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华人政治家李小牧的底色和乡愁

从歌舞伎町走进政界，参选、落败，再参选，李小牧还是那个面带笑意，自信和狡黠的样子。

撰文 | 沙丘

编辑 | 韩萌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谷雨影像

过去4年，李小牧像古代日本一名远征的士兵。头发锃亮，西装笔挺，常常在腰间挂一个扩音器，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自己海报，穿梭在东京新宿区的街头。

这场远征源于一次失败。2015年，他高调宣布参选新宿区议员，结果以差规定选票将近400张的票数，落败。

他参选、落败，再参选。从歌舞伎町“案内人”（日语的意思是“引路人”）。变成“政治家”的故事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其中也包括纪录片导演邢菲。她用半年多时间跟拍李小牧仓促而琐碎的竞选生活，完成了纪录片《我要参选》。

△ 纪录片《我要参选》海报。

纪录片中，站在街头派发竞选传单的李小牧，仿佛回到过去向游客发纸巾、站街拉客的时光。回忆漂泊人生，心酸与荣光并存，他感慨万千。27岁时，他只身前往日本求学，27年后他想通过从政改变在日外国人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的生存现状，中间则是一份珍贵的海外华人生存传奇——洋溢着激情浪漫，又充满迷茫和无奈。

歌舞伎町的华人“明星”

“几位先生，第一次来这里玩吗？”

“我知道这里有几家还不错的店，可以带您去啊？”

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李小牧总是要带记者们到歌舞伎町，向他们介绍曾经工作过的风俗店，还要演示一下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状态。他一边低头鞠躬，一边将纸巾递给往来的游客，过程中不断地试探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寻找服务。

△ 李小牧在演示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状态。

歌舞伎町位于日本东京新宿东口，是亚洲有名的“红灯区”和“欢乐街”。在这块大约0.5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拥有五千多家店，酒吧、电玩城、歌舞厅、风俗店鳞次栉比。犹如众多以此为背景的电影，金钱与权力在这里交织，轮番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情色故事。

李小牧作为“案内人”，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已然成为歌舞伎町的一张“名片”。如今，他早已不从事相关工作了，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不仅“牛郎”“织女”（日本娱乐场所中从事服务的人）对他尊敬有加，连地头蛇也会礼让三分。纪录片中，他走在歌舞伎町，像是一位“明星”，不停有人给他鞠躬、打招呼，找他合影签名。

他在歌舞伎町最繁华的地段经营着一家湖南菜馆，红底白字的招牌看起来与周围性感诱惑的海报和店名有些格格不入。他没事总会待在店里，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有一份体面工作，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店是他刚来日本时的梦想，但那时是不敢想象的。

△ 李小牧在自己的湖南菜馆。

彼时的1988年，在深圳打工多年的他，为了当设计师，决定自费到日本留学。他选择在新宿区一所服装设计学校就读，学制四年。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很快就把他的积蓄消耗完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到附近的歌舞伎町打零工，但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去干些脏活累活。

他曾将这段痛苦的经历写在自己的书里。“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

△ 李小牧在回忆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

不久之后，他发现日本情色产业辐射下的风俗店有很多种，提供不一样的服务，而且各有各的规矩。很多游客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游客与风俗店之间需要“案内人”进行沟通、连接。“案内人”负责根据客人需求，带他们到合适的风俗店，并解释清楚规矩，从中获取游客的小费和店家的回扣。

头脑灵活、擅长社交的李小牧，很快摸清了这个行业的门道。他被歌舞伎町“这种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俘获”，再也不愿意抽身离开。从最初一个人在街上发纸巾、拉客，发展到手下有十多人。生意好的时候，他的手下基本月收入在百万日元以上。

然而，在这个各方势力盘踞的地方，随着他们负责的区域不断扩大，赚的钱越来越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被地头蛇追着打；被迫和黑社会打交道，交保护费；被警察歧视，怀疑做非法生意；最惊悚的一次是被黑道绑架勒索……这些看似只可能在电影里发生的场景，不断在他的身上上演。

后来参加竞选，很多朋友建议李小牧抹掉“歌舞伎町案内人”这个身份，但是他不以为然，仍然将其写进简历，每次演讲和采访都会谈论。

“想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

李小牧关注社会和政治是从写书和写专栏开始的。2002年他将自己多年混迹歌舞伎町的故事，写成《歌舞伎町案内人》，该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尔冬升和成龙根据他的原型拍摄了电影《新宿事件》。此后，他又连续出版十余本著作，并受邀为多个报纸杂志撰写专栏文章。

△ 李小牧的书《歌舞伎町案内人》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2014年，他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中拿日语“性事”和“政治” 的谐音开玩笑，称自己“想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这引起了当时日本民主党党魁海江田万里的注意，他迅速约见李小牧，劝他加入日籍，并进入民主党参选议员。很快，李小牧萌生了踏上仕途的想法。

