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4月23日讀到何清漣先生的上報專欄文章，才得知今年三月，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上海被中共國安部門秘密抓捕了。

富察本名李延賀，1971年出生於東北遼寧，擁有中文博士學位，曾任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後與台灣人結婚生子，在台定居多年。2009年在台灣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為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的品牌，富察並於2013年領取我國居留證。

據透露，富察已經取得台灣身分證，政府將其當成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看待。不過依現行規定，中國籍人士取得我國身分證後，須在三個月內註銷對岸「戶籍」，亦即當事人須回去中國原籍辦理除戶，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戶手續後，才算完成程序。

在疫情期間，有2千多個申請案已拿到台灣身分證，卻因疫情沒辦法回去註銷原籍，台灣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後，許多人回去中國完成除戶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回去上海辦理除戶，遭中共國安單位秘密拘捕。

官員表示，富察被中共國安單位帶走原因，乃因八旗文化近年出版了許多違背中共史觀，以及與中共意識型態相左的書籍，中共官方將多本八旗文化出版的書籍列入禁書查禁，不讓中國人民接觸。

據舉例，譬如八旗文化出過《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探討新疆地位及種族文化滅絕，讓北京當局非常不開心，也出版多本介紹「滿州國」真實歷史、文化的著作，內容均與中共宣傳史觀不同，也出版探討台灣國家定位、紅色滲透的書籍。

4月26日在微信視頻號看到國台辦回應記者提問說：富察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接受國家安全機關調查。看到底下大陸網民的喊打喊殺的回復 ，有些悲哀有些憤怒。他們了解富察究竟做了什麼嗎？

富察在上海遭中共秘密拘捕 官員：政府視為台灣人被抓案件處理

自由時報〔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來台定居多年、具滿族血統的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今年3月回中國上海探親後，遭中共國安單位秘密拘捕。據透露，富察已經取得台灣身分證，現為我國國民，返中是為辦理註銷中國「戶籍」，因八旗文化出版許多與中共史觀和意識型態相左的書籍，引發北京當局不滿，富察人在上海已被帶走，政府看待此案視為台灣人遭中共抓捕處理。

富察本名李延賀，1971年出生於東北遼寧，擁有中文博士學位，曾任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後與台灣人結婚生子，在台定居多年。2009年在台灣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為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的品牌，富察並於2013年領取我國居留證。

據透露，富察已經取得台灣身分證，政府將其當成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看待。不過依現行規定，中國籍人士取得我國身分證後，須在三個月內註銷對岸「戶籍」，亦即當事人須回去中國原籍辦理除戶，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戶手續後，才算完成程序。

在疫情期間，有2千多個申請案已拿到台灣身分證，卻因疫情沒辦法回去註銷原籍，台灣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後，許多人回去中國完成除戶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回去上海辦理除戶，遭中共國安單位秘密拘捕。

官員表示，富察被中共國安單位帶走原因，乃因八旗文化近年出版了許多違背中共史觀，以及與中共意識型態相左的書籍，中共官方將多本八旗文化出版的書籍列入禁書查禁，不讓中國人民接觸。

據舉例，譬如八旗文化出過《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探討新疆地位及種族文化滅絕，讓北京當局非常不開心，也出版多本介紹「滿州國」真實歷史、文化的著作，內容均與中共宣傳史觀不同，也出版探討台灣國家定位、紅色滲透的書籍。

「中共將手伸到台灣的出版業！」他強調，中國很早就開始打壓香港出版業，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去中國就被逮捕，隨便安一個罪名關了十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亦是如此。富察被抓一事，意謂著台灣人以後出版著作、在報紙、網路發表文章，都有可能因言入罪，即便不是作者，只是出版業者，去中國都有可能出事。

據分析，富察上次回去中國是2020年6月，認為這次回去不會有事，沒想到卻被抓走。富察算我國國民，但對中國而言，富察未完成除戶，中共根本不管你是台灣人或中國人，一律視為中國人辦你，跟富察有無台灣籍沒有直接關係，像李明哲、李孟居都是台灣人，一樣被中共判刑囚禁。至於李勘對富察的指控，完全是個人無證據的推論。

