病来定义生命。换句话说，这种病耻感为女性创造了一个主体地位，疾病成为了她们的生存理由，也称为她们认知社会的唯一来源，然而这也判了她们死刑。

护理人员告诉我，一些病人故意拖延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签证。即使像白内障这样简单的疾病也能达到延期的目的。当然，这意味着合法性带来的好处可以用个人生命的艰辛换取（如部分致盲）。

不过那些不治病的人通常有很好的结构性理由，比如没钱支付开销，或者没有时间、没有去医院的交通工具等等。护理人员也认同这一点，病人不治病的理由总有很多。

然而，一个人要留在法国，就必须维持病态，并获得公民身份。医疗官员和非法移民都清楚这一点。

每个案例都关系到不同身体的完整性和人类尊严的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未被察觉的主体地位。

例如，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医生诊疗了一名病人，这位病人“获得”了艾滋病人的身份，也坚持服药——但他实际上冒用了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朋友的身份。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合法居留权，获得法律的承认，这样他就能从每日的暴力和没什么尊严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了。

矛盾的是，在他独特而个人的自我意义上，他的尊严并未得到承认。他宁愿放弃艾滋病人的身份，成为其他人，这就再一次让自由主义的理论变得复杂起来，而这种理论奠定了法国的公民观。

一位名叫艾莎（Aicha）的塞内加尔女性印证了人道主义政治的后果。艾莎患有甲状腺瘤和严重的皮肤病。她离开她在塞内加尔的家庭和五个孩子，孤身住在法国，治疗她的疾病。艾莎的第一次婚姻就发生在法国，因此她对医疗系统有一定了解。

然而，她得的是慢性病，需要定期服用甲状腺药物，擦治疗皮肤病的药膏，这些药在塞内加尔都找不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离开了原本的生活和家庭，以法国法律宣称的“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来到法国后，她不仅在法律上不被允许把孩子接去法国，而且也没有给她工作的权利。她睡在在一个单调的避难所，每天清晨八点必须离开，白天她就在咖啡馆和公园打发时间。

医院诊所的护士和医生对艾莎的治疗是她主要的社区活动，甚至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支援都是偶然的。当艾莎在外面候诊时，医生和护士对我说，他们不需要再见到她了，因为要给其他病人留下空间。

有时候艾莎会大声地问我，自己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她质问自己生活的模样，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成就感。每天醒来之后，除了病痛，还有什么趋势着她的生活？她无法摆脱这种受伤的、具身的状态。她只是法国民族国家所产生的新主体之一，这是人道主义伦理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由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创造着、限制着。

面对所谓“生物社会性”（biosociality）的新空间时，生物学不仅改造了文化，也改造了结构性需求，向结构性需求妥协成为政治运动的主要形式。因此，我刚才描述的主体不能轻易地解释为自我、美好生活和人类繁荣的自由主义观念。

在这种新兴的伦理学中，癌症、艾滋病、白血病、肺结核甚至那些因明确的社会和政治伤害留下的创伤（如强奸或毁容），让（非法移民）不再需要躲藏在集装箱的冷库里，也不用奋力穿过英吉利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

这是一种关于疾病或残疾人流动性的观念。实际上，残疾或残疾人的出现，是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审视“体格健全”所指的结果，本质上意味着重新思考健康和幸福的内涵。健全的理想标准实际上是虚构的、建构的、规范化的，为特定类型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功能服务。本质上，“健全人类”是身体健全的人对“人类”范畴的重新定义。

如何理解这些主体地位？在何种意义上，它们是人道主义政治的后果？尽管疾病或残疾没有完全剥夺他们的政治或社会属性，但反证了人道主义政府的威胁，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政治和社会选择能力。它迫使个人隐藏政治自我，政治自我被利用了。

事实上，故意染病或致残的悖论表明，非法移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之一“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择被剥削、毁坏和贫穷；他们还可以选择病痛。但这是什么样的选择，这选择又维持着怎样的人性？

