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要工作，似乎真只有離婚不可」——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六

【一】

沈先生要求把妻子調回北京。

事情辦得不順利。到情況有點鬆動時，沈先生又擔心，家裡只有一間小房，夫婦倆人擠在一起，可能會發生衝突。

他寫信給孩子說：「媽媽回到東堂子一同住下，將不免會迎面摩擦，矛盾突出。因為我除了工作無可為。......在工作時，自然是房中亂糟糟統無所謂，總經常會忘了洗臉、吃喝、理髮......忘了爐子和煮什麼。忘了離開桌子。有人來商談工作，又照例說個不休。那麼一間房子中，已經使她無個轉身處，若二三客人不斷前來‘古為今用’，她哪受得了？」

從1949年起，沈先生和太太的觀念一直不大相同。一位老跟不上形勢，另一位特別積極。在幹校，沈太太提醒丈夫少講話，說他一開口就錯。她又說沈先生思想落後，拖她的後腿。沈先生講：「話說得我極痛苦」。沈太太已經年過六十，還參加幹校的文藝演出。光是1972年6月，她就上台表演了三次。沈先生拿這事開過玩笑。

沈先生要求領導多給一兩個房間，以免太太回來住得太擠。但博物館一毛不拔。沈太太工作的作家協會在小羊宜賓衚衕給了兩間房，總共十九平方多一點。那裡原來叫小羊尾巴衚衕，離沈先生住的東堂子衚衕兩里地。

8月，沈太太辦了退休手續，以照顧沈先生為理由，從幹校回到北京。為了工作，沈先生一個人留在東堂子衚衕。小屋的地板堆起一摞一摞研究資料，桌上和床上經常攤滿書刊和圖片，牆上也層層疊疊掛著古代服裝的畫像。老人家晚睡早起，不停地讀書寫作。

沈太太帶著一個孫女住在小羊宜賓衚衕。沈先生每天中午過來吃飯，然後用小竹籃把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飯帶回去。

那時中國的百姓沒有冰箱，夏天飯菜放久了會變味。沈先生對別人說：「我有辦法。」

人家望著他，想知道有什麼高招。

他正兒八經地說：「先吃兩顆消炎片。」

【二】

沈先生幹了一年多，到1973年5月，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補充修改了一遍，交給博物館領導。

他估計很快就能出版，心裡挺興奮。這本書是先秦到清代服飾史的大綱。原來計劃接著分階段或者分不同人群再編九本或十一本，全套十到十二冊。沈先生很快就動手收集和整理第二冊的資料。他覺得「至少還可望親眼看見三五本由我手中完成」。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直到年底，博物館領導一點反應都沒有，書稿被丟到一邊。三個同事在一個月內去世。沈先生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在12月寫信給館長，要求退回書稿，自己抄一份留底。

就在這時，毛主席說林彪尊孔，推崇儒家。於是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把古代史翻出來，胡亂解釋，責罵林彪。這樣，沈先生研究古代服飾的書就更別指望出版了。

多年研究古代史，沈先生比當官的更了解儒家。他覺得把孔子和林彪綁在一塊是胡鬧，非常鄙視原來讚揚儒家、這時跟著叫罵的教授。他認為最可惡的是統治者不誠實，公開口號是一套，實際目的是另一套。沈先生給親友的信寫道：「從批孔到教改，知[識]分[子]大多不明白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反孔批林運動進展，也許還是在造輿論階段。將來到一定時候，便將一轉而為......明日事，實難預知。」這段話裡的省略號是沈先生寫的，意思是公開的宣傳靠不住，以後不知會變成怎麼樣。

【三】

北京飯店蓋了新樓。

周恩來總理指示調一批畫家給它搞裝飾。為了跟周總理爭權，江青一伙硬說那些畫家的作品是「毒草」。1974年春，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國美術館擺「黑畫展覽」，從各地拉了三十萬人去看。被批得最狠的，是黃永玉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貓頭鷹。這幅畫被說成是「仇恨社會主義革命現實，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先生看到報紙對表侄越罵越凶，冷冷地說，批「黑畫」不過是藉口：「這些哪會是真正矛盾重點？......卻儼然是大不可言之事！」

這時兒媳婦和親戚從江蘇來北京，在小羊宜賓衚衕落腳。沈太太帶著小孫女到東堂子住。於是沈先生的毛病暴露無遺。他沉迷工作，經常忘了洗臉，忘了理髮，忘了吃飯。沈太太很生氣，罵他「懶到一生少見！」

更要命的是沈先生不斷接待上門請教瓷器生產和紡織圖案的人。那邊只有一個房，客人來了，沈太太只好退到外邊屋檐下搭建的廚房，寒冷難耐。看著破舊的小房，她氣呼呼地對丈夫說：「在這種情形下，究竟還有什麼責任要你去盡？」

那時大批判鬧得亂哄哄。沈先生在科學院的朋友天天搞政治學習，不做研究。一位在博物館當中層領導的鄰居也勸沈先生別那麼認真搞文物：「不急於看書、做事......有些事還不知明天怎麼樣！」

沈先生不那麼看。他脾氣好，一方面做點解釋，另一方面哄太太去南方旅遊，散散心，自己留在小屋子里繼續幹。同時，他寫信給博物館領導，要求解決住房問題：「我上次曾告[訴]你說，就因為趕工作，家中六十五歲了的老伴，為此鬧得不和，發展下去，（可不是笑話）要工作，似乎真只有離婚不可。」

