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9章：流放者歸來

印刷我的書的國家將不再是流放我的那個國家。我一定會回到那個國家。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1988年的一個夏日午後，葉蓮娜·丘科夫斯卡婭正帶領旅遊團參觀位於佩瑞德爾基諾村的一座小型博物館，該博物館專門展示她的祖父——著名的兒童讀物作家和文學理論家科爾尼·丘科夫斯基——的生平和作品。其中一名遊客盯上了索爾仁尼琴的一張小照片，他是這家人的朋友。“索爾仁尼琴為什麼還不回來？”這位遊客問。“他在等什麼？”

葉蓮娜愣住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問題是多麼幼稚，多麼無知啊，”她告訴我。“年輕人根本不知道索爾仁尼琴是誰。自從他被流放以後，已經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對他們來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傳說，幾乎被他自己的國家遺忘了。”

那年夏天，戈巴契夫的公開化政策已經為諸多“反蘇”經典打開了大門：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的《狗心》、伯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瓦西裡·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在一場滑稽的官司之後，政府甚至讓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暢通無阻。但索爾仁尼琴什麼也沒有。政治局不予批准。我向戈巴契夫的保守派對手葉戈爾·利加喬夫詢問索爾仁尼琴的情況，他明確表示，政治局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絕不能容忍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在世的流亡作家——將蘇共的整個統治視為一場徹頭徹尾的罪行和災難。利加喬夫想讓我知道，他不是評論家，但他一讀到淫穢的東西就知道是什麼。利加喬夫負責向政治局提交一份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報告，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大公無私的黨員幹部，熬夜在家通讀了索爾仁尼琴全部的作品，從《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到題為《紅輪》的歷史著作。

“你知道，這加起來得多少頁，”他驕傲地說。

索爾仁尼琴毫不留情地將列寧描繪成一名狂熱的革命者，一個建立在國家恐怖主義基礎上的體制的創始人，這讓利加喬夫以及戈巴契夫本人惴惴不安。“畢竟，列寧是我們的！”利加喬夫說。“我們堅持他的觀點，堅持列寧主義，我們必須捍衛他。”

但是，為什麼要由政治局而不是讀者來決定呢？我問道。

利加喬夫做了個鬼臉，嫌惡地擺了擺手，算是回答。畢竟，事情一直都是如此。1962年，赫魯雪夫花了一整天閱讀《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親自下達了可以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赫魯雪夫領導了反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運動。可見，決定權是党的絕對權威。

“我們有自己神聖的東西，你們美國人也一樣，”利加喬夫乾巴巴地說。

但為什麼要用審查制度來強制執行呢？

“好吧，請原諒，但我們有不同的心理，不同的世界觀，”他說，拔高了聲音。“我尊重你，你也應該尊重我。對我來說，列寧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佩瑞德爾基諾風波發生幾天後，葉蓮娜·丘科夫斯卡婭坐在辦公桌前，決心“做點什麼，而且要快。”她寫了一篇簡短的文章，介紹索爾仁尼琴的生平事蹟，並呼籲政府恢復他的公民身份。隨後，她將文章寄給了在知識界享有盛譽的《讀書》週刊。對葉蓮娜來說，這一舉動似乎很自然，是家族傳統的延續。她的母親莉蒂亞·丘科夫斯卡婭在20世紀70年代就樹立了榜樣，當時她冒著極大的風險，在作家協會面前發誓，儘管遭到了惡毒的批判，索爾仁尼琴終將回到俄羅斯。由於抗爭，莉蒂亞·丘科夫斯卡婭遭到了譴責，她關於大清洗的極具個人色彩的小說《索菲亞·彼得羅夫娜》也被禁。現在，輪到葉蓮娜挑起這場戰爭。就在收到這篇文章的幾個小時後，《讀書》編輯葉夫根尼·奧弗林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最終，他以“編輯責任”為由接受這篇文章，並將其刊登在8月5日出版的《讀書》雜誌上，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意味著他沒有等待審查機構的批准。

