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白纸运动"后，官方放宽防疫管控。但同时间却也继续清算行动，各地都有年轻人被捕的消息。在广州，名为"点心"的性别权益关注者杨紫荆就是其中一人。"点心"妈妈高秀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警方拒绝透露拘捕"点心"的原因，她呼吁大家在享受防疫松绑的自由之际，不要忘记为众人发声而被捕的年轻人。

NGOCN｜被捕者：那些青年

在寒流袭来的这个12月，有参加“白纸抗议”的年轻人陆续被释放，但也有人至今音信皆无。 “应该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些被抓的年轻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为宝贵的一部分。”一位观察者这样说。

十二月的广州，湿冷多雨。53岁的高秀胜从山西临汾的小城侯马来，住在出租屋里，等待着女儿杨紫荆（网名“点心”）的消息。

每天出门，辗转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位于越秀区惠福东路484号的北京派出所询问消息。她得到的答复始终只有一个：杨紫荆的案情不能说，律师不能会见。

唯一的安慰是在这个周一（12月11日）和周四（15日），她分别给女儿成功送去了两次衣服：一件毛衣，一身秋衣秋裤，还有袜子和内衣。

当这位忧愁的母亲在北京派出所的门外徘徊时，1900公里之外的中国西南四川省会成都，另外三位被捕年轻人的家人，也在苦等着自己孩子的消息。这三个年轻人分别是黄颢、胖虎（网名）夫妇，以及一名24岁的维吾尔族青年。

12月15日下午，位于郫都区安靖镇正义路3号的成都市看守所，原本预定的律师会见再次被取消，警方以“正在提审”为理由，拒绝了律师会见。几天前从新疆坐了4小时飞机、专程赶到成都来寻找儿子的父亲，再次陷入了担忧与绝望。

和高秀胜一样，在得知儿子被抓之前，这位父亲对11月底发生在繁华都市上海、北京以及广州、成都的“白纸抗议”一无所知。

“现在疫情放开了，可我的女儿还被关在里头。她究竟犯了什么错？”高秀胜说。这也是至今还被关押着的抗争者家属的心头疑问。

1 街头，以及夜晚的歌声

11月27日晚上九点左右，点心和朋友们出门了。

点心出生于1997年7月1日的山西，当天正是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日，母亲给女儿起了杨紫荆这个名字。但在广州的朋友，平时都喊杨紫荆叫“点心”，这也是ta的网名“废物点心”的简称（点心的性别认同代称为ta）。

广州十一月，夜里已有点冷。十点半，点心和朋友们根据网上看到的信息，到了海珠广场一带，“第一眼看见的，全是警察”。

根据另一位当晚参加了抗议的年轻人回忆：原本大家在朋友圈里说的是到人民桥一带，结果到了后发现周围全是警察，大家就转移到附近海珠广场的一个小花园那边，聚到了一起。

在NGOCN的报道中，一位叫费晴的年轻人回顾说，当晚一开始在现场，因为警察和便衣密布，大家彼此不敢打招呼，只用“眼神确认彼此”。他看到有两个年轻人，穿着外卖小哥的衣服，在江边唱了一支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是1980年代末的名曲。“我在瞬间想到了六四”。

站在人群里的点心，和ta的朋友们并没有听到《一无所有》。但当人群越聚越多，警察把大约四十多个人围堵在中间、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被隔开的时候，除了不断响起的口号，ta们依然听到了很多首歌。这些歌包括Beyond的粤语歌曲《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等。有朋友在点心的身边吐槽，“广东人听了那么多年的港乐，现在终于不说‘去政治化’了。”

这是一个Ta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夜晚。一个在场者描述：“原本以为晚上会冷，带了瓶热水。可站在人群中，我才发现自己全身发热”。

点心和朋友们也站在人群里。有人在喊口号，“人民万岁”。还有人喊了“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专制要民主”等等。在点心和ta的朋友们看来，这些“口号并没有太多想象力”。接着，有人又唱起了《国歌》。“那一刻，觉得有些尴尬。”一些年轻人开始沉默。

当人群中响起《国际歌》时，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合唱。

夜已深。广场上灯光通明，警察的制服外面套着鹅黄绿的荧光背心。点心和朋友们被警察的人墙围在中间。在人群的外围，有支持抗议者的声音，也有人在用粤语破口大骂，让抗议者“收皮”，也就是闭嘴。有人骂抗议者是“废青”，让“外地人滚回老家去”。

一位在场者告诉NGOCN，一位谩骂的人说了一句让她印象深刻的话：“广州人不说自由”，“广州人只要堂食”。她在心里吐槽：“把广州人说的像被圈养的家畜似的”。事实上，那些谩骂很快就被另外的人用粤语怼了回去。

鲜花和白纸在人群中晃动。一位在场者回顾，当时，警察虽然很多，也只是维持着秩序，一切都很平和。“我并没有恐惧”。

“警察把我们都围起来的时候，我有点激动，就跑上前举着白纸，说了一句我想说的话。我说：有武器的是你们，我们手上只有白纸，你们怕什么？”一位叫依轩的抗议者事后回忆说。

夜色渐深。随着时间推移，有越秀公安分局的人来和抗议者交谈，要求ta们逐个离开。但抗议者们要求一起走，也拒绝把手中的花和白纸交到一起。最终，警察围堵的地方开了口子，被围堵在中间的抗议者们走了出去。

点心和朋友们也一起离开了。多人证实，在现场，点心一直很平和，也很沉默。事实上，一位曾经有留学经历的男生告诉NGOCN，“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平和的抗议”。