八旗文化出版社23日發聲明表示，「未來，我們將秉持著傳播知識的立場，正常維持出版的相關計畫持續出版好書，這點請大家放心並繼續支持我們。相信待人寬容而充滿出版熱情的富察，一定能很快的再繼續與大家分享他對於知識的熱情，並且也會在各個講座場合，再次聽到他熱切的與大家談論知識以及爽朗的笑聲。我們等待富察平安歸來」。

何清漣專欄：豈有文章傾社稷　聞出版人富察中國被捕有感

何清漣 2023年04月22日 07:00:00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賀）清明回大陸為其亡父掃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灣家中。未來是否會被正式逮捕，誰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願，朋友間雖然廣為流傳這條令人鬱悶焦急的消息，但誰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體登了這條消息，尤其是李戡（台灣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談了與我有涉的「事實」，我決定寫篇文章，以正視聽。

「小八旗」出了位大視野的掌舵者

這些天我反覆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與出版我那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有關？因為距離出版之時已有四年，期間富察亦回過大陸，希望不是完全因為我那本書。但從八旗出版的所有書來看，惹禍之由少不了這本書。所有媒體消息都談及：富察在台創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紅色滲透》、《重返天安門》、《被隱藏的中國》、《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發表日本學者新著《新疆》。

看了這個書單，會以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導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國現狀的政治，但其實這只是規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視野的部分成績。這家出版社出過的好書不計其數，比如談美國社會衰變的《西方的自殺》、《國父的真相》，前蘇聯崩潰前後的《列寧的墳場》、中國歷史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尤其是多達21卷的《興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規模之小，甘冒市場風險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獨具慧眼，基本不會考慮。我曾在臉書上寫過，在中國，最好的出版社曾經是三聯書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時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書數量上也無法與八旗相比。

在言論自由的國度裡，或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那些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這些書標識的是出版者的眼界與專業精神。我由衷地認為，富察是個非常優秀的出版專家。如今專家可以自封的年代，「專家」的份量已經變得輕飄飄的。但我很少這樣評價過他人，在我眼中，出版專家與合格的媒體專家應該具備兩大基本素質：

一、眼界與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太難。如今的媒體，遑論中國這個「言論自由」的修羅場，即使在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度也不能包容異見，只要不合主流媒體政治正確的標準觀點，絕無發表可能。但作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別的包容性，與他觀點接近的書，他出版；與他觀點相左的書，只要有價值，他也願意出版。有些書的觀點比較另類，但他認為是種探索，哪怕無利可圖他也願意出版。現在的出版者與媒體不少已經忘記一條： 出版業與媒體類似，都是社會公器，如果只接受觀點趣味相同者，最後只能辦成同人平台或者成為某黨派宣傳機器。

二、市場定位要準確，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優秀者才能勝出。如今互聯網時代，偏好紙本閱讀者越來越少。美國的企鵝與藍登書屋曾是美國出版業的兩大翹楚，都因面臨壓力經營日艱，於2013年合併，2020年中國大陸共有1573家書店關門。但富察卻在台灣為八旗文化出版撐出了一片只屬於他的藍天。在各種介紹富察與八旗的文字中，我認為他自己寫的《兩岸出版比較的尺度陷阱》寫得最好，裡面他談了自己走過的路、曾經的思考，最後告訴讀者：「我們要做的，就只是要堅信自己的2300萬讀者，並不輸給北京和上海的2300萬。我們要放棄圖書業的代工思維，考慮打造自己的牌子。我們不必陷在無謂的『對等』思維（政治場域裡，這套思維更可怕），而應強調合理的平衡。我們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節點」；「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體華文出版市場是件大衣，台灣應是關鍵的鈕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為導向，傳播知識與思想是其志業，這樣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紀以前，雖是少數，但不算稀缺；如今這年代，是稀缺之寶。任何社會都應該珍惜。出版《紅色滲透》這本書，就我而言，是將被擱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報告增補修訂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幾乎沒考慮政治方面影響，只是覺得這本書為他開啟了一扇知識之門，在此之前，他並不瞭解有關中國大外宣的來龍去脈。