葉蓮娜·丘科夫斯卡婭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轟動。數以千計的支持信件和電報送到了她家門口和《讀書》簡陋的辦公室。中央委員會的官員報告說，他們也開始收到越來越多的來信，要求恢復索爾仁尼琴及其作品的名譽。丘科夫斯卡婭的文章及其回饋是一個信號，暗示了政治上的可能性和道德上的必要性。其他刊物也迅速跟進。《工人之聲》是面向烏克蘭鐵路工人的一份不起眼的通訊，它的編輯們率先採取行動，成為近30年來第一份刊登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正式出版物。10月18日，該報的45,500名訂戶聽到了一個古老的聲音，即索爾仁尼琴在1974年（他被流放的那一年）向年輕人發出的呼籲——《活著，並且不撒謊》：

“讓我們承認：情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允許我們走上廣場，大聲喊出真相，或者大聲表達我們的心聲的地步。這樣做是不必要的。雖然有危險，但是讓我們拒絕說出我們不認同的話。這就是我們的道路，最為簡單易行，只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內在的、已經植根於我們天性之中的怯弱就行了。”

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的家中，索爾仁尼琴試圖安排好他回國的條件。《新世界》的編輯們通過電話和電報與他進行交談，並請求允許出版他早期的兩部小說《癌病房》和《第一圈》。索爾仁尼琴拒絕了，堅持要求他們先出版《古拉格群島》，然後再出版其他著作。《古拉格群島》不僅是索爾仁尼琴為數百萬蘇維埃政權受害者樹立的豐碑，而且這本書在國外出版後，加速了他的被捕和被迫流亡西方。索爾仁尼琴的要求也是以最快的方式反擊最新的官方版蘇聯歷史。不同於戈巴契夫式的“社會主義曲折”論，即把所有罪過都歸咎於史達林，索爾仁尼琴三卷本的“文學調查”認為，強制勞改營制度並非歪曲，而是從列寧開始的。

編輯們同意了索爾仁尼琴的要求。現在，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冥頑不化的東西：蘇共。起初，《新世界》的編輯們以為他們可以無視蘇共的存在，像通過暗門一樣把索爾仁尼琴塞進雜誌的版面。

在1988年10月出版的《新世界》封底，編輯們刊登了一則隱晦的公告，只說索爾仁尼琴允許他們從1989年起，發表“他的一些作品”。但中央委員會的意識形態部門很快就壓制了這一計畫，該部門在印刷《新世界》的《消息報》工廠肯定安插了線人。半夜，印刷廠接到了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門一位匿名官員下達的堅決“停工”的命令。“印刷廠工人義憤填膺，”與索爾仁尼琴合作最密切的《新世界》編輯瓦季姆·鮑裡索夫說。“他們對公開化、民主和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充滿了敬意。他們非常激動，邀請報紙和電視臺的記者來印刷廠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但沒有人到場。”印刷廠被迫把100多萬張封面碾成紙漿，重新印刷封面——沒有索爾仁尼琴的公告。只有少數訂戶，主要是在烏克蘭，拿到了最初印刷的期刊。

不久後，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在領導層換屆中取代利加喬夫成為黨的首席思想家，他攻擊索爾仁尼琴“蔑視”列寧和蘇維埃制度。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告訴記者，《古拉格群島》和《列寧在蘇黎世》“破壞了我們目前生活的基礎”。