已是深夜一点。大家都觉得有些精疲力竭。地铁已经没有了，点心和朋友们一起打车回家。

“可能我们就得接受这样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场，就会有很多观点不同的人。”在路上，点心对一位朋友这样说。在朋友眼里，这就是点心。ta确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

2 青年（1）

2015年，18岁的杨紫荆从山西老家考上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专业是工程力学。“她的文科本来一直很好。为了证明自己，又学了理科，也一样考得很好。”母亲高秀胜说。

在母亲的记忆中，女儿从小的爱好是看书。大学毕业后，因为疫情，杨紫荆回老家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考研，方向是“社会学”。母亲才知道，女儿现在比较关注社会了。

2020年夏天，杨紫荆去了广州，在这座中国南方最有活力和包容度的繁华都市，ta拥有了许多相投的朋友。在朋友们眼中，点心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人。ta对性别议题敏感，关心底层疾苦，在被抓之前，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关怀，ta正在翻译一些和残障人士权益有关的文字资料。

在朋友们眼中，点心还是一位诗人，能用十分准确和炽热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或许只有诗才能帮ta用超越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有朋友这样说。

出事前，点心和朋友们看了最新的漫威电影《黑豹2》。朋友们回忆，点心对这部电影有些失望，ta的观点是：“被自由主义收编的超级英雄黑豹，有辱‘黑豹’这个激进派黑人民权运动的象征。”看完电影之后，ta又看了关于黑豹党的一些历史和纪录片等。“点心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就会去深入地看，最终对这个议题变得很了解。”一位朋友这样评价ta。

在大多数朋友眼中，点心就是这样一个安静、善良、有才华的青年。ta在家里养了一只丑丑的玳瑁猫。“看上去很像一只大老鼠的样子。”

高秀胜并不了解长大后的女儿。但在广州的这些日子，她开始尝试着去了解。她在老家山西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靠打零工度日，但女儿是她的心头肉。每次电话，她都喊女儿“臭宝”。事实上，当12月4日的夜里，便衣警察冲进房门，带走ta时，点心正在和母亲通电话。

3 青年（2）

也是在11月27日晚，当广州的海珠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年轻人的呼喊时，成都的望平街上，也已被祭奠的烛光和鲜花，以及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充满。

位于锦江沿线的望平街，是成都一个新兴的“网红”街区。作为中国西南最时尚的城市，疫情也挡不住成都年轻人热爱潮流、追逐时尚的脚步。近年来城市改造，望平街这条老街巷变漂亮了，既有各种潮流小店，又和成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贴合，比起太古里、春熙路等成都时尚地标，望平街更有人文内涵，也更吸引年轻人。

开始于黄昏时分的集会，是在跳舞的快乐气氛中展开的。在江边，有人和朋友、伴侣一起翩翩起舞，有人还带着宠物狗。出生于1989年的胖虎，也在这江边起舞的人群中。

胖虎是一个漂亮的成都女生，职业是纹身师。她平时留短发，有英姿飒爽的气质。她在知乎上的简介，是“一个没有纹身的纹身师”。说自己“出生在江南，但有一颗川渝的灵魂。”

和胖虎结婚不久的黄颢，则是一个刚刚通过律师协会面试的见习律师。在他的一个朋友眼中，黄颢是那种很可爱的男生，“有艺术气质”。几天前，他刚刚告诉朋友，自己律师面试过了，很开心。朋友也热情地祝贺了他。

三天前的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大火，至少导致十个人遇难。和其它几个城市一样，11月27日这晚，人们来到望平街，也是为了祭奠乌鲁木齐火灾的死难者。

24岁的维族青年夏尔（此处为化名）也是祭奠人群中的一员。据他的朋友介绍，乌鲁木齐火灾发生后，这位出生于新疆的维吾尔族年轻人，一直非常难过。当从网上得知11月27日晚有祭奠活动后，他和朋友从还在被封控的小区里翻墙出来，来到了望平街。

在朋友眼中，祭奠现场的夏尔，虽然情绪很悲伤，但显得理性平和。当集会的气氛渐渐变得热烈，人们开始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要生存”等充满感情的口号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试图提醒周边的人们：我们要克制，要回到祭奠的轨道上来。

这也符合夏尔父亲对儿子的判断：在父亲眼中，儿子一直是个很温和的男孩，懂事。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三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到成都工作，希望能为父母分担一些家庭的重担。

一位叫“老油条”的男生也在当晚的抗议现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天，他看到很多人在现场流泪。“不断有人哭着从人群中离开。”

“我没有设想过自己处于这种场景下的状态。在看乌鲁木齐的视频时，我是伤心；在看上海的视频时，我是愤怒。但在这一刻，我只是想哭。”“老油条”说。

集会的人群喊出一声声热烈的口号，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们表达着对过度防疫的愤怒，也表达着他们心中的诉求。在人群被警察围住后，抗议者们开始移动，沿着大街走出了大约两公里。但至始至终，人们只是和平的抗议。

4 抓捕

夜里九点多，成都抗议现场，人群不肯散去，警察们开始失去耐心。清场开始了。

“我现在都无法忘记那个画面对我的冲击，一群警察蜂拥而上，无助的人群四散而逃，好像一群豹子冲击迁徙的人群。” 网民“老油条”曾在NGOCN此前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回忆当时的现场。