问题在于这两种选择如何交换，如何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交换，如何使自身遭受的暴力与非法身份的暴力具有同等价值？使生命受到损害如何和向政治生命妥协具有同等价值？如何描述或解释这类伦理及其政治？

接下来，我要转向人道主义的政治，回答上述问题，并帮助人们理解人道主义政治的产生机制。

同情的新政治：一种有限的人性

阿玛拉博士（Dr. Amara）曾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非法移民诊所工作。他向我表示，我可能对一个矛盾的现象感兴趣。

他的几名艾滋病患者在获得合法身份后，就停止了服药。这个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揭示了故事的核心：没有政治的承认，非法移民就以一种“活死人”的形式存在着。在这种状态下，生存斗争的直接和激烈程度取决于肉体的死亡威胁。未来的每一种补救措施——签证或药物之间没有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和病人都不清楚哪种才是更致命的痛苦，是没有签证更痛苦，还是没有药物治疗更痛苦。因此，移民和公民政治生死攸关，生物生命和政治生命在同等意义上具有了等值的地位。事实上，“生病”（being sick）也是政治主体所需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由全球资本、劳工和人道主义伦理的交集所产生的主体立场，但还没有谈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过程。

我所阐述的，是同时设立人道主义“疾病条款”和关闭边界的结果。这种同时的“开放”和“关闭”意味着对人类疾病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这一观念基于生物的普遍性，进而俯瞰所有分裂的政治身份和关系。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谓“种群”（species-membership）概念已经通过政治发挥了同情心，强调仁爱与正义，强调慈善机构的义务，但最终保护和鼓励了“人类”概念的有限性。

在移民政治转向人道主义政治的过程中，颁布人道主义条款的人突然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他们成为了“守门人”。这些人包括为国效力的医生、护理人员和更广泛的医疗机构。

在我所研究的办公部门里，官员心里很清楚病人不可避免地要和社会打交道，但又不能让每个人都融入进来，因为他们受到了监控。护理人员对我说，每次会议结束时，医务人员都会被（官员）警告需要大大减少病人的数量。然而，他们和医生都意识到，自己若要留在决策层，保持住他们的合法地位，就必须依赖于那些生命遭受威胁的人。

然而，在生命本身被定义之前，什么才是“生命威胁”呢？正如我已经证实的那样，生物生命在抽象性方面远比那些坚持普遍性的人所预想得更加可塑，更有把玩的空间。在特定的语境中，对那些申请“疾病条款”的非法移民来说，生命的终极定义非常务实。

因此，这是一个相对随意的过程。一个人如何保护“生命”？在法国，人们对“生命威胁”情况的理解各有不同，它们显然会使医疗官员和非法移民医生导向不同的策略。

国家医疗办公室的三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为几乎所有病症的移民发放文件（申请获得批准的比例达96.7%）；另外两个部门为致命疾病或不治之症患者（如艾滋病和癌症患者）发放文件，通过率在90%至100%之间。后两个部门也给慢性疾病患者发放文件，但通过率很低（如糖尿病患者的通过率为24%，心血管疾病的通过率为24%，精神性疾病的通过率为0）。

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对“生命”的不同理解。护理人员和非法移民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决定了“生命威胁”如何被解释（取决于病人如何表现[perform]）。

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可以激发怜悯之心，它允许非法移民以“人”的面目出现，而不只作为文件或病例。然而，面对面的交流让双方都有了表现的机会，如果其中一方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受到惩罚和排除。

数据显示，对护理人员和医生而言，能唤起他们同情心的往往是那些复杂的病例，通常是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一位护理人员向我讲述了以下的故事，说明了人道主义对同情的依赖，以服务于更大的政治范围。虽然我自己没有出现在这个例子中，但我目睹过许多类似的案例。

我想用以下案例来揭示护理人员一方的情况。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法蒂玛（Fatima）的阿尔及利亚女性被她的叔叔强奸和毁容后来到巴黎。这桩暴力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作为法蒂玛主要监护人的祖母去世了，她不得不去叔叔和婶婶那里。法蒂玛受到强奸后被送往她母亲居住的法国。