李戡所謂「詭異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賀，你到底是誰？》一文中提到這次訴訟，其中專列【詭異的官司】一節，原文說：「李延賀說他自己和何清漣被旺中告，之後雙方和解，而旺中承認有這起官司，也承認告了何清漣、出版社和總編輯，但強調沒告李延賀，一場官司，居然能發生這種「被告各表」、「總編輯各表」的情況，實在是詭異至極！」並說台灣媒體人多引用我的書談旺中集團，導致被告。

李戡對事件的敘述與事實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沒列為被告的原因非常簡單：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的一個下屬機構，不是獨立法人。因此對方律師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為訴訟主體。《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真相》一書出版後，遭遇中時集團的訴訟，律師訴狀中所提四處「誹謗」，來自於該書第五章「中共政府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書中都列有引文出處，均來自於台灣媒體歷年報導，最早的見於媒體有十年之久。這種情況下蔡衍明提告，無論如何讓人覺得奇怪。但後來對方律師提出一條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這是重點所在。

出於對出版者負責，我將四條資料重新核查後並將全部連結再次提供給富察，說這些文章發表已經多年，看的人沒有十萬也有數萬，遠比我的書發行量大，如果說本書對他造成了傷害，那他在文章發表後數年內沒有反應，非得等我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才意識到這是「誹謗」？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幾次有關書的演講，其餘與你無關，更與誹謗無關，為什麼作為訴訟條件提出？請貴出版集團的律師駁回這條。過了幾個月，富察來信，說對方要求和解，並附上旺中律師代擬的和解書，以下是富察來信：

何老師，上封郵件提及，對方律師提出我方發出聲明，即可撤告，並提供聲明範本（但可修改），如下：

聲明書

聲明人何清漣所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2019.03)書籍，承諾於書籍改版時，其刊物文字內容針對「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擾處，改以其他中性詞彙代替，往後亦與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此致

蔡衍明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聲明人：何清漣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極簡單：

「同意和解。拒絕此和解書。蔡衍明霸道慣了。台灣人慣的。」

我不認識李戡，作為他文中所言「詭異的官司」之當事人，寫出這段事實，只是為了以正視聽。也希望他今後論人與事時，以事實為基礎。

就富察而言，他重視的是這本書的開創性，因為台灣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書重點。當時無論是我這位作者還是出版者，都沒想到出版後在台灣竟然會有風生雷動之效應。我對富察說，對2020台灣選情的影響，其實不是這本書，而是「紅色滲透」這頭在台灣存在已久的「房間裡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卻不說破。我的書只是讓台灣人不能再假裝看不見罷了。豈有文章傾社稷，北京當局如果要為這本書遷怒富察，實在太牽強。

關於我在台灣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動，因為去過台灣兩次，每次都被會議、活動擠得滿滿，連台灣風光都未能好好領略，這次我想要幾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張清溪與張錦華教授也有他們的一些安排，必須儘量考慮。但還有一種臨時性的安排，與富察及兩位張教授毫無關係，是在演講現場有機構派人聽會，在會場上與我們聯繫，我們擠出時間安排的，我們並未告知富察。還有一場到美國駐台辦事處、民進黨中央總部的會面，我因沒有時間、太累而婉謝了。旺中集團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當然不是他們集團有此需要。這次當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問，富察也不知道。我這人不從事政治活動，在那些會面、演講中所言，其實盡在文章當中。

崛起的中國政府胸懷依舊狹窄

富察是位優秀的出版人，在中國多年，泯然眾人。但到台灣這個與中國相比狹窄得多的圖書市場，經歷過初期的困頓與失敗之後，不僅立足其中，而且獲得台灣出版界的高度認可，成為台灣出版業的重鎮。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質之外，應該說台灣保護出版及言論自由的環境成就了他。我相信還有無數優秀的人才，都在中國這個壓抑人性的環境中泯滅。

世道有如滄海桑田，高岸為穀，深谷為陵。我與我的母國中國一樣，命運跌宕起伏。因為出版《現代化的陷阱》等書而被迫辭國，但我觀察評論中國，從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我被江澤民政權迫害而遠走美國，但在他去世之後，我能寫出不帶任何偏見的《江澤民時代的三個關鍵字》這個系列，用腐敗、開放、相對寬鬆來概括。但是中共政府顯然沒有從這個「凡與我黨不同意見者皆為異類，雖遠必誅」的陷阱裡爬出來，儘管GDP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多年，但並沒養成世界第二大國應該有的包容氣度。

