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乱象——是利维坦的错吗？

近来看到一篇雄文，名叫“对近期自然灾害的结构性反思”，颇有价价值

概括而言，在他看来，造成如下局面的结构性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利维坦，他是社会力量的异化，他垄断了本属于社会的权力。

因此，在作者看来，要解决问题就只有调整“结构”，其调整的方案则是老调重弹：一方面是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一方面是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组织，也就是搞出一个市民社会。

这看起来十分精妙，逻辑自洽，然而，或许作者的前提就是错的。如果说国家是社会力量的异化的话，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如此，当然了，在作者看来我们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处在一个“利维坦”，也就是包办一切的大国家。然而，事实如此吗？

在笔者看来，以政府表现出的动员能力以及技术官僚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利维坦。而所谓市民社会、言论自由，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则不过是为资产阶级降低维稳成本。解决目前的问题，只有重新以某种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抗市场化的腐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显而易见的是，这几天我们看到的绝不是一个全能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失范的官僚体制。湖北地区的反应迟缓，全国其他地区的神经过敏。前者显而易见，但后者有的朋友可能不能明白，甚至会以为神经过敏是好事。先举个例子，也就是前几天潮汕封城，不久后又撤销的拍脑袋决定。

这种神经过敏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人民考虑，而是视疫情为政绩，尤其是视感染人数为政绩的考量。在我国政治的正常逻辑下，也就是单一制的逻辑下，地方官员并不对地方人民负责，因为他们是由中央直接或间接任命，因此他们是对中央负责。而中央则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负责，通过这种关系，地方政府也间接的向全国人民负责。总之，在社会主义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正常逻辑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如何为全国人民谋福利。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的。

然而，地方政府武断、敏感的封城封路，却违背了这一逻辑。在全国一盘棋的逻辑下，地方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交通顺畅，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恢复生产，以支持全国的疫情防治工作。今天，在全国都比较普遍随意封路现象，仅仅能起到防止本地疫情恶化的作用，仅仅能防止地方官因为疫情爆发丢了乌纱帽，而不利于下好全国一盘棋。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不顾武汉人民的死活——没有顺畅的交通和医疗物资生产（以及支撑这一产业的整个工业体系）的恢复，武汉就没有足够的医疗物资。总之，这次疫情中的官僚，表现出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违反了向全国人民负责，下好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他们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视人民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是非社会主义的。

再说物资问题，这些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医院对外求助物资，民间援助也随之活跃。有的人就以此为论据，认为如果有普遍自主的NGO，我们就能很好的防治疫情。然而，无论是现在的各种基金会，还是没有广泛出现的NGO，其本质都是一种商业组织。以慈善基金避税不必多说，而更重要的是，两者都是一种商品交换——以金钱换取精神满足、道德的崇高感。因此，慈善捐助和NGO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非理性的，他们也不可能公平的、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的分配大量的物资。

那么，什么样的机关才能公平且有计划的分配大量物资呢？不是别的，是国家，是强力国家，更是消灭了市场或是有能力对抗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该是我们的国家要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的国家是那个作者想象的利维坦（这个名词本身是有问题的）的话，根本不会出现慈善物资和善款无法合理分配的现象——他不需要这一切。就像马前卒讲的那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应当动用应急财政，或是向人大申请增加预算，甚至是加税，以获得足够资金用以集中大量采购物资，进行分配。武汉市2019年的财政开支超过二千亿（217121950000万元），如此计算，其能够动用的应急资金达到六十亿元，已经接近民间捐助物资总额，更不论全国在2019年有二十万亿的财政支出。利维坦完全可以充分的运用大量的资金来恢复生产、运输物资，并进行分配。然而这项工作显然是不充分的——否则我们不会看到医院今紧缺物资，并向外苦苦求援。

去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恶劣环境下，政府调拨物资的能力竟似乎超过了今天。解放战争后期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上海则尤其严重。1949年7月上海财经会议召开后，到1950年初，上海物价基本平抑。

在当时的苦难环境下，政府一方面不避讳减薪、加税、发行公债等容易引起反感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同样困难的全国统筹分散的物资——如果说利维坦，这才是利维坦。他不需要那个温情脉脉的市民社会，而依靠自身的力量与调控，就可以解决一场危机。而这种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这种统筹能力，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即使当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

而在七十年后，我们的国家交通事业和工业生产能力大大的发展了，但这种社会主义的能力却削弱了。这是怎么回事？显然，市场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吞噬我们的“社会主义性”。在这次防疫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药企业的身影，可以看到某红色贵族的身影，可以看到毫无对全国人民负责精神的官僚，这些人，正在，或已经杀死了社会主义性。

总之，这一切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这不是利维坦窃取了社会权力的问题，这是官僚体系失范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被侵蚀的问题。开出这样的药方却如同因小脑问题瘫痪的人去求医，医生却说，你的脑子不应该管那么多，你要让你的脚长出自主意识。如果你是病人，碰到这样的医生，你该作何感想？

当然，社会和脚不一样，脚是不长脑子的，社会是应该长出自己的脑子。只是该国家解决的问题，应该由国家解决好，而不是让人民来出血。另一方面，作者富有洞察力的从人们观看火神山直播，对生产工具拟人化的过程中看到了“异化”的现象，这是相当敏锐的。然而，作者却把这一切的异化——无论是拜物教还是没有市民社会，都归结于我们头上有个利维坦。我前文已经论证了，我们头上根本不是个利维坦，而更重要的是异化的根源根本不是国家权力过大，而是资本主义。

作者希望‘‘靠削弱国家，甚至隐藏着搞自由化的方案来消灭异化，却不知道这一种方案引向的是全面的精细的异化。至于异化的消灭，和社会权力的恢复，则不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了。从列宁在《国际与革命》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的消灭是需要阶段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应当将其改造为革命机器（也就是某些人认为的利维坦），对内镇压反动派，对外发动世界革命。同时，由于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因此镇压会因逐渐不再需要而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是在镇压与世界革命结束后），国家将解体，而社会权力会逐渐回复，最终形成无数巴黎公社式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而在这个时代，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消灭之前，主张小国家和社会自主，则是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减少维稳成本，其无疑是反动的。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作者的承认。

总之，头疼不能靠医脚来解决，这次疫情向我们展示景象是市场化如何削弱了我们的国家机器，如何侵蚀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至于解决的方案，自然也是整顿（或许是砸烂）官僚队伍与国家机器，对抗市场化的不利影响。但这样的使命，不是鼓吹市民社会与言论自由的感伤的小资产阶级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