然而，這一基礎正在迅速土崩瓦解。現在，索爾仁尼琴在《讀書》、《工人之聲》和其他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以及有關《新世界》事件的傳言，都為公開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股勢頭無法遏制、不可忽視。一時間，《新世界》站到變革的風口浪尖。《新世界》主編謝爾蓋·紮雷金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他是一個70多歲的老頑童，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虛與委蛇”，為了生存不斷地放棄原則。與《莫斯科新聞》的列恩·卡爾平斯基和《星火》的維塔利·柯洛蒂奇一樣，紮雷金也有諸多遺憾。但他告訴我，他把公開化視為“我最後的機會”。他現在要努力糾正一個巨大的錯誤。紮雷金採取一種死纏爛打的牛皮糖策略。連續6個月，他一直把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獎演講稿放進下一期的校樣中，而6個月來，審查人員不停地刪除這篇演講稿。解凍時期的傳奇人物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在60年代管理《新世界》時，也採取了同樣的策略。紮雷金還四處奔走，為出版《新世界》積極遊說包括戈巴契夫本人在內的多名政治局成員。紮雷金知道，領導層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尖銳的分歧，特別是在歷史和公開化問題上，因此他伺機而動，默默等待機會。最重要的是，紮雷金知道戈巴契夫的處境極為艱難。其最早的支持者——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中的許多人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對改革也越來越失望。任何進一步抵制出版索爾仁尼琴的行為都只會進一步損害他的聲望。但作為一名公開的列寧主義者，一位依賴於黨組織支持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戈巴契夫還必須找到一種優雅的方式來改變政策，同時與一位蔑視體制的作家保持距離。

1989年6月的一個下午，梅德韋傑夫把紮雷金叫到他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新世界》的瓦迪姆·鮑裡索夫告訴我，這次會面“極其不愉快”，給紮雷金留下了一個明顯的印象：政府可能無限期禁止出版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第二天，政治局召開例行的週四會議。出乎一些政治局成員的意料，戈巴契夫提出了“索爾仁尼琴問題”。他建議蘇聯作家協會召開會議，自行處理這個問題。

《新世界》方面不知道該對這個以懦弱著稱的組織抱以何種期望。20世紀70年代初，許多現在仍位居高位的領導人參與了針對索爾仁尼琴的批判運動，這導致了他的流亡。紮雷金和鮑裡索夫不安地走進“作家中心”，在指定位置落座。

第一個發言的是工會第一書記弗拉基米爾·卡爾波夫，他是政權的老狐狸。卡爾波夫是那些御用小說家中的一員，為了慷慨回報他的俯首貼耳、死心踏地，國家賜給他巨大的作品印刷量、一套豪宅和一座綠樹成蔭的別墅。就在一年前，卡爾波夫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說，如果索爾仁尼琴不放棄自己的觀點，蘇聯永遠不會歡迎他回來。“如果有人想回來參加我們的改革進程，那麼我們歡迎他。但是，如果一個人在國外厚顏無恥地撒謊，誹謗我們的國家，並想回來在這裡做同樣的事情，那麼絕對沒有他的立足之地。”紮雷金想，卡爾波夫肯定早就收到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命令。但這個命令是什麼呢？

“同志們，”卡爾波夫開始說道，“我們過去對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只有一種看法，但現在情況變了……”

鮑裡索夫整個人快樂得都要飛起來。漫長的等待結束了。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演講刊登在1989年7月號的《新世界》上，同時還宣佈8月出版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島》的第一部。國營的蘇聯作家出版社宣佈將推出多卷本的《文集》。經過長期流亡，索爾仁尼琴歸來了。

收到《新世界》第一期“索爾仁尼琴專刊”沒幾天，我和朋友列夫·季莫菲耶夫一起去獨立工作室觀看了話劇《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城裡沒有廣告，也沒有海報。獨立工作室是一個樸實無華、默默無聞的劇團，位於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就在莫斯科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建築之一的拐角處：彼得羅夫卡38號，內務部員警總部。

在後臺，我見到了男主角尤裡·科西赫。他的頭剃得乾乾淨淨，身上穿著戲服，那是史達林時代囚犯在集中營裡穿的、邋裡邋遢的棉襖。難道勞改營的囚犯，也能像古怪的英國上校或法國浪子一樣，登上莫斯科舞臺的大雅之堂？

不過，科西赫很快表示，這齣戲對他來說並不遙遠。排練時，他聽到父親的聲音在腦海中回蕩。他的父親在科雷馬勞改營度過了10年。“我曾參演契訶夫、莎士比亞的劇，扮演過各式各樣的角色，”科西赫說。“但從來沒有這麼順利過。就好像我已經通過父親，將伊萬·傑尼索維奇的形象變成了我自己。”