“后来才知道，很多朋友当时已经被抓了，只是我没有看到。”他说。

让另一位在场者印象深刻的是，清场的一瞬间，突然有100多名穿黑衣的便衣冲进了人群。人们在一瞬间被冲散了。当晚，多名年轻人被抓。24岁的夏尔也在这个晚上失踪。

抗议发生的次日，也就是11月28日下午，黄颢和胖虎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在广州，当27日晚上的集会和平结束之时，点心和ta的朋友们没想到，抓捕会随之而来。

12月3日，在广州东山口，有三名年轻人被抓。据知情者介绍，两人后来被释放，但一名年轻人至今还被关押。

紧张的气氛开始在广州蔓延，但点心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也在向自己迫近。

12月4日晚上，在点心租住的房子，一名男子自称查看水表，敲开了门。开门的瞬间，十多个便衣警察一涌而入。在被搜查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后，点心被警察带走，一辆停在楼下的私家车带走了ta。临走时，警察让ta收拾一下，ta只换上了一件厚羽绒服。

凌晨，点心的朋友打通了家附近派出所的电话。派出所说，办案区没有人。接下里的两天里，没有人知道点心被带到了哪里。朋友们和ta处在失联状态。

12月5日，在24小时的讯问截止时间之前，陆续有被带走的人放了出来，亲友被要求去北京派出所接人。点心的朋友怀疑ta也被关在那边，于是就去了那边等。

派出所周围，布满警察和便衣。点心的朋友们站在路边，也受到了盘问。但朋友们并没有打探到关于点心的任何消息。

5 亲人的寻找

12月7日深夜十二点，高秀胜接到点心朋友的电话，才知道女儿已经失踪了3天。

“为什么？”电话里，她问点心的朋友。年轻人告诉她：“因为去了海珠广场，因为白纸。” 高秀胜有点迷惑，不知道什么是“白纸”。如今她才知道，“白纸就是无声的抗议”。

放下电话，这位焦急的母亲连夜出门做核酸检测，并订到了第二天下午飞广州的飞机。12月8日的傍晚8点，高秀胜飞到广州。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当天广州已经完全放开防疫政策，出机场不再需要核酸证明。因为防疫放开，一路顺利，晚上十点，她就赶到了广州越秀分局的北京派出所。

在派出所，接待她的民警称给她的老家发了拘留通知书。但她根本没有收到。她问案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对方说：“不能说。”

第二天早上，她又去了派出所。这次她收到了一张拘留通知书。通知书上写明：杨紫荆涉嫌寻衅滋事罪，予以刑事拘留。现羁押于越秀区看守所。

但实际上，办案机关并没有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将杨紫荆刑拘后，依法送往看守所。从12月4日至今，十天已经过去，杨紫荆依然被关押在派出所内。

“因为疫情，看守所不接收”。这是派出所的接待人员给高秀胜的说法。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派出所不具备羁押条件。不把人送往看守所，而是长期关押在派出所，这有可能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高秀胜锲而不舍地每天去北京派出所交涉，虽然并没有什么结果。坐在地铁上时，这位忧虑的母亲会不停地想，为什么女儿会有这样的遭遇。有时她忍不住想，自己是不是太溺爱孩子了，“她做什么事，我都不反对。”但另一方面，她也会想，其实女儿并没有做错什么。

“现在疫情管控放开了，大家都在享受便利，但为他们争取便利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却还在里面呆着。”她说。

“我现在担心她在里面吃苦。万一给她硬扣一个帽子，把她批捕了，我这个当妈妈的怎么办？我很担心。”高秀胜说。广州冰冷的夜里，她躺在女儿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电热毯也挡不住沁骨的寒意。

就在高秀胜为女儿竭力争取会见权利的同时，在成都，黄颢等三位青年的家人，也正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

夏尔的家在新疆最西边的一个小城。在他11月27日当天被抓后，家人就一直联系不上他。最终，警察打来了电话，称夏尔已被羁押，但其余的情况一概不说。

心急如焚的父母，按照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发短信、由当地的派出所联系，都没有回音。到了12月10日，父亲从新疆坐了四个小时飞机到成都找儿子。临走时，怕饮食不习惯，夏尔的母亲专门打了20个馕，装在丈夫的行李里。

这位无法说出流利汉语的父亲，最终顺利地到达成都，这得益于从12月初开始的疫情管控放松。但到成都后，他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儿子。有好心的当地朋友陪着他，奔波于成都的好几个看守所之间，数天后，才确定了夏尔是被关押在郫都区看守所。

知情人介绍，夏尔的父亲是一位老教师，身体不好，病退了，工资很低，妈妈没有收入，还有妹妹在读高中。

在女儿失联几天后，胖虎的妈妈从江苏赶到了成都。

为了确认女儿到底被关押在哪个看守所，这位年迈的母亲花了很大力气。去一家，查不出来，只能再去另一家。折腾了许久，她才确认女儿是被关押在双流看守所。但当她想给女儿送去几件御寒的衣物时，又多次被拒绝。最终，她在看守所门口情绪崩溃，哭闹起来，这才终于给女儿把衣服送了进去。

6 “请珍惜这个国家最宝贵的年轻人”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黄颢等三人的家人，都已为他们聘请了律师。律师也已依照法律规定，申请会见。但截至12月15日，三位律师在官网上预约的会见，都没有成功，理由都是“犯罪嫌疑人正在被提审”。他们的罪名都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12月17日，距离抗议发生的11月27日，已经过去20天。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在成都，因参加抗议而被抓捕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没有见到律师。

在广州的北京派出所，据知情者介绍，同时还关押着另外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位是叫王晓宇的NGO（公益组织）从业者。12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有消息传出，一名出生于1994年、名叫陈大栗（原名陈思冶）的男生，也因11月27日去了海珠广场而被关押在北京派出所。

