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17: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儘管香港因九七問題社會一直存在隱憂,中國大陸和台灣卻是在朝著逐漸擴大人民權利的方向發展。
台灣自從美麗島事件及大審、林家血案、陳文成案,特別是江南案之後,當局在內外壓力下,已開始走向民主自由開放之路了。1985年,蔣經國回答美國記者時說,不會考慮將來由蔣家人士繼位。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佈組黨,蔣經國未強力鎮壓,回應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987年7月蔣經國解除戒嚴令,11月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九十年代》在這段期間,隨著台灣的開放,在台灣已有專為我們雜誌寫政治評論的作者,有特派記者緊貼台灣時局的報導。黨外也變成民進黨,在選舉中開始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中國大陸方面,那些年在胡趙的寬鬆領導下,也有了較多的言論自由。1985年,胡耀邦委任朱厚澤任宣傳部長,他提出寬厚、寬容、寬鬆的「三寬論」方針,放寬對文藝界與學術界的限制。文學界揭露陰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現。其中尤以劉賓雁寫的為民呼號和批評黨傳統觀念的作品而備受觸目。1985年他寫的《第二種忠誠》,由於《九十年代》轉載而受到海外廣泛關注,並傳回大陸,掀起一陣「劉賓雁熱」。
台灣和大陸,對《九十年代》似乎也改變了態度。台灣在1983年批准了我們的兩個編輯訪台。在香港,也有同台灣當局有關係的人士與我接觸。大陸方面,因當年帶點私怨的廖承志已去世,駐港負責人許家屯主張對我們這類獨立而有影響力的媒體「團結爭取」,據聞在1987、88年趙紫陽搞政治改革時期,他的智囊曾經提過考慮批准《九十年代》再有限度地進口,儘管未成事已爆發民運。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1978年中共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來取代原有「解放台灣」的口號,並提出「通航、通郵、通商」的三通,以及「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的四流政策。蔣經國對此的回應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但到1987年終於聽從民意開放了台灣民眾前往大陸。何時會開始官方往來乃至和平談判「統一」,亦成為當年海外輿論熱議的話題。
1986年10月,我應西德駐港總領事之邀,往德國訪問了十多日。當時的德國仍然分東德與西德。東德是蘇聯陣營的共產國家,西德是西方陣營的民主國家。在西德,我與其他國家的新聞工作者一起採訪當時進行的地方選舉,去了在東德領土內的柏林。當時的柏林一分為二,西柏林有美英法駐軍,東柏林有蘇聯駐軍。東德為防止人民逃往西柏林,在1961年建立一道著名的圍牆與西柏林相隔,時會發生東德守軍槍殺逃亡者事件。我以5美元的入境簽證費,進入東柏林一日遊。我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因此也對分裂國家如南北韓、東西德的情況感關注。
和中共堅持「一個中國」並強迫國際社會接受「一個中國」不同,東西德都接受兩個德國,聯合國也接納兩個德國為會員國。東西德均按照國際外交關係的通則去處理兩德的通信、匯錢、人民往來等相涉問題。當時平均每年有150萬西德人前往東德,而東德則採取組團旅遊的性質,當年有12萬人去西德短期旅遊。人民來往的數量逐年增加。在東柏林大街上,固然看到與西德完全不同的共產國家的肅殺景象,但東德人看來卻安詳、善良,年輕人的舉止、打扮,都看出深受西方影響。
我問過西德一個年輕人,是否贊成統一,他反問我:「統一有什麼好處,不統一有什麼壞處?我不認同國家,我只認同人民,認同人權、正義、民主、自由……。」
現在許多人以為,東西德的統一,是由中國的六四和蘇聯的解體促成。實際上兩德統一在蘇聯解體之前,起動也在八九民運前。由於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放鬆了對東歐集團國家的控制。東德在1989年3月就放寬了邊境管制,從而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逃亡潮。大規模的交往了解,激發了東德公民要求民主、放寬對新聞限制的抗議浪潮。11月4日柏林爆發50萬人參與的大遊行,東德居民開始翻越柏林牆前往西德,當局沒有阻止,柏林牆形同虛設。12月東德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刪去了國家受工人階級及馬列主義政黨領導的條款。德國統一社會黨(即共產黨)召開特別大會,宣佈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德國實行多黨制。1990年3月,東德大選,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第一大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為第三大黨。1990年5月,兩德開始了統一進程。
從德國的分裂而致統一,是一個自由與極權和平競賽的過程。而首先是從尊重事實開始,從承認兩個國家的事實,再經過制度的競爭,最後是人民選擇了接受文明一方的統一。以強凌弱的統一,只會造成人民的受難和文明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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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7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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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派最後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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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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