博物館根本沒把沈先生看在眼裡，巍然不動。

這時沈先生的血壓升到二百二十，左眼失明，只能靠一隻眼睛讀書寫字和看圖片，有時連自己寫的字都看不清。可他還在堅持。沈先生叫太太在南方放心休息，說自己一個人生活沒有問題，原來以為洗不了衣服，「試試也成了，不大髒，因之也易乾淨。但徐大娘還是帶去重洗了。」他覺得很容易把衣服洗乾淨，但別人把他洗過的東西拿去返工。沈先生顯然缺乏自知之明。

他一個人在北京幹了兩個半月，然後請假去上海治眼，但沒有明顯療效。沈先生回北京後，又恢復太太在小羊宜賓，他住東堂子的牛郎織女生活。

沈先生的視力仍然很糟糕，看遠處還湊合，看近處不行，不閉上左眼，就看不清書上的字。他說自己讀書的時候，「只能閉左眼，開右眼，如[黃]永玉所畫的貓頭鷹情形」。

他一個人日夜苦幹。有時他的屋子半夜還亮著燈，鄰居大娘擔心出了事，會敲敲門，探頭進來看一看。

沈先生的精神令人感動，一些年輕人自願幫助他工作。在1975年8月寫給孩子的信裡，沈先生說：「近半年得了兩個得力助手，先後已完成了八個專題，都還像個樣子。內有玻璃進展史、獅子在中國、馬的應用與裝備」。

【四】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軍隊抓捕。

沈先生的反應相當冷靜。他在這個月寫的一封信裡說，聽到那個消息，他有點憂慮。如果滿足於把江青一伙抓起來，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政治的問題，那麼，同樣的災難還會出現：「若不能從這種現實的形成，取得一點教育，十分謹慎認真，對於‘城狐社鼠’可作隱蔽保護的根本原因，有所認識，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約，則到另一時，還難免出現這種歷史性的重復。」

過了幾個月，他又在信裡寫道：「不宜妄想，認為‘四人幫’一打倒，凡事好辦。」「要比較正確的認識封建意識在上中下各層已泛濫成災，並不是這十年四人幫混入政治最上層的結果，事實上卻由封建意識的廣泛抬頭，才會出現四人幫。」只是抓了四人幫，不真正鏟除專制主義的基礎，只要出點小事，知識分子又會遭殃：「情況小有變化，所謂‘右派復辟’可能又會在另一種形式下，成一部分老老實實的知[識]分[子]受過災難，亦意中事！」

沈先生估計自己能幹到八十歲，覺得必須抓緊最後幾年。他校改《服飾資料》，同時研究相關的專題。博物館對他還是很冷淡，老人家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這多少影響了他的身體。1977年中，沈先生的血壓升到二百三十，右邊手臂有時失去控制。

他寫信跟老朋友說：「看到經過小龍整理過一堆堆、一疊疊，以圖像為主的專題性待收尾、待完成或待進行的百十件材料封套，稍稍翻看翻看，頭就亂了。理會到可用精力已來不及一一完成了。試把已經過朋友為重新抄錄好那廿萬字《服裝資料》說明，校對清理一下，不到廿頁，一個上午就過了。一個多月還不曾校完七十頁，近三個月還只到百十頁。精力衰退比預料還糟。......困難處是絕不宜向家中老伴正式提出，而且任何方式提，變相提提，也不成。因此雖每天仍照常裝成去工作處，其實經常什麼事也作不下，不知不覺即過了一天。」

即使如此，沈先生還在咬緊牙關一點一點地幹。1978年春，探討古代扇子變化發展的論文完成。沈先生計劃年內再搞出四五個專題。但博物館既不解決他的住房問題，又不提供繪圖美工。沈先生全靠外面自願幫忙的助手。他還聽說，博物館想把他擠走，把《服飾資料》算作某個領導的功勞。

【五】

沈先生不想在博物館呆下去了。

剛好胡喬木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沈先生跟他比較熟，於是想調到那邊。社科院可以給他調整住房，安排助手，而在博物館根本沒有希望。沈先生給兒子的信說：「若當真還能做幾年工作，或許還是換個地方好一些。」沈先生的住房實在不像話。他要改善住房，一方面是為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沈太太。沈先生七十六歲，已經實實在在地考慮自己的死亡。他跟兒子講：「應考慮我故去後，為媽媽如何安排得好一些」。

1978年3月，沈先生調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領導很快就給他配了助手，還把他從副研究員提為研究員。其實沈先生抗戰時就是西南聯大的正教授，當研究員只是恢復原有的地位。

得到領導支持，沈先生的勁頭又來了。他早上五點左右就開始幹，天亮搬張小桌子在院子里做事。沈太太的月季花種得很好。沈先生在兩百多朵月季旁寫作校對，陽光轉過來，就挪挪桌子，上午十點移到門廊底下，十一點以後退回屋裡。

他似乎年輕了五十歲。1933年秋，巴金到北平，住在沈家。每天早上，沈先生搬張小桌在院子的老槐樹下寫《邊城》，巴金在屋裡創作他的《雷》。

10月，社科院在友誼賓館租了兩個大套間，讓沈先生和幾個助手在那裡為《服飾資料》定稿。沈太太和他們的養女也參加了。沈家軍沒日沒夜苦戰三個月，到第二年1月中旬交稿。全書從1964年的二十萬字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圖片從二百多張增加到七百多。

沈先生終於完成了十多年來「擱在桌上，壓在心上」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