陈大栗的朋友称，陈是一名影像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他在12月4日下午被警察从住处带往北京派出所。随后被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处以行政拘留7天。但在12月12日晚办理了释放手续后，又再次与朋友失联。

在这些年轻人被关押的同时，从12月5日起，中国的各个城市，疫情管控全面放开。清零政策已被放弃。那些促使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过度防控措施”，已经成为历史。

但那些参与和平抗议的年轻人，却至今没有获得自由。在上海、北京、南京等“白纸抗议”发生的城市，一些被抓的年轻人，到现在没有任何音信。外界无从知道Ta们的处境。

“这几位年轻人算是好的，有朋友和家人帮助。其他人呢，如果没有家人和朋友，还不知道Ta们是什么情况。”一位居住在广州、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士这样告诉NGOCN。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年轻人很棒。那些天，大家真是被逼迫到了极端，防疫过度已经到了一个巅峰时刻，这儿不引爆，哪儿也会。”她说。

“如今既然已证明过度防疫是错误的，而且国家已经放弃了清零政策，就应该让这些年轻人回家。”她说。“应该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些被抓的年轻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为宝贵的一部分。”

“我存了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就等你回来，然后一股脑发给你了。请坚持住。”

12月17日这天，广州。在点心失去自由的第13天，一位朋友在手机上这样写下对ta的思念。

（最新消息：12月17日，经各方努力，关押在成都的24岁青年夏尔被取保候审，已和父亲团聚。另外，在广州，也有两名年轻人被取保候审，但不包括本文提到的点心、王晓宇、陈大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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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共同传播这篇报道，让更多人了解这些被捕者的故事。

封控抗议潮示威者被警方拘留、回访，多人疑“失联”

律师指，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多很多。”

本文更新于12月12日

2022年11月24日，遭遇逾百日封城的乌鲁木齐燃起一场大火，至10人死亡、9人受伤，事件震荡中国大陆，引发各地人民对防疫政策的示威反抗。而后数日，中国的大学校内和城市街头，纷纷出现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人们哀悼乌鲁木齐逝者，也喊出“不要封控 要自由”“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放人”等口号。抗议仍在全球多个城市蔓延。

12月2日《南华早报》报导，此前一日习近平在会见到访北京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时表示，抗议者主要是学生，他们在三年疫情后感到“沮丧”。这是习在面对社会抗议时的罕见表态。此后，中国防疫政策发生巨大转向，多地停止常态化核酸、取消进出公共场所时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的要求。12月7日，中国推出“新十条”，意味著防疫政策进一步放开。

在防疫政策发生巨变的同时，封控示威潮的秋后算账仍在进行。自抗议行动爆发以来，有警察进入大学，疑有学校将学生行动定性为境外势力，有学生疑似处于失联状态；不少参与街头抗议的市民在现场被警方带走，疑有人遭警方以暴力手段对待；有市民在抗议行动后被警方打电话回访，或被直接找上门。

参与广州抗议行动的W对端传媒表示，他与朋友一起被带去警察局，被使用暴力手段和拘留。从警察局出来后，W的朋友的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功能马上被停用。W则在之后被警察要求见面“回访”。当时W正在公司上班，提出希望在电话中对话，但警察坚持要见面。告知对方地址后，警察来到公司找W。W感到愤怒，向对方表示，针对被使用暴力手段与拘留的情况，没有获得任何理由与解释。W说，回访的警察面对质问，感到尴尬，没有多说什么，“拍了两张回访照片就走了，表示他们也是接到这样的任务。”

W还指，除了广州，在其他城市的朋友，也有人被后续回访，有人半夜遭警方上门问话。

“最近我们这儿和之前比起来翻天覆地。不验核酸但仍需看绿码，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全国因为疫情抗议几天，新冠突然就威力骤减毫无威胁，朋友圈开始出现感谢国家保护三年的动态，放开纷纷夸赞政府政策与时俱进，而抗议者纷纷沦落为愤青、莽夫、境外势力、被煽动、叛国者等等，而真的反对的声音全都被隔绝在各个角落里。”W说，“这样的境况让我很悲哀，以后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出现，还会出现无数个三年循环往复。”

参与北京11月27日亮马桥悼念抗议行动的J说，当天她与数位朋友在前往现场前，有意识地先将翻墙软件、telegram等APP卸载，有朋友换上备用手机。但J发现，现场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并没有电子设备的安全意识。

J议述，当天曾路过“奇怪的大车”，大车停靠在马路边，大家当时并不清楚其用途。事后，有朋友在“被喝茶”后才意识到，这辆大车可能是信号车，用来捕捉路过的人的手机信号。根据《纽约时报》报导，现场有带有天线的小型设备，装作手机信号塔，连结所有经过人士的手机，记录下数据供警方检查。此外，J在现场看到，警方会配戴执法记录仪设备，这是一款集实时摄录、照片和录音等功能的设备。

在J看来，亮马河现场气氛并不紧张，警方只做人墙，不与抗议者有任何互动，隔著四五米。反而是外媒记者受到更多关注。直到行动后期，有便衣进入人群，喊著“行了行了回家了”，经过数次分流，人们最终散去。

J在事后第三天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对方叫了她的名字，开门见山问她有没有去过亮马河。J向警察确认亮马河的具体位置，询问是否在三里屯附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对方又问她到底有没有去过，J称当天确实和朋友在三里屯附近逛街。对方便不再继续问了，表示“那没事了”。翌日，J又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询问了类似的问题。J当即表示前一天已经和他们交代过了，让其自行查看，便挂了电话。