护理人员说，她看上去很吓人，于是决定给她出具临时证明以便接受治疗。治疗结束时，签证也即将到期，但法蒂玛回到医院要求续签证明。护理人员们很清楚她回到阿尔及利亚后的“悲惨生活”，强奸一事也会让她永远羞愧下去，她还会因此无法结婚。根据护理人员的说法，法蒂玛的生活将充满排挤和孤独。

面对这一现实，他们决定批准她留在法国接受不定期的治疗。这就意味着，只要法蒂玛愿意，将持有永久有效的长期许可，直到有权申请法国公民身份。医院给出的治疗路径是心理治疗，因为法蒂玛被认为有心理创伤。

护理人员告诉我，这个决定超越了社会正义的范畴，但他们认为自己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一项道德决策。他们认为这是关爱他人健康和福祉的基本层面上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大门日渐紧闭的情况下，我非常尊重医疗人员的健康观念，以及他们包容权利被剥夺之人的做法。然而，他们的决定显然不基于法律、规则或权利。他们最终接受的是自由裁度的权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人道主义观念和同情，而我发现，同情心根据种族和性别的不同而不同，一些人的苦难故事并没有引发护理人员或医生的共鸣。

比如有一天，我和护理人员们坐在一起，一个25岁的阿尔及利亚男人走了进来。他一进办公室就哭了起来，声称自己前些日子心脏病发作。护士费莉西娅（Felicia）指出这不是真的。

男人心里咕哝着。费莉西娅一边说着话，一边低头看他的档案。男人开口了。他说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被送回阿尔及利亚，谁来照顾（在法国的）妻子和母亲呢？

“上个礼拜我试图自杀。”男人说道：“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没有犯过罪，可他们还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看出费莉西娅有些不耐烦，因为她语调变了。这个男人讲了一大通他母亲的故事，说他母亲是一个赤脚医生，妻子病了，还说自己这么年轻就心脏病发作简直不公平！他很激动，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话。

费莉西娅在男人离开后说：“他的鼻子像鸟嘴一样大。”说罢指指自己的鼻子，暗示那个男人谎话连篇。她说这个男人才25岁，妻子怎么可能39岁。为什么费莉西娅会立刻作出判断，这很难说。

这个男人当然很夸张，他的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他悲痛欲绝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对费莉西娅的反应感到惊讶，她似乎失去了耐心。我的结论是，这个男人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感觉——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哪怕对我来说，他传递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阿伦特认为，在和遭受痛苦的人面对面沟通时，同情最有效。然而在和国家的医疗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这种痛苦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非法移民必须以个人或档案的形式为自己辩护，因为同情所涉及的情感依赖于护理人员对痛苦的想象。然而，为了发挥想象在情感结构中的作用，人们必须从类似的参照物中滋养自己的想象力。他们必须被同样的观念塑造——“苦难是什么”，“可以忍耐的极限在哪里”。

实际上，同情是所有人都接受过的训练。在法蒂玛的案例中，同情显然基于一种熟悉的东方主义叙事，描述了一位可怜的穆斯林妇女。换言之，同情心依赖于循环的叙事、想象和历史，这往往是维持医护人员和病人、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不对等权力关系的保障。

这种差异被大量地性别化和种族化了。一方面，（非法移民）在同情的基础上被接纳为法国人；另一方面，想象也指示出一个人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国公众的想象中，暴力的阿尔及利亚男人正欺骗和压迫着妇女。该形象是殖民时代的遗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阿尔及利亚独立于法国殖民统治后变得更强烈了。

那个阿尔及利亚男人有更好的机会。他只需提供档案，不用亲自出现。换言之，面对面的沟通不能给所有人答案。

正如人道主义运动的批评者们所言，人道主义往往要求受苦之人被动地表现他们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对抗和规避的行动。这位声称患有心脏病的阿尔及利亚人是否真的在撒谎？他的表现的确不令人信服，因为他太活跃了。他被认为策划好了一切，而不是表达痛苦、被动的身体。他的个性在叙述中占据了太多的空间。

