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消磨》：向日据时期的港人学习乱世生存

“一场战役，致使香港的政治气氛和生活状态丕变……香港沦陷初期，人心惶惶，市面弥漫着愁云惨雾的气氛，社会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现象……生活渐趋艰难，因此很多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选择留居在香港的人仍旧需要为生活而奔波或烦恼。”

这一段文字所描述是日据时期的香港，并非当下。

“生于乱世，生命更见宝贵，每一天能活着已属万幸。人们生活在吞声忍语的环境下，只能依靠个人的意志、家庭的支持，以及朋辈的关怀来排遣心中的愁闷与哀痛。”

若你感到心有戚戚然，不妨去图书馆借阅这本由香港历史研究专家周家建博士所著的《浊世消磨──日治时期香港人的休闲生活》。

1941年12月25日，掌管香港的英国殖民者不敌日军攻势。港督杨慕琦在香港半岛酒店签署降书，标志着英军战败。四天后，日军成立“军战斗司令所”，香港正式进入日本统治的艰苦岁月。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布投降为结，这整整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才宣告终结。

不少历史学家针对这一独特的课题做出了不同范畴的研究，大多围绕香港保卫战、战俘营和敌后工作等。然而，周家建博士却将眼光放在了软性研究上，通过收集和整理当时各种文献资料，了解日据时期相关的休闲活动，试图还原社会内不同阶层是如何在浊世中消磨光阴的。

“浊世消磨”，皆因人为求存活

光是“浊世”和“消磨”这两个词，已为这本写历史的小书平添了一份惆怅和万分无奈，却又在无奈中生出一股坚持和希望，更在宏观历史研究的巨流中，留住了人间些许方寸。书中写道，“沦陷岁月，市民多被形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市面往往被形容为‘一片寂静’，商业活动‘完全停顿’。理论上，一个地方纵使环境恶劣，市民大众仍得继续‘生活’，皆因人为求存活，仍会想尽办法解决眼前的困境。沦陷期间，人既要为生存而活，也要为生活而活，当中的‘活’是生命的延续。”

若要读懂这一“活”字，可参见新派诗人戴望舒在散文《我的辩白》中的诠释。

“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范例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

生于杭州的戴望舒写此文时正值而立之年。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雨巷诗人”。1938年上海受日据沦陷后，他与妻女来到香港，寄居在薄扶林道的“林泉居”，其后加入《星岛日报》出任文艺副刊“星座”的主编，大推抗日文艺。

然而，香港在三年后亦被日军占领。这一次，戴望舒和家人选择留守。因拒绝配合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很快便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拘捕了戴望舒。戴望舒在域多利监狱囚禁了两个多月，期间遭受酷刑，身心摧残。在好友叶灵凤的疏通下，才于1942年5月保释外出。

出狱后的戴望舒写出了《我的辩白》，道尽“苟存性命于浊世”的无奈，用现在的话来浓缩，那就是“活下去才有希望”，或者是香港人常说的“斗长命”。

知识分子如此，小市民又如何呢？

日据时代，还是“戏照唱，马照跑”

从表面上看，小市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浊世消磨》中记载道，香港粤语片演员吴楚帆曾经在自传里提过，战争爆发前夕的香港，市面仍然川流不息。1941年沦陷前夕的12月7日，吴楚帆想去掃桿埔（位于港岛湾仔区）看足球比赛，到达之后却发现球场一片死寂。失望之余，他偶遇友人，便一同在中环吃饭看戏，之后乘坐天星小轮回家，眼见平日熙熙攘攘的尖沙咀码头变得寂静，街道上的英军全副武装，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才涌上心头。

正统的历史教科书里，日本侵略者总被描绘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形象，而沦陷区的人民一定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事实上，日据时代的香港虽然物价飞涨，却远远没有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日军占领香港后，透过灌输新的思想和引入新的活动来进行同化。新殖民政权以“新生活”来形容这些变化，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则刻意保持不变，“戏照唱，马照跑”被视为生活一切如常的指标。

当时的文娱活动甚至比战前更为发达。三年零八个月里，光是香港交响乐团就表演了三次，亦有一些LIVE的表演在电台直播。日本海军和陆军亦曾经来香港表演，包括在街上演奏。他们演奏的包括西方乐曲，后来也加入中国和日本的曲目，而日本曲目大多数是鼓吹爱国思想的。同时，传统戏曲的发展相当蓬勃，例如戏班和粤剧。著名粤剧剧作家唐涤生先生在日治时期一共写了124部剧本。除此之外，也有话剧。除了《雷雨》这类传统话剧仍在街坊剧场定期公演，以《香港第一百回圣诞节》为代表的现代话剧也应运而生。《香港第一百回圣诞节》是一出独幕剧，剧本描述了1941年香港的圣诞节在防空洞里发生的故事。台词包括：“炮火能把一切毁灭，而人性是毁灭不掉的。在战争的大转变中，每一个人可能的也会转变。”开放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的赛马活动也是异常昌旺，与如今的香港赛马会或者以前的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相比，大同小异。《浊世消磨》中记载，日治时期的赛马活动同样有会员棚和公众席，亦设马匹拍卖。赛马会设董事会。日本人本着排斥白种人的政策，以及符合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将赛马赌博交由香港的华人管理，但控制权仍然在日本人手上。