J也有不少朋友接到了警方电话。据其总结，电话基本是由居住地派出所民警打来的，一般会先核实名字，再问有无去过亮马河。若回答“去过”，则会继续确认时间，是否是27日。J和朋友交流发现，有些警察会说得比较直接，提及当天那里有“游行”，有的则比较隐晦，称“集会”或“有一帮人”。有朋友回答那天只是路过，也会被追问和谁去、路过做了什么，并被要求去派出所做笔录。

不过，J称有朋友以“住得远”或是“已不在北京”为由拒绝去派出所，警方便也没办法，便作罢。也有朋友说自己“没有核酸”，对方则表示不用进派出所内，在门口聊即可。

一位参与上海抗议行动的被捕者A在释放后表示，警方在现场的抓捕策略，一般是由五六人一拥而上抓住落单人士，有人在一旁使用高频闪光灯配合，以此阻挡其他人士的视线和对抓捕行动进行拍摄。A还指，若被捕者有“一点点肢体动作和任何一句话”都会被视为反抗。A曾遭到警方殴打及辱骂。

A还表示，被捕人士先会被送至一个中转点，手臂被写上编号标注，并被要求交出身上的物品。而后，中转点的人再被送到不同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捕人士先要做抗原测试，被搜身，上缴个人物品，而后需要穿戴防护服，再做生物信息采集等。A表示，做完笔录和口供后，若要写悔过书，说明“基本上没事了，24小时之内可以出去”。

A说自己遇到的派出所民警、办案人员全程态度温和，没有为难被捕者。不过，Twitter上其他人士于12月3日发帖指，疑有上海的被捕者，在派出所被殴打，有人出现脑震荡的症状，有人被扇耳光和踢肚子；有女性被捕者被要求脱光衣物检查。这位人士还指，被捕者在派出所期间被要求不能睡觉、不能说话，十分饥饿的情况下才会给几片面包。这位人士的Twitter帐号目前状态为“被锁”，无法显示内容。

此外，网络上仍不断流传著其他参与抗议行动后的失联者信息。根据民生观察12月7日的文章及端传媒整理的信息，第一个出现抗议行动的大学南京传媒学院，有数名学生被带走。在上海，流传参与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活动的魏海“失踪”，其朋友将他此前交代的事发经过笔记发布在网络上，笔记写到：“我没有设想过今夜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带有除了默哀以外的任何目的，我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去祭奠死去的人们。”在武汉，11月27日，大量人士于汉正街要求解封，一位名为景雪琴的人士，在现场围观声援，因向警方质问抓人理由而被捕，被行政拘留数天。据景讲述，当晚约有25人被抓。在广州，12月4至5日，传出数十位曾到访海珠广场的年轻人被警方带走，他们的身分是公益人士、艺术工作者等，一些人在24小时后被释放。网传广州一位关注社会平等议题的年轻人杨紫荆，12月4日遭警方和便衣闯入家中，强行搜查电子设备，进行口头传唤后，在12月5日警方发出刑事拘留通知书，指其涉嫌寻衅滋事。在成都，有抗议人士被关在派出所数日，其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的母亲，专程从江苏坐火车前来送衣物。

大陆多个城市爆发悼念和抗议行动后，火花蔓延至香港。有抗议人士在香港数间大学和街头发起行动，足迹遍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环、旺角和维园等。抗议者多以手举白纸默站和唱歌等方式表达反对声音，也有人在大学校内张贴海报。在香港大学、中环和旺角的抗议行动，均有警员到场，抄下抗议者的身份证。在维园的抗议者独身一人，亦被登记身份证，而后疑遭便衣警员跟随。据悉，有在香港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士，其个人资料疑被传送至大陆有关部门。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律师S，在抗议封控潮发生后，接到十多位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士的法律咨询。S表示，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有人一度失联，但之后被释放，“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多很多。”S说。

“行政拘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最严重可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拘留所，这是针对不算犯罪的违法行为所做出的处罚；“刑事拘留”则属于工具性的功能，是为保障刑事案件能进行侦查起诉的强制措施。S观察，若抗议者是喊口号、“特别出头的”，或在局部过程中有剧烈反抗，被视为组织者、有更积极参与的人，可能会被刑事拘留。

根据被约谈的抗议人士的经验，S总结官方对抗议者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极端的、思想偏激的或是社会另类，基于不满的心理而聚众；一种是认为抗议者无知、受蛊惑，或是有智力障碍，矮化其抗议的价值和诉求。S表示，目前官方仍用老一套的思维，“还在用颜色革命、拿钱办事、境外势力的叙事去解读，他们对年轻人的抗议形式不理解，还停留陈旧的管控思维，但这次民众、年轻人上街的需求是自发的，是社会心理上某种同理被触发。”

白纸抗议被捕者：被警察扇耳光、扣留两天，出来后我被同事孤立了

“在小巴车上不断被打时，是我最害怕的时刻，而出来后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则将我拖向抑郁的黑洞。”

端传媒记者 尤家明 发自新加坡

2022-12-15

【编者按】羊艮11月27日晚在上海抗议现场被警方带走。当时，她看到一位被警察拖着四肢抬起的女孩在喊“救命”，为救下女孩，不慎冲入警察的包围圈。女孩是那晚她想救下的第6或第7人。

之后，羊艮和女孩被带上小巴车，历经被扇耳光、抢手机、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被收走的手机在12月2日才取回。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她恰身处香港，也数次在街头拉回被警方拖拽的示威者，眼睛因此被直射胡椒喷雾，导致结膜过敏。