懲罰富察，中國政府當然是想造成「寒蟬效應」，嚇阻台灣出版界。但北京當局顯然沒考慮到，在中國主席習近平判定世界「東升西降」、要與美國一爭雄長，通過國民黨問鼎台灣總統寶座促成「和統」大業正在進行時，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將是致命的。國民黨的「和統」之所以有台灣人願意接受，乃因距離產生美感，總覺得中國不那麼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為出版了幾本疑似違禁大陸之書而被逮捕懲罰，此情此境，難免不讓台灣文化界、出版界與學術界產生聯想：和平統一後，台灣人將失去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進而是現在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祖宗馬克思說過，「一步行動勝過一打綱領」，中共支持國民黨為競選總統而做的所有努力與文宣將因富察事件而化為烏有。

中共掌門人習近平的運氣不錯，國內諸事不順之事，正逢美國政治嚴重衰變，俄烏戰爭成了俄羅斯與北約集團消耗僵持之局，中國成了得利的漁翁，中俄關係易位。

一鯨落，萬物生，單極世界終成多極，習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崛起之良機。但要真想抓住機會，中國也得拿出大國氣度才能讓他國景從。在台灣問題上，與其讓台灣鐵了心倒向美國，不如讓台灣保持中立——俄烏戰爭緣起烏克蘭不再中立，這是俄烏戰爭給北約帶來的教訓，北約出於面子不肯承認，一直在仔細觀戰並小心行動的北京，應該早就悟出這點。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富察：兩岸出版比較的尺度陷阱

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

2016-02-28 端傳媒

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書展結束，但延伸出來的話題效應還在。雖然場館內的簡體館似乎沒什麼人光顧，但關於中國出版人和市場的話題，卻總是不絕於耳。

大致的看法是：他們的書不行，但人很厲害，市場也很可怕。我們台灣真的被比下去了。

這並非沒有佐證，這一年來，我認識的台灣讀書人、媒體人都問我：你看過《羅輯思維》了嗎？你們要不要也弄一個出來？──我們真的還弄不出來，在台灣複製中國，比在中國複製台灣更不容易。

中國書市的樂觀主義

台北國際書展場內，我遇到一個小老闆──不，我脫口而出的定位是錯誤的，折射出我內心深處的某種歧視。只能說，他的姿態、年齡貌似是「小老闆」而已。他風塵僕僕，坦坦蕩蕩，三十五六歲，穿着便宜的夾克衫，手推結結實實的大皮箱，狼狽十足地夾在排隊長龍裏，刷卡買書。

他實際是北京某家出版公司老總，擁有160多名員工，年銷售額人民幣五六億，每年奔走在德國、英國、美國、台北的國際書展。你如果和他夠熟，他會送你一盒他媽媽手作的安溪茶。

他的故事是這個野心時代的中國傳奇之一。二十多歲時，只有高中學歷的他隻身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附近一家人文書店（萬聖書園）的倉庫裏搬書；兩年後，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做編務，月薪600元（台幣3000元），不足以支付當時北京的生活費；再兩年，到一家人文出版社做編輯；再兩年，自己出來創業。十多年後，達成如此規模。如果比營業額和利潤，台灣出版業的這個大佬、那個大佬，應該無言吧。

台灣人無疑會被他的故事所吸引和嚇到，而歐逸文在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野心時代》一書裏，描述太多這樣的中國傳奇：巨大的市場、無窮無盡的想像和可能、奇異的創新和商業模式。「這是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時代，農民的女兒努力上進，從生產線女工扶搖而至公司董事會，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她根本沒時間甩掉農村習氣和焦慮。」

國際書展期間，也看到和聽到了，關於台灣通路在中國展店的消息。誠品的創業元老離開東家後，在中國某知名設計師的資本挹注下，去廣州主持了一家被評價為「準誠品」的書店，叫「方所」。方所書店幾年內不斷北伐，目前已經落戶西南重鎮重慶和成都，且正要挺進海濱城市青島。然後，真正的誠品似乎不甘落後，要在中國秀出真身。去年第一家店開在蘇州，然後是上海中心，全球第三摩天樓，打造全球最高書店。