日本人着意于赌博来麻痹人心，继而降低了赛马的入场券价格，并在场内设乐队演奏助兴。赌博成为了世人逃离现实的逃生门，更是脱贫的捷径。上文提到的吴楚帆亦在自传中记载了当时赌场人流汹涌的迹象。

“开幕的一天，赌场内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奇怪那时候的人心为什么这样不可蠡测，尽管大家都活在危巢之下，人人都有饿死之忧，但依然能有这么多人热中于赌博，希望辛获？我觉得即使这是一种苦闷的象征，而此种所谓‘娱乐’实在也是发展得相当畸形的。”

除了赌博，上佳的食肆亦照常营业。曾任养和医院董事长和院长的李树芬医生为了逃离香港，就曾假装沉醉于繁华奢侈的生活。《浊世消磨》写道，李树芬医生当时每天都前往“告罗士打餐厅”午膳，有时甚至携女友前往，为他在日本密侦前提供伪装。告罗士打餐厅是香港昔日的一座高级酒店，位于中环德辅道中与毕打街交界。李树芬医生事后在《香港外科医生》一书里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

“当时的告罗士打餐厅，为日本高级官员的集合场所，我的出现方式，大约颇令他们满意——日本所喜欢的，是没有灵魂的中国人。”

丰俭由人，穷亦有乐

日治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普罗大众只好靠日常的配给过活。但如李树芬医生这样的社会上流阶层仍有一部分人能过着比较安稳的生活。香港沦陷后一周，《华侨日报》已指出皇后大道中的酒楼食肆已经有一部分复业。市面恢复运作后，饮食业也渐渐复苏。《浊世消磨》中提到，到茶楼品尝“一盅两件”在战前已经是香港人的生活情趣，这在日据时期，仍然没有改变。但因为食材短缺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点心每碟索价三毫。故此，只有富有者能叹这“一盅两件”，平民百姓因价格昂贵而却步。

对于低下阶层来说，自有自己的消遣模式。戴望舒的好友叶灵凤就曾以“赵克进”的笔名在《香港日报》发表《闲谈》一文，表示由于囊中羞涩，几个好友以“闲谈”度日。

“近日日间多暇，深苦‘度日如年’，向‘声色犬马’寻开心，又苦‘円’之不足。不能消遣，则难挨无聊光阴。于是闲谈度日，日久对‘闲谈’便勾引起兴趣，大有非闲谈不可之概……在月明清风，窗前剪烛，与二三知己，共话人生，谈笑自知，其乐趣非纸笔所能形容。或是风雨之夜，联床共话，古人以引为雅兴，际此遍地烽烟，满地干戈之时，劫后余生，倘得一知己，大被同眠，闲谈不倦。其雅兴当不逊古人。”

大意约等于、且极相似于现今香港人所说的“围炉”。

这类丝毫不花分文的休闲娱乐活动还包括郊游。1943年1月13日的《香岛日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怎样旅行》的文章，推荐市民在香港的秋天和初冬找个时间，来一个短途旅游，舍山就水，纵情自然。毕竟能在自然中放纵自己，总能给人以莫大的慰藉。

顺民还是移民？

十八天“香港保卫战”改变了香港的历史。一个原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殖民地，霎那间成为了日本统治的地区。原居住于香港的人为了存活，只好无奈地接受人生的变易。当中部分人选择离开香港，而留在香港的市民，心中多少存有抗日的意识，但是抗日始终不是普罗大众生活的前提，生存观念往往盖过了民族感情。为了生存，留港的人士只好迁就另一种生存模式来迎合新的社会运作。

这样的感受，对如今的香港人来说，有些过分熟悉了。

国安发颁布近乎一年。整个城市仿佛仍在蛰伏中，说不清是困顿还是麻木。最新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已离开或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彭博社数据显示，随着英国BNO签证计划的实施，2021年香港将有约1.31万至1.63万个家庭循BNO途径移民英国。这还不包括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数。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早前做的民调“香港青年对未来的看法”，其结果显示57.5%的香港年轻人愿意离开香港，前往国外发展，较2018年调查时的46.8%大增一成。

自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香港人已经习惯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乱世”。随着局势愈加严苛，各种“乱世指南”接连出炉。有学者推荐港人阅读美国历史学家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2017 年的著作《论暴政》（On Tyranny），从生活小节中抵抗暴政入侵。也有人引用捷克前总统、剧作家、文学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he truth)，呼吁港人在黑暗中仍然点燃良知的灯。大陆导演季业曾经说过的名言，“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也被多次引用。