二十出头的羊艮喜欢诗歌、音乐、电影，在带去上海街头的字条上，曾写下歌手李志和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歌词，因“想成为金斯伯格一样的人”，一直关注司法和法治议题。羊艮说，湖南长沙有一家书店叫“目田”，是取自“自由”二字，而羊艮这个化名，则取自“善良”。

据网路消息，至今仍有数量不详的抗议者被羁押，包括广州公益青年杨紫荆（点心）、4名在成都工作的藏人等。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发生大型示威的地区当局仍在不断约谈、回访当日行动者。

以下是羊艮的自述，关于她被捕后的经历，以及因此被改变的生活。

最近中国大陆的防疫封控放开了，看到Twitter上很多帖子说，政策放宽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们，对此我持谨慎的态度。并非大家不勇敢，而是在一个最需要医学和科学的领域里，在大流行疫病的政策制定上，收紧和放宽都是依靠人心向背、集体抗议才能得来，且转变突兀，让我觉得混乱和荒诞，政策如同儿戏，好像只是政府“压不住”了。

与此同时，很多同伴还被羁押在警察局里，被放出的人也不断被回访。29日离开被关押的派出所之后，我先后又被网络公安、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约谈和回访，他们的问题都很类似，无非是去做什么、留了多久、为什么被拉等，我就一遍遍重复当时笔录说的内容。

如同一位朋友说，还有公理没有得以彰显，还有自由被围困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栅栏之后。

如今回顾，整个过程最让我应激的是小巴车上不断的被殴打，会让我记起2019年被香港警方暴力拖拽时的恐惧。但让我感到丧气和沉郁的，是出来后现实生活秩序的坍塌。一直以来我都有失眠的问题，最近更常常梦到我被要好的朋友抛弃了。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我在兼职的公司被孤立了，好像因此我不再立体，变得片面，变成了一个“坏人”。

救人

27日中午我到乌鲁木齐中路时，带了一束花、一本左翼诗人布莱希特的诗集、一些白纸和自己写的牌子。我打算将花和诗集放在路牌下，诗集里夹着一张手写的书签：“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献给所有勇敢捍卫自由与尊严的人们。”这句话不只是给火灾里的逝者，更献给前一晚被抓走、失踪的同伴。

我抱着花走在路上，一位警察冲过来说：“女士你花不要落地，你可以回去了。”我带着耳机，看着他说完，睬也没睬他就过马路了。我心里想，应该给他一个白眼。

27日到场的人明显比26日晚更多，有观望的，有看热闹的，诉求也更多元。期间我借了一位女生的充电宝，但再没遇到她。充电宝现在还被我保留着，好像提醒着我们存在过。

下午我和周围人一起救下两个与警方发生言语交锋的女生。白天救人不算难，那时警察不多，人群又紧密，他们试图拖人，我们就往回拉。那个场景很像不久前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前，他们拉香港人的样子，大使馆的人是往里拉，现场警察则是要把示威者拉出人群、抓上车。

傍晚5点左右，警力明显变多并开始驱赶人群，警察的抓人行动也变得密集。

在我的观察里，警方似乎主要在抓拍照记录和喊口号的人。稍早些时，优先抓的是男性，可能白天四五个警察拖拽、暴力殴打、带走一名女性的场景很不好看，容易引发公愤。但随着天越黑，晚上7、8点开始，警察的抓捕就越无差别、越暴力。

我一边被警察驱赶着从五原路走到淮海中路、复兴西路，一边帮着把被警察抓住的人拉回人群，同时也留意让自己不落单。有女生跟男朋友走散了，有女生独自在现场，她们情绪很激动、失控。我拉回她们后就抱住她们说没事的、别害怕。她们则告诉我，有同伴被抓走了。

同时，现场也出现了警方暴力拖拽示威者到车上殴打的情况。

我亲眼看着两个男生被抓走，没能救下来。其中一个被抓时，4、5个警察将他按在地上，男生反抗，说“喘不过气了”，他们仍用力压制。我们当场质问：“凭什么这样抓人？”但当时的警察完全不管不顾、不讲道理，可能觉得他们抓的人都是罪犯，要动用所有力气殴打，动用最暴力的手段制裁。

人群之后退到了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人）铜像附近，铜像前有人放国际歌，有人摆蜡烛，有人放了代表多元和平等的彩虹旗。在聂耳生平介绍的石碑上，贴了一张手写字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来，我在分配被捕者的中转站，又遇到了贴字条的女孩。

那天聂耳铜像边抓了很多人，我和他的同伴一起救下了一个跟警察起冲突的外国留学生。幸好他和同伴一起，否则他可能也会被带走。

之后我又遇到了在放映活动中认识的朋友，当时她在跟警察理论，我怕她被带走就冲过去想要拉开她，其他一些女生见状也一起冲了过去。拉开后朋友并没有认出我，因为她很激动，她的同伴在27日凌晨被带走了，就是后来出现在很多声援放人字牌中的“小禾”。我喊朋友的名字，她才晃过神来，我们哭着抱在一起。

那天我还见到了第二个认识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一次线下见面，她只说了自己的衣帽特征、拿着一束花，我们就遇到并相认了。我们合力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领事馆门口救下一个女生，但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另一个男生。

并不是所有的救援都会成功。

讲好听些是“救人”，但当晚现场其实没那么体面，是很狼狈仓促地冲上去、拉回来。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大巴车上的人会被带去哪，我脑中想到的是2019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两个失联了的朋友，想到其他不直接认识的被带走的朋友，还有大陆的乌衣（亲身探访、声援徐州丰县铁链女的女性网友，后失联），还有其他失去联系的伙伴们，我好怕我眼前的人消失、联系不上，无论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都不该遭到这样的对待，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民众，警察没有资格这样做。

