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香港人建立新國際路線的時候了！

香港運動必須奉行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國家為核心的新國際戰略。

英文原文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陳怡（無國界社運）

香港新推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將異議聲音定性為刑事犯罪，開啟了香港反建制運動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為了阻止該法的推行並維護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一項針對中國的兩黨制裁法案，但這並無法阻止北京政府對香港實施國安法。事實是，隨著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又一項「保護」香港自治地位的法案，香港的局勢只會惡化。國安法推出後，由黃之鋒等人領導，並長期被視為運動中主要爭取國際「連接」的倡導者──香港眾志黨，解散了。這揭示了運動的「國際路線」的局限。

事實上，香港人一直選擇向美國政府而不是美國社運份子和基層組織求助，是一個好大的錯誤。自從香港社會運動開始以來，其國際戰略就優先考慮與當權官員，而不是與世界各地的民間社會團體、社區組織、工會建立聯繫。然而，隨著反建制鬥爭席捲全球（包括去年針對智利經濟不平等的抗議；要求波多黎各州長辭職；法國黃背心運動；以及今年美國的黑人解放運動），世界各地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直線下降。這個現象在美國更為明顯，美國的投票率只有60％，國會支持率低至20％，即將參選舉總統的兩位候選人都不受歡迎。

與美國政府支持香港主要採取制裁的形式（最終受傷害的是香港工人階級）不同，美國的激進基層運動可以賦予香港人更多。實際上，正在進行的黑人解放運動，是香港人在建立群眾運動時可以借鑒的例子。儘管這個反種族主義運動看起來像是「無大台」，但它是建立在社區組織不懈努力的基礎上的。黑人歷史學家Robin D. G. Kelley指出，「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攸關）運動不是潮流下的自發反應，而是大量工作下的產物」，是由組織、運動領導人、學者活動家、社區組織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

正在進行的黑人解放運動，是香港人在建立群眾運動時可以借鑒的例子。

這些黑人組織者展示我們的是，建立力量是沒有捷徑的。他們之所以可以在全國種族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Minneapolis）發起廢除警隊運動並取得驚人的成功，全賴多年的組織和聯盟建設。主要的貢獻者是本地組織Reclaim the Block和Black Visions Collective，他們不是暗地裡連接政客，而是透過號召社區大眾採取行動來實現這一目標。這涉及策略（例如，動員每個地區的群眾去抗議市議會代表）與政治原則的討論（例如，分析本地鬥爭如何反映選舉代表制更大的系統性失敗）。我們可以透過研究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運動來學習類似的經驗，該運動是建立在女權主義者組織La Colectiva Feminista en Construcción等多年的基礎努力上的。

透過研究其他國際運動，香港人還可以從勞工組織去了解運動的建立。今年早些時候，隨著香港人發起了這座城市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會潮，他們積極向經驗豐富的工會份子學習，甚至已經開始了國際交流。我們見到，香港職工盟正在與勞工倡導組織如總部位於美國的Labor Notes，建立聯繫培養新領導人；而美國和香港的醫務人員最近在一個在線小組中分享了組織策略。

向其他運動學習及交流策略是很好的第一步，但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世界各地有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及華人，這種散居的獨特位置可以充當運動之間的聯繫。僑民團體，例如NY4HK，香港論壇，北加州香港俱樂部和香港加拿大聯盟，在整個美國和加拿大都有基地，社區組織正在蓬勃發展，可成為跨國交流的理想橋樑。例如，香港人可以與唐人街和亞裔美國社運份子合作，並向他們學習，共同打擊透過微信在亞洲移民社區中傳播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許多支持中共的言論都是基於「法律與秩序」，這種言論令到不少亞裔美國移民反對BLM。

實際上，香港的僑民流動性極強，九十年代移民的人數越來越多，2000年及2010年代返回香港，最近由於政治氣氛再次移民。即使僅僅是出於文化或語言原因，散居在外的人（他們經常在中西方國家的規則之間徘徊）在促進跨國對話方面也可扮演著獨特的位置。

即使僅僅是出於文化或語言原因，散居在外的人（他們經常在中西方國家的規則之間徘徊）在促進跨國對話方面也可扮演著獨特的位置。

最後，研究其他基層組織的運作方式可以反省香港運動的局限性。例如，香港示威者「無大台」的態度已從戰略妥協轉向教條，而其「無領導人」的精神導致缺乏組織和政治視野短淺。儘管這種去中心化的形式使抗議者受益，但其局限性也不能忽略。相比之下，黑人解放運動通過多年的政治教育和組織建設，一直能夠保持權力下放，同時明確提出了緊迫的要求，這些要求顯然集中在對底層系統更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批評上。

隨著群眾積極要求廢除警隊的聲音在國際上崛起，香港人必須開闢新的國際合作路線。但是，不同於去年美國政治家優先將香港視為其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籌碼的路線，現在是時候與積極的基層組織建立聯繫，並學會在香港的反建制鬥爭中建立更可持續和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