结论：一种反启蒙的普遍性？

我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赤裸生命”理论上可能是人道主义行动的基础，但主权不是。“赤裸生命”的概念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付诸实践，既创造，又需要新的“生物社会性”领域。因此，人道主义政治表明了“赤裸生命”的概念与政治的融合。以及，它几乎不可能超越社会内在性和生命的中介性阐释。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人道主义导向一种“生与死”的政治。从字面意思上说，艾滋病的“死亡证明”保全了法国的生命，而公民身份只能给那些患了病的人。

因此，必须看到医疗领域成为了主权的一个重要而新兴的场域。在这里，医生、护理人员和官员不仅成为国家的“守门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人性”概念的守门人，而且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性，用人性的道德观保护个人的人性。

虽然我认为权利制度的要求有别于社会正义，特别在权利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重要，但我要重申，我不是要回到权利制度，而是探究和强调法律和情感之间的关系。

我最终认为，在新兴的人道主义体系中，必须深究“任意性”的后果，研究“什么条件才能触发同情心”，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当人道主义行动成为一种政策形式时，就必须认真审视该体系在促成更公正世界方面的能力。

举个例子，悲悯虽然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而创造有效的公共空间，但是慈善事业的定义不能一概而论。同情心也消除了政治事务的空间，回避了法律和政治的方法。

“不平等”铭刻在那些通过人道主义伦理和政治获得公民身份的人身上。他们永远带着这些标记，就像疾病一样。他们永远不可能实现平等。这种人道主义政治本身表明，普遍性的政治代表了一种反启蒙的普遍性。

非法移民的痛苦身体被确认时，也被剥夺了法律人格。因此，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在政治上也没有相关性。虽然他们可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但是并没有“解放”为真正的公民。

为了理解他们的特殊地位，阿伦特的观念又一次具有了启发意义。她认为，被国家社会抛弃就意味着对人性的弃离，成为无国籍的人。反过来说，阿伦特认为公民身份是政体的一部分，它表达了对“人性”的完全归属。

在我的描述中，法国政府的人道主义话语和实践实际上不允许非法移民失去人性。正如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人道主义如今在“超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如非政府组织及其它机构）中建构和行动，但它确实创造并维持着有限的人性，并制造生物性妥协（如故意感染）的新形式。

最终，人道主义强烈地区分出公民和人，并使人的概念变得更加贫瘠。一个“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人，但不能同时都是。

一旦一个人被确认为人类的一部分，受到人道主义条款的保护，那么就会失去政治和社会权利。比如在这里，通过人道主义条款进入法国的移民都有着边缘化的背景，他们多来自前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种族等级制被强化了。的确，通过人道主义政治产生的后殖民空间继续以其先辈们的方式进行着，同时重构出更多的排除形式。

我想澄清一点：我没有要争论过去存在于法国或其它地方的人权话语，而是在说一种刚刚起步的新兴话语与过去那种话语重叠共存的现象。并且，这种新兴话语变得日渐强大。

伦理制度必定需要放在特定情境中才能理解，现在伦理制度成了更广泛的跨过劳工、资本和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显然，同情或人道主义的话语不是新鲜事物。“人权”和“民主”的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同情。然而，两者之间的平衡已经转移了。虽然我的论点基于法国的情形，但我认为它与全球资本时代引发的广泛现象都有关联。

“无国界医生”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人道主义条款”也变得日趋重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医疗人道主义在“南北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权利意味着正义，它包含了义务的标准，同时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道主义则关于慷慨，它不是规则，而是权利的例外状况。人道主义政治的基础是让人参与到移情的关系中，这样才能展现人之普遍性。

这是一种道德律，但当它走向极端的时候，就需要出卖一个人的痛苦、身体乃至生命来作为交换条件。伴随政治机构在全球化世界中失去合法性，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所谓的“非政治性”的痛苦身体正在成为争取更广泛社会概念的最合法的政治工具。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了解这种转变的后果，而且要对此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