在那个场景下我看不到任何法治的存在，只觉得无力，像当年在香港街头一样无力。我能做的很少，也不够勇敢，去抓住眼前要被带走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了。

被捕

晚间，人群越来越稀疏，警察抓人也越容易。我听到马路对面有女声喊“救命”，四个警察拽着女生的四肢，像过年抬待宰杀的猪羊一样，硬生生往旁边的小巴车上拖。

我冲过马路时没意识到，那里除了被抓的女生和大量警察、便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众。我出声喝止警察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我，一人扯着我的头发，另一人抓着我的胳膊，将我拖向小巴车。

此前，警方在伊朗领事馆门口已抓满了两大巴车的示威者，后来都换成了依维柯（Iveco）小巴。

我一边挣扎，一边看到之前被抓的女生瘫坐在小车的台阶上，似乎是被殴打得太严重，上不去。然而警察们只继续推我上车，我不想踩到女生就拼命挣扎，但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好像只要把我们推上去任务就完成了，像机器一样。他们甚至以为我要反抗，就一把按着我的脖子到车门边上，打我的头，踹后背，眼镜镜架也在那时断了，镜片碎了，眼镜整个掉在了车下面，没有带上车。

后来我和坐在台阶上的女生还是一起被带上了车。进去后，我们就被扇耳光、抢手机，由于手机有密码，他们就要求所有人解锁再上交手机。我不肯给，就被扇得更厉害，人都被打蒙了，整个过程又混乱又暴力，我甚至没办法质问他们凭什么这么做，我得到的就是更暴力的殴打。

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之前台阶上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一边扇耳光、扯头发，一边让她不许哭。我说着“别打她”冲过去抱住女生，我想一是挡住她，警察就没办法继续殴打，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安抚她。但我自己的情况也很混乱，讲不出话，只能拍拍她的背说，“别害怕”。

看我冲过来，两个警察也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将我和女生强制分开，又继续打我，因为我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是反抗，是没有听话，不听话就要挨打。

我们车上有另一个男生，押上车时就被打得很严重。他人很高，头磕到了车门，当场应该是轻到中度脑震荡。因为我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我当时被打出了轻度脑震荡，而男生比我严重得多。他头上鼓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大包，一直在流血，不断说头很晕很痛，求警察送他去医院。警察不仅不听，甚至说着“你再多嘴”就啪一个耳光继续扇上去。

从上车到后来的中转站，大概1个多小时，男生始终没有被送医。开口为他说话的人，甚至递纸巾的人，都被要求闭嘴甚至被殴打。后来我和男生分到不同的地方（审问），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就医治疗。

在小巴车上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最应激的状态。一是我不停被打，另一个是不知道车会开到哪里，车上有很多警察，他们完全可以开到荒郊野岭做点什么。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命运好像完全被捏在警察手里。

中转站

后来警察们不再打了，只要求我们闭嘴。我留意到车子仍开在市中心，没有上高架，也没有开到很偏远的地方去，就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毕竟还要面对之后的审讯。

我们先是被运送到一个像中转站一样较大的派出所，所有被捕者都在那里被重新分配辖区。我们被要求上交手机，并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电话、手机密码写在表格上，手机会被贴一个编号，并在每个人手背上写下这个数字，这是后来第二周周五去取回手机时用的。

接着就是上交个人物品，随身包裹会被仔细翻一次，翻过后有的人会归还，自己带去被分配的辖区派出所，有的人则会被直接扣留。大厅里管得相对松，可以小声交谈，我在那里，遇到了在铜像前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字条的女生。

我和她聊起之后可能会被送到哪里，以及原本的生活安排。上海近期有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的电影展，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票，被抓时还在想不知道还能不能去。那个女生则说知道电影展但没抢票，因为不太喜欢德莱叶。于是我们就很神奇地，坐在派出所的大厅里聊起了艺术和电影。

我和女生当时是岔开坐的，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她旁边坐了另一个女生。男生先开口，说自己不久要参加国考（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不知还能不能参加。接着另一个女生接话说，诶我也要参加。我们就一起笑了。

在那样一个紧张高压的环境下，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之后命运如何，但还是聊起这些生活的琐碎和温情，那一刻，我想不只是对我，对所有参与聊天的人应该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抚慰。

在大厅里大概坐了20分钟，我们就陆陆续续按照编号被不同辖区的警察带走了。

笔录

被带去各辖区派出所的路上，有的会给被捕者戴手铐，有的不会。下车后，我们被带到审讯室，不同于一般的报案室，审讯室在派出所较深入的区域，相对密闭，进出都需要刷警员工作证和人脸识别。

我到的时候是28日凌晨。首先是身份信息的录入，我不愿说，表示没有义务告知，他们就威胁说不说也能查出来，我便回那更没必要说了。因为其他人都很配合，所以警察就指着我的鼻子吼“别人都做了你为什么不做？”

在传唤流程中要上交所有的随身物品，此前上交的手机也完全脱离我们可及的范围，这些都会被当作物证进行检查。同时为了防止嫌疑人自杀，我们还要把鞋带解下来，因为足够长的话是可以上吊的。接着就是录入姓名、身份证、人脸和声纹。还要进行搜身，初步是拿类似安检仪的在身上扫，第二步是去到一个房间，一丝不挂地站到仪器中拍照，仪器可以扫描身体里是否藏了东西，还会要求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跳两下，这样是为了检查肛门或阴道里是否藏东西。