與小說一樣，該劇從5點鐘吹響起床號開始，以伊萬·傑尼索維奇“心滿意足”地入睡結束。就像小說所寫的，科西赫飾演的伊萬數十年如一日，度過了充滿瑣碎的屈辱、殘暴和精神上小小勝利的一天。佈景很陰鬱，暖氣管道上佈滿鐵絲網，混凝土地面上散落著一團團泥土。燈光微弱地閃爍著，即使在“正午”，也像西伯利亞冬天的下午。

戲劇搬上舞臺有時過於誇張，但列夫還是深受感動。他崇拜索爾仁尼琴。列夫在烏拉爾的彼爾姆勞改營待了2年多，其中有6個多月是在隔離牢房中度過的。他是戈巴契夫時代的囚犯，在薩哈羅夫從高爾基返回莫斯科和雷克雅維克超級大國峰會之後的“大赦潮”中才被釋放。對他來說，沒有哪位作家可以跟索爾仁尼琴相提並論。他曾讀過地下出版的《古拉格》，僅靠關於囚犯精神生活的某些段落的記憶，就幫助他支撐了自己的整個刑期。“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對體制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他說。“《古拉格群島》是對病態社會的法律和道德控訴。”

舞臺上，伊萬·傑尼索維奇睡著了。黑暗籠罩著一會兒，然後是一半的室內燈光亮起，伴隨一陣零零星星、稀稀拉拉的掌聲。觀眾們終於站了起來，每個人都疲憊不堪，伸了個懶腰，怔怔地站在劇院裡，陷入了沉思，突然想到一些平凡的事情：步行回家，以及如何買些牛奶和麵包當早餐。但這種感覺在列夫身上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當我們走在街上時，他說：“那種味道。正是那種濕皮革、濕羊毛和汗水交織在一起的味道，就是集中營的味道。它讓我想起了過去。”

邁入1990年，政治犯成為新一代的政治家。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期待前“政治犯”來領導他們：柏格丹和米哈伊爾·霍林、斯捷潘·卡馬拉、維亞切斯拉夫·切爾諾維爾。語言學家列翁·特爾-彼得羅相出獄一周後，我在葉里溫見到了他；2年後，他當選亞美尼亞總統。格魯吉亞崇拜前政治犯梅拉布·科斯塔瓦，在他因車禍喪生後，格魯吉亞又無休止地哀悼他。一個遠不如他的人茲維亞德·加姆薩胡爾季阿填補了這一空缺。加姆薩胡爾季阿是一個偏執狂，一個不可信的傻瓜，但他畢竟是科斯塔瓦的戰友。這是他的賣點。他將當選格魯吉亞總統，然後在政變中被逐出第比利斯。薩哈羅夫的門徒、生物學家謝爾蓋·科瓦列夫在烏拉爾監獄服刑多年，後來成為俄羅斯議會的重要領導人。作為一名議員，他突然發現自己穿著筆挺的西裝巡視監獄場所，並向看守人員傳授基本的禮儀和人權知識。

根據蘇聯和西方主要人權組織的說法，古拉格的最後一個“島嶼”，關押政治犯的最後一個據點，是烏拉爾山脈中一個名為“彼爾姆35號”的勞改營。阿納托利·夏蘭斯基、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謝爾蓋·格裡戈良茨、季莫菲耶夫和科瓦廖夫都曾在那裡待過。現在，政治犯的人數已經很少了，因此彼爾姆的一些勞改營被迫關閉，合併成一個，即彼爾姆35號勞改營。

彼爾姆是一座典型的蘇聯城市——也就是說，它與其他數百座城市沒有什麼區別，有列寧大道、寬闊筆直而坑窪不平的街道，還有醜陋可憎而千篇一律的公寓樓，讓人看了忍不住潸然淚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彼爾姆不歡迎外國記者。和烏拉爾的許多城市一樣，它曾是軍工生產中心。但現在彼爾姆開放了，前往勞改營完全不成問題。在莫斯科認識的一名當地記者的陪同下，我拜訪了警察局長。當時，該地區的內務部門已經被記者或人大代表的偶爾來訪搞得心煩意亂。負責人安德列·沃季諾夫上校只是個無害的聰明人。他希望我“以上帝的名義”告訴他，為什麼我要開幾個小時的車去看“一個老鼠洞”。在我解釋了自己的理由之後，便向他請教彼爾姆35號勞改營的條件如何。