你會不斷聽到來自書店、你的海外業務的熱切話語：「這本書，在我們一家就可以銷售過千哦。」「只是圖書館的訂單，一種書就好幾百本哦。」面對這樣的資訊，不怦然心動的似乎很少。從大陸湧來的市場樂觀主義，海浪滔滔，一波一波打在台灣島上。而本次國際書展再次強化了這種印象。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看待呢？

台灣出版真的不行了嗎？

「你覺得台灣出版真的已經不行了嗎？」──有同業問我。

我不這樣看。台灣出版人不應該以中國為參照系而思考自身，從而掉入悲觀的陷阱。我反駁的例證是：北京或上海人口有二三千萬，和台灣整個人口差不多，但北京或上海出版同業所產生的書籍、品種、銷量，以及當地讀者的閱讀氛圍、書店，和台北做比較，你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我們不應該陷入規模的迷思，而我們之所以掉了進去，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曾自認是中國。兩蔣時代，台灣因為在聯合國裏代言中國，只好繳納四億人口的會費，而非一千多萬人口的會費，囊中羞澀，只好跟美國借錢。另外一個原因是台灣在中國自我封閉、孤立的時代裏，經濟突飛猛進，以至也形成自己的另類中國幻象，並以兩岸對等的荒謬思維，覺得自己不可以輸給中國。事實上，一大一小的經濟體，本就無法簡單地比較大小。現在人家正常化了，你自己就不要活了嗎？

當然不是。反之，我要活得和你不一樣，讓你看到我的獨特性。

我一直認為，2300萬人口支持的小型市場，是可以透過在地化創新而變得有聲有色、充滿生機、有獨特性。我一直謹記出版是在地產業。當八旗出版社在2009年底開張時，我還沒想得那麼清楚，我也嘗試且犯錯。但我越來越明白，八旗的「中國觀察」書系不是給中國讀者看的，也不是中國某種出版需求在台灣的代工，而是紮紮實實針對台灣浮泛而兩級化的中國觀（一個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之想像。一個是喬治歐維爾的極權想象）而設定。

八旗的「另眼看歷史」書系也是如此：台灣的史觀充滿了大中華中心的謬誤，也堆疊了黨國體制下的歷史論述，這些都需要清除；而台灣史觀的建構，我也期待着不要掉入另外一種形式的誤區裏。八旗的其他書系，都秉承這一理念而手作。

在我已經滿六年的出版實踐裏，我覺得台灣出版市場，一直具有這種有聲有色、充滿生機的熱鬧。500萬人口的大台北地區，遊蕩着和書有關係的一切和種種。它雖然小，但已經足夠。我們毋須因為別人在使用除塵器，就不再弊帚自珍。

實際上台灣的出版業，充滿了個性化和多元聲音。很多書，從來都不是按照標準配方、為了追求市場最大化而生產。在我看來，圖書出版自然應該產業化，但出版不是一般的工業生產線。編輯不是忙碌、而無主體性的生產線女工男工，而是知識、觀念、想法、態度的快樂分享者。

書的製作配方，雖然有自己的框限所在，但沒有單一獨斷的配方。按單一配方標準生產出來的，那叫統一方便麵，不叫書。書，歷經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已經千年，但在後工業時代的今天和以後，都應該保留匠人手作的心態、氣質和味道──像傅月庵正在修為的掃葉工坊。書的企劃，也必須在地思考。每一本書的內容，都呼應了在地的每一種需求；它的外在樣貌，也和不同編輯的不同手感有關。而台灣——請不要小瞧，這不大不小，2300萬人所構成的市場，恰好不會因其小而無法獨活，也不會因其龐大而粗糙、無法細緻和深化——正充滿了這樣的實踐。

「小而美」的陷阱

但我不是說台灣的出版業，已經臻於完美。永遠沒有完美這回事，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一直變動，而一代一代的出版人和編輯都有自己的使命。台灣出版並非完美，有其獨特的問題。它一方面高度市場化，高度競爭；一方面卻忽略商業模式與其創新，只求殺價。它一方面充滿了獨特個性，一方面又充滿代工思維。很多人喜歡用「小而美」形容台灣的出版，也把「小而美」視為和中國區隔的價值。對此我想略作修正。