但是没有人能提出除了口号以外更确实的行动路线；因为行动的本身已经触犯国安法。一切的不服从和反抗都变得更加隐秘、孤立，甚至无声。原本贴满文宣、变为连侬墙的行人隧道如今被粉饰太平，街头巷尾再看不到口号和标语。同路人在巴士椅背上发现只言片语，如同溺水的人在巨浪中找到一块浮木。

周末上街游行的人潮，酷暑下、暴雨中不断前行的双脚，在灯海中拉手，在烟雾弥漫的巷道里狂奔，几百、几千、几万人共同呼喊的口号、一起唱过的歌。群众运动残留下的余温仿佛变成了虚妄的烟火，留在香港人消逝的昨天。然后，仍未离开的人们突然发现，这股逐渐熄灭的热情不但无处可去，甚至无处安放。旧的香港已然死去。面对不断被压缩的表达空间、不断被蚕食的人身自由，“你不是做顺民，就是移民啦。”连茶记（茶餐厅）阿伯也会这样回答。

开发新的秩序

令人意外的是，香港人在碾压中找到了新的寄情之处。最先爆发的，居然是娱乐界，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

本土歌手站在了聚光灯下，仿佛一夜蹿红。在由香港免费电视频道ViuTV举办的首个音乐颁奖礼上，先是有歌手合唱“香港歌手不会死”，再有本地偶像组合“Mirror”的成员姜涛宣布，香港歌手要做“亚洲第一”。另一方面，早前曾陷入激辩的课题，“香港电影是否已死？”也有了新突破。由本地年轻人创办的YouTube频道“啱Channel”、“试当真”、“小薯茄”和“FHProduction”破天荒四台联播，接力播足近4个小时，除了清谈环节，亦有四台合作拍摄的新片，高峰时期有近1万5千位观众同步收看。“试当真”频道创办人之一游学修直言，“直至2021年，不论歌、影、视、网，每天的新闻都告诉你，改朝换代的真的要开始了。”

这样的豪言壮语一下把死寂的公共讨论空间点着了。陷入社运低潮的人们，以为自己已成“遗民”，却目睹娱乐圈仍有人未北上发展，反而卖力地为港人表演，仿佛看到了希望。#香港人养的起香港的艺人#，这样的hashtag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在电视台的街访中，不少人坦言：粤语歌正在回归，最近流行的是本土艺人。

陷入囹圄的民主派人士之一，有“立场姐姐”之称的何桂蓝（何桂蓝曾是香港媒体“立场新闻”的记者，多次在反送中运动中连线直播，包括元朗“721”事件）也写信告诉外界，听“Mirror”的歌是她在狱中的一大支持。新歌“Warrior”的歌词里唱到“大不了死，亦不会避”，何桂蓝说：“无论是正在与情绪和绝望艰苦搏斗，或是斗志仍未因牢狱而消散的在囚者，面对的都不是绝路，而是一场寻找出路口的漫长战役。”因此，外界不需要觉得抱歉，更不要陷入绝望。因为只有自愿地直面和接受苦难，才能认识自己的处境，从而找寻到出路。

这何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

早前退出香港老牌民主政党之一公民党，并拒绝按国安法宣誓的沙田区区议员黄文萱，在Facebook上坦露心声。她写道，体制内能够作为的空间已经极少，就算有，也绝不是暴露在镁光灯底下的人可以做的。作为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来说，剩下的是怎样探索体制外的空间。在制度崩坏的同时，香港人正在思考和尝试在断壁颓垣下保存自我，另觅新路。

乱世下，万物都是一份隐喻，万事都有象征意义。浊世里更需要消磨光阴。这种消磨不单是“杀时间”，更是一种蛰伏。就像周家建博士在《浊世》里观察到的，在局势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消闲是带有消磨悲痛岁月的感觉，娱乐是社会制度的体现。若这些带有私人情感的休闲活动能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可，人们就能利用绝无仅有的娱乐，将负面沉淀（Negative Indulgence）的情绪宣泄出来。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L黑暗的”

随着二战战事逆转，盟军军机开始空袭香港。战机轰鸣的声音由远至近，整个城市上空布满硝烟味。城内百业停顿，休闲活动亦在战火下日渐沉寂。

1944年5月3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渐入尾声，但却又是战火交锋最激烈的时刻。以保护战时图书及档案有功，后获英皇乔治六世授勋嘉许的香港学者陈君葆，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了自己在浊世里消磨时光的心境：

“下午烹咖啡与云卿和子女们开一个小小的茶会，咖啡只有糖没有牛奶，当然不会有糕饼之类，但便是这样，已经觉得有点过分了。可是对着青山，绿的可爱的山，虽然那里树木已少了许多，已够开怀了。何况尚有一咖啡在手！”

此时，距离香港重光只有15个月。

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愿香港人能在历史中找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