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中看宋朝受圣母思想毒害从而衰落的原因

作者：华夏武士龙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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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由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正史，被称为"帝王的教科书"。可是，以前我只是从中看历史故事，现在却从"战略思维"这个角度看到了新的东西，仿佛"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迂腐思想。

司马光曾与王安石交好，并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当他看到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把宋朝变强，反而给百姓带来困扰时，他立即跟王安石划分界线，两人绝交。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贬出朝堂，司马光官至副相，他连上《请革弊札子》和《请更新新法札子》两道奏书，要求废除变法，甚至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可以看出，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不仅仅全盘否定，甚至已经深恶痛绝，认为变法没有任何益处，可见此人在军国大事上的迂腐与保守，后来宋哲宗也是罢免了他，换用了主战派章惇。

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了汉朝名臣贾捐之。贾捐之要斗倒权臣石显，但石显得到皇帝信任，贾捐之多次弹劾都没有效果。贾捐之的朋友杨兴认为石显现在正受到皇帝信任，与石显斗是没有好处的。于是贾捐之改变策略，天天在皇帝面前给石显唱赞歌，夸奖石显如何高尚，朝廷要如何用人，其目的是想把石显捧高，引起皇帝的猜忌。石显看破了贾捐之的意图，并设计让皇帝处死贾捐之。

《资治通鉴》评价：“以正攻邪，犹惧不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贾捐之弹劾石显是正道，尚且没有作用，故意捧高石显是种邪道的方法，用这种邪道的方法来攻击同样是邪道的石显，怎么可能会成功呢？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认为正道才是最重要的，并相信正道永远可以击败邪道，如果使用邪道，那么就失去了意义。在司马光的心中，首先要有正道，才能坚持正道，才能反对邪道。但问题是，司马光坚持的道一定是正道吗？别人的道与司马光的道不同，那别人一定是邪道吗？到底这个道是谁来规定是正是邪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记载西汉外交家傅介子斩楼兰王的事情。汉昭帝时期，匈奴经汉武帝打击之后，实力虽大为削弱，其部落逐渐往西迁移，但在西域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丝绸之路开拓以后，汉朝经常派使者或商队往来西域，只是在匈奴的威逼之下，西域一些国家虽表面上臣服汉朝，却对汉朝阳奉阴违，并暗中截杀汉朝的使者和商队。傅介子带着大量财物出使西域，诱惑楼兰王。到达楼兰后，在楼兰王招待傅介子的晚宴上，傅介子当场斩杀楼兰王。楼兰人想杀死傅介子，为国王报仇，傅介子说：“汉朝军队马上就到，你们不要动，动的话灭你国家（汉兵将至，勿动，动则灭国）。”楼兰人果然被吓住，傅介子主持立亲汉的王子为新楼兰王。傅介子通过刺杀的手段，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楼兰问题。回到汉朝之后，傅介子得到封赏，封义阳侯。后代很多外交家、军事家都非常崇敬傅介子，例如东汉的班超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就曾学傅介子，在楼兰屠杀匈奴使团，逼迫楼兰投靠汉朝。

不过，司马光却不赞同傅介子的做法。他认为汉朝是王者，如果楼兰臣服汉朝，汉朝理应善待楼兰，如果楼兰不臣服，汉朝应光明正大地派军队征讨，历数楼兰的过错，才能使西域其他国家服气。如今汉朝派人以金钱为利诱杀死楼兰的国王，这种手段太羞耻，汉朝居然以此为功劳？

《资治通鉴》：臣光曰：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可见在司马光看来，面对西域问题，汉朝出兵讨伐不臣，这是正道，像傅介子这样搞刺杀其实就是邪道，用邪道的方法达到目的根本不值得推崇。傅介子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宋朝，想来以司马光的为人，一定会上奏书要求皇帝处罚傅介子，傅介子不仅无功，反而有过。

可是，如果按司马光所说的正道的方法，汉朝能解决西域问题吗？肯定是不可能的。理由有两点：1.西域各国不会在明面上反对汉朝，只会搞小动作，这就表明在名义上，汉朝不会抓住西域各国的把柄，汉朝也不会轻易找到出兵的理由；2.汉朝出兵到西域劳师以远，在财力和物力上都不具有持久性。从长安到西域最近的楼兰国就有3000多里路，汉朝如何出兵震慑西域？这也是西域各国喜欢搞小动作的原因：汉朝距离西域太远。

在傅介子斩杀楼兰王之前，汉朝对西域各国的小动作是非常头痛的，而应对的方式都是采取司马光的正道的方法：派个使者去西域，把那些被怀疑搞小动作的国家的国王狠狠地骂一遍，威胁他们再不听话，汉朝要发威了。结果西域各国表面上唯唯诺诺，可是汉朝的使者转身一走，这些国家又开始搞小动作。

傅介子之所以得到军事家和外交家的推崇，是因为他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困扰汉朝几十年的问题，同时震慑了其他西域各国，告诉他们：即便汉朝不派大军，同样能搞定这些国家。不过，傅介子敢斩杀楼兰王，除了他的个人勇气非凡之外，和其背后一个强大的汉朝的支持和汉朝以利益至上的行事准则是分不开的。

利益至上，或许这就是汉朝人对外敌的道。所以汉朝必须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利用各种手段，来保卫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夺取他人的利益。

同样，唐朝也是这样民族利益至上的王朝，这里就不赘述了。

宋朝与汉唐恰恰相反。首先，宋朝虽经济发达，但国家是孱弱的，国家军队无法震慑其周边国家，甚至在对外交战的过程中屡屡吃败仗。其次，宋朝以文治国，受儒家思想深远，且形成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宋朝的行事准则是注重名义，即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保证自己在名义上是对的，甚至不惜牺牲利益来维护名义，或者想方设法置对方于不义。这或许就是司马光对外敌的道，也是宋朝当时大多数人的道。那么，宋朝要做的就是善待周边国家，威化周边国家，使周边国家感受到宋朝的善意而自愿臣服于宋朝，这会使宋朝符合名义。主动去攻击周边国家并不符合宋朝人的道，即便是被攻击时也要在名义上压住对方。宋朝既然想用道来让周边国家臣服，自然也就不需要强大的军队，也不会认同那些诸如傅介子斩杀楼兰王等违反道的手段。

这岂不是非常的圣母和假仁假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战争史难道没能教会你们斗争是永恒的，只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才是值得信赖的？

不过，宋朝的道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在宋朝弱化自己的军事的同时，周边国家却注重军事的发展，并屡屡发动对宋战争，侵占宋朝的利益。而旧党投降派却把持朝政，阻挠皇帝变法图强，加强对武将士兵的压迫，自毁长城，妄图通过自我贬低来讨好周边蛮夷。

我们中华文明，汉唐霸王道杂之，兼具儒法道三家优势的治国精华理念，就这么被宋朝这帮保守圣母投降派给否定了，于是，宋朝统治者外战疲软，利益丧失也是必然的了。最严重的是，我们中华汉家的民族血性被扭曲，直到明朝都没能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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