录完信息后，我们被要求站在一边等待做笔录，我站的旁边就是笔录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问询的警察和一个被捕者，大概由于人手不够，并没有达到合法的至少两名警员在场。不过好在所有审讯室的门都开着，我能看到其中一间摄像设备的灯没亮，其他几间我看不到。

从在小巴车上发现还在市区行驶开始，我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怎么面对警方问询。在笔录室旁，我听到大多数人说是微博看到的消息，有的男生说是看完世界杯后去凑热闹。我想我不能说自己是在境外社交软件上看到的，不能说自己放过花、举过白纸，不能说喊过、听过的口号，但可以说是去悼念的，滞留是因为当时警察封路了，不知道如何离开。

做笔录时，我报完姓名就不再多说。审讯我的警察凶狠地骂我、恐吓我，说事情可大可小，不配合可能就不只是寻衅滋事这么简单了。他们没有真的动用暴力，但会把手伸出来，制造出下一秒就要打的感觉。

他们不断问我，喊了什么口号、没听到各种反动言论的口号吗等，我都保持沉默。同时，他们拿笔录给我看时，我发现我明明讲的是没有跟警察发生任何言语或肢体冲突，但笔录上却是发生了。我抗议说我是单方面被殴打，他们又改写成了因为我要反抗，警察进行了合理压制，我再次表示反对。我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做完第一次笔录后，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第一遍问询比较粗糙，后面则会细致很多。第二轮和第一轮之间隔了一个晚上，期间被捕者是在玻璃房中，不可以休息，睡着会被值班的警察喊醒。

不过，不同辖区审讯警察的态度和流程可能区别很大，比如网络中有的网友提及没有被暴力逼供。

玻璃房里的同伴

派出所里有两个玻璃房，是传唤期间的等待室，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三面是墙，一面是全透明的玻璃，靠墙有一条长条木凳子，我们女生就坐在木凳子上，夜班看管人数少的时候，可以偷偷小声交谈。

通过这些交谈和后来与其他被捕朋友的交流，我推测，那天被捕的人分为两批，一批是傍晚6、7点左右抓的，第二批则是8点半至10点多。Twitter上提到的伊朗领事馆抓的那辆大巴车上的人，都算第二批。警察在车上的暴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第一批多数没有被殴打，第二批有的没有被打，有的则也是被四个警察抬走，并被踢踹。

大家被带走的原因也不一样。一个朋友所在的派出所中，有男生是因下午直接开车拦住了警车，冲过去时就做好了寻衅滋事7天起的准备。有人是因拿手机拍照被带走的，也有人和我一样，是因为看到其他女生被抓，出言质问警方而被带走。

此外，有女性被捕者分享，她被转运到中转的派出所时，曾提出要去卫生间，期间她跟看管的女警单独聊天，问对方是否其实也不愿意做这些。女警察叹气说，我们辛苦，你们也不容易，等下配合点，基本做完笔录就可以放出来了。现在看来这个女警的话可能很平常，但在当时被不断暴力对待，男警察都认为我们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被境外势力洗脑的情况下，有一个女性表达了相对理性的判断，还是会有安慰的感觉。

被放出来前，我们还需要写悔过书，类似小时候写的检讨，要写我错了，错在哪里，承诺以后再也不去了。每人都要写，写满一张A4纸的正反面。悔过书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但为了尽快出去，大家都写了，但其实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就把字写得很大。

我们多数人是29日凌晨放出来的，实际上都超过了24小时，晚了的原因是走之前警察说要确认监控里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轨迹，核对笔录。但找了3小时，只能找到一个人当天被捕的监控，即使多数人把自己的行动轨迹说得很详细，也仍然没找到，后来查到被捕画面就放人了。

被关的男生里有不少大学生，他们当时恳请警察不要通知学校和实习单位，但警方拒绝了。事后我了解到，有学生此前封校期间因出去取快递被记大过，因而担心警方告知学校后自己毕不了业。

12月2日在我取手机那天，遇到另一个也去取手机的男生，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年长的女性。我原本以为是他的家长，姐姐或妈妈，但听到谈话才知道那是他公司的人事部领导，男生正在试用期，那位领导是来询问派出所是如何定性事件及男生行为的，好以此为依据对在试用期的他做出处理。

被孤立

不久前我离开了上一份正职，但仍然有兼职。周一原是要上班的，但因为被抓，也无法请假，就类似于无故旷工。虽然警方没有找我的兼职单位，但同事有人是知道乌鲁木齐路冲突的，隐约猜出我被抓了。

如今我还在原来的地方上班，但却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他们不会主动找我交谈，更不会理睬我提出帮忙的请求。我现实生活中的人，要么政治冷感，要么是在爱国环境下被薰陶了很多年。我之前觉得，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太多了，同事们工作能力和性格都很好，因此没往心里去。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很微妙。

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也不是外向、八面玲珑的人，但我自认是懂最基本的人情世故的，也和同事的基础关系算是融洽。但事发后，他们的眼神里，好像我之前所有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都被抹杀和忘记了，似乎只有站在同一个政治立场上，我们才能谈论工作态度、个人性格，政治好像成了某种原则性的问题。

公权力在倾轧我的时候，被迫让我让渡了自己的财产、时间、自由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更令我抑郁和痛苦的是，它的触角还会撕裂我的现实生活。好在也有温馨的时刻，例如一些朋友在我失联期间一直在尝试联系，让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意我的安危。

俄国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并记了很久，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表演中也化用过：“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