台灣的出版業的「小而美」，我一度很欣賞，也不斷向朋友推介這個概念。但後來，我漸漸看到了「小而美」的陷阱。「小」不是問題；中小企業模式，我覺得很好，但「小」不能缺乏合作──面對巨無霸來襲更要合作。「美」也不是問題，但美則美矣，在商業上無法自足而持續，最後只能和讀者說再見，關門大吉。

我期待的台灣出版是：「小而永續」、「小而合作」。

我看過很多優秀的編輯、出版人，因為太沉溺於小而美，而忽略或根本不在意他所從事產業的商業模式，而最終歸零，流於小確幸。台灣這些優秀的編輯和出版人，只好不斷轉換戰場、跑道，只好拿政府補助預算，只好靠着個人知名度和光環穿梭往來於藝文界。因此我一直主張，出版要產業化，讀者願意掏錢支持你，比起政府拿預算補貼你，二者比較，前者更值得尊敬。而有志要從事出版的人，有興趣，有理想，固然是助燃劑和驅動器；但如果只停留在知識、美學和道德領域，缺乏產業化思維，一定會跌得鼻青臉腫。

產業化，不是簡化為一條無趣的圖書生產線，不是變成缺乏想像、壓制他者的巨無霸。我心目裏的產業化，是以產業思維製造出十足手感的分眾產品，是圖書這個行業真正做到上下游的精神契合與合作。中國的出版業，在十年前曾以國家意志推動出版行業整合，變成一艘艘文化航空母艦，夠大、狠夠、夠霸氣、夠產業化。但十年過去了，中國圖書行業並沒有出現該有的更大進步，這些航母的創新也不多；反而撒大把銀子，收編、招安了不少原本充滿靈活、有想法、有創新的私營出版公司，讓它與之萎縮。

「大中華市場想像」的誤區

台灣出版人還有種迷思，覺得自己缺錢，因而無法做大或創新。我想說的是，在2300萬人的「小型市場」裏思考，我們不缺錢。覺得缺錢，又是以中國巨大市場為參考得出的錯誤結論。你要做多大呢？我們要問的是：在台灣，我們做到多少就好。

在國際書展上，我問遇到的這位「小老闆」：這十幾年來，中國官商共謀，創造出那麼多到處找生意的游資，有沒有找上你啊？「小老闆」笑了，神情有點靦腆。他說：「我遇到過不少，不過我和他們說，我不缺錢。我覺得就這樣一步一步做，很好。」

我有種假設，但沒有求證過。因為求大，十年前台灣出版界一窩蜂般地跨海峽西進，以為可以大賺一筆。現在看來，他們幾乎全部鎩羽而歸；沒有回來的，也只能在地化。而因為這些台灣出版商志在所謂的「大中華市場」，使得自身面臨創新不足；登陸的十年，自己的本體沒有隨着時代變化而轉型，沒有培養更多新人，沒有形成和通路比肩的力量，導致當年的品牌褪色。

今年的國際書展放眼望去，幾乎每一家，包括主流出版社在內，都在大聲吆喝，自己的折扣比別人家低。而我分明記得十年前的台北國際書展，比現在安靜得多。閱讀是安靜的空間，不是人聲鼎沸的賣場。我寧願聽到讀者的熱議，而不希望入耳的是業內涸澤而漁的吆喝。如果說讀者對我們有興趣，那不是聽到了我們的吆喝，而是聽到了某種神秘神學般的、藉着每一本書而發出的召喚。

如果讀者聽到了我們的召喚，而前來和我們一道參與，形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知識、觀點、情緒和態度，就夠了。我們一定要弊帚自珍。中國出版業的年輕化、創新，確實和時代轉換、形成新市場的大環境有關；我們本着了解、學習的態度就可以了，不可陷入「大中華市場」的迷思裏，而要堅守自己的「小型市場論」。

我們要做的，就只是要堅信自己的2300萬讀者，並不輸給北京和上海的2300萬。我們要放棄圖書業的代工思維，考慮打造自己的牌子。我們不必陷在無謂的「對等」思維（政治場域裏，這套思維更可怕），而應強調合理的平衡。我們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節點。

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體華文出版市場是件大衣，台灣應是關鍵的鈕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