后来他认为，小时候的遭遇造就了他骨子里不可磨灭的政治基因，以至于人到中年，还能不顾一切，追求政治人生。

△ 李小牧的家乡湖南。

△ 李小牧回忆自己的童年。

当年文革时期，父亲是湖南当地最大造反派组织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父母被打倒，家人跟着受牵连。因为舞蹈天赋，李小牧原本有机会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但由于政审问题，没能通过最后一关。纪录片中，他回到老家，谈起父亲被批斗、做检讨的样子，泪流满面。

在李小牧心中，这些经历是坎坷的，也是一种驱动力。2014年6月，他正式向日本政府递交入籍申请，开始筹备竞选。日本选举率极低，年轻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开拓歌舞伎町这一沉睡的“票仓”，成为他取胜的关键。

李小牧每天坚持到地铁站和十字路口给民众宣传竞选主张，有时发宣传单，有时拿着扩音器演讲，他承诺当选后将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并促进外国人与日本人的真正交流。除此以外，他还到歌舞伎町与店主、“牛郎”“织女”喝酒，拉选票，他说未来不仅要让娱乐行业24小时营业，还要提高娱乐行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

△ 李小牧骑着绑有宣传海报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拉票竞选。

其他的竞选者都有宣传汽车和固定的宣传班底，但李小牧通常一个人，他怕汽车跑太快，路人看不到海报上的内容，每次都骑着绑有宣传海报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58岁的年龄，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身材保持匀称，皮肤白皙，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西装革履，精力无限。

但日本政坛的路并不好走。竞选时，有人质疑他的身份及其背后的利益；有人不屑与来自风月场所的他为伍，将他看成一个笑话。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日本民众的态度。片中，他在街头演讲，有人对他大骂“滚回去”，有人明确表态，“中国人的话，实在是无法支持”。对此他有些无法接受，讲到中日关系和这些年的遭遇时，他几度哽咽。

△ 李小牧在街头拉票。

导演邢菲说，《我要参选》就是想通过追踪李小牧的竞选过程，及其心境的变化来表现中日民族情绪交错复杂环境下，海外华人个体从政所承受的压力。“无论选举成功与否，李小牧的举动都将成为考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以及日本社会开放程度的试金石。”

△ 李小牧最终没能赢得竞选。

最终，李小牧的努力没能赢得竞选。接到消息后，他高举双臂，对着媒体镜头致谢，总结失败原因，眼中难掩失落。几天后，他再次走上街头，对自己的落选向选民鞠躬致歉。很快，他又宣布将用4年时间筹备，继续参加2019年的选举。

无法抹去的乡愁

如果没有参选，李小牧的生活应该会轻松很多。按照妻子的规划，他只用靠“歌舞伎町案内人”和作家的名气，好好开店挣钱，就能有一个惬意的晚年生活。

但是，李小牧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过了五十岁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如果竞选成功将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妻子不认同，最终只能离婚。

离婚后，李小牧净身出户。租住的公寓是小小的一间房，沙发和床并排在一起，床前是两个铁架子，放着杂物、衣服、电视和书。

李小牧选择的生活方式，对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人来说有很大冲击感——58岁，蜗居出租房，想凭一己之力挤进日本政坛。但他觉得这一切不是什么问题，在另一个节目《奇遇人生》中，面对访客李诞的上述感慨，他甚至不想过多解释，李小牧只是拉着李诞径直走向阳台，欣赏东京的夜景……

他床头的桌子上，一直摆着三张新宿区现任议员的名片，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一眼，以此刺激自己要不断努力。

△ 李小牧回忆自己的家乡——中国。

在社交软件上新的竞选主张被他置顶。“安全、安心的城市；谁都能享乐的城市；谁都能学习的城市；谁都能容易就业的城市；谁都能容易居住的城市。”

在竞选面前，李小牧不敢有一丝疏漏。他坦言，为了竞选不得不放弃之前的一些灰色收入，为了避免贿选嫌疑，他的湖南菜馆不能再给用餐的客人打折，甚至不能请自己的朋友吃饭。纪录片里，他写了一张通告，贴在店内，“最近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为客人提供优惠。”

如今，2019年的竞选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已然过了4年，但仿佛什么也没有变。在纪录片和众多报道里，李小牧还是那个面带笑意、自信和狡黠的样子。他总是在镜头前强调自己什么都可以讲，但换个地方又称自己是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每个人都是演员，只有把你的角色演好了，把这个戏演真了，你的人生才有价值。”李小牧说。

在另一部纪录短片中，深夜，李小牧参加完湖南同乡会，一个人踉踉跄跄地穿过霓虹闪烁的歌舞伎町，回家。带着醉意，他一边哼着《浏阳河》，一边跟路人握手，介绍自己是李小牧。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断断续续，李小牧哼了很多遍。

这是他的底色，也是他的乡愁。

 关于邢菲

自由导演，自2008年起为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20余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纪录片代表作《我要参选》入围了第11届FIRST影展、2017年北京电影节、201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