“你會看到的，”他說。“就像瑞士一樣。”

他們讓我回酒店等待通知。

次日早上8點，尼古拉·德羅甯少校，一個板著面孔、不苟言笑的執法人員，敲響了我的房門。

“走吧，我們現在去監獄，”他說。

從市區開車到彼爾姆35號勞改營需要4個小時，但我樂得清閒。在莫斯科，甚至在前往其他共和國首都的路上，很容易失去對這個國家幅員遼闊、廣袤無垠的感覺。在這裡，我更容易理解古拉格的數百個島嶼是如何隱藏在森林、採礦村和山頂上，消失不見的。所有關於蘇聯地大物博的陳詞濫調——橫跨11個時區、哈薩克能容納多少個法國等等——都在一小時又一小時的車程中，真正變得有意義。在烏拉爾，就像在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俄羅斯看起來就像一個沒有盡頭的原野，荒涼而蒼茫，只有偶爾出現的定居點、匆忙建造的城鎮、數千萬人居住在不適宜居住的地方，以及與其說是村莊，不如說是人口聚集地，還有圍繞著工作場所——木材廠、化工廠、煤礦——建立起來的工人生活區。一路上，我們看到農民推著裝滿煤炭的木車，駝背的婦女背著沉重的麻袋走在路上。哪怕再向東行駛一周或更長時間，所見的景象也大抵如此。

終於，出現一條岔路，原始而沒有標誌。“去彼爾姆35號勞改營的路，”少校說。

款待我的主人是尼古拉·奧辛中校，自1972年勞改營建成以來，一直由他負責管理。夏蘭斯基、布科夫斯基、瑪律琴科、斯圖斯、奧爾洛夫、季莫菲耶夫：他們都認識奧辛。尤其是夏蘭斯基，他記得奧辛的眼睛，在紅潤的臉上閃爍著黯淡的光芒。“奧辛是個身材魁梧、膀大腰圓的人，”夏蘭斯基寫道。“眼睛很小，眼皮浮腫，似乎除了食物，早已對其他一切東西都失去了興趣……但他是個陰謀大師，在晉升的道路上成功地超越了許多同事……我看得出來，他很享受自己對囚犯的權力，喜歡看他們受苦。但他從未忘記，囚犯首先是他事業飛黃騰達的工具，他知道如何在危機中委曲求全。”

有一次，夏蘭斯基被禁止慶祝光明節，他開始絕食抗議。奧辛不想鬧出糾紛，於是迅速達成了協定：如果夏蘭斯基結束絕食，他就可以點燃光明節蠟燭。夏蘭斯基同意了，但要求在他做禱告的時候，奧辛必須低頭站在一旁，最後說一句——“阿門”。

“主啊，感謝你允許我點燃這些蠟燭，”夏蘭斯基用希伯來語開始祈禱。“願您允許我在您的城市耶路撒冷，與我的妻子阿維塔爾以及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多次點燃光明節蠟燭。”

夏蘭斯基斜睨身邊奧辛一眼，補充道：“願有一天，今天正在策劃毀滅我們的所有敵人都能站在我們面前，聆聽我們的祈禱，並說‘阿門’。”

“阿門，”奧辛重複道。

夏蘭斯基很快就在彼爾姆35號散佈奧辛“皈依”了的消息。儘管這意味著要在隔離牢房裡忍饑受凍，但夏蘭斯基實在忍不住。如今，夏蘭斯基在以色列過著自由的生活。獲釋後，他的母親整理了兒子在耶路撒冷的照片。她想給尼古拉·馬卡羅維奇·奧辛中校送去一點紀念品。

彼爾姆35號勞改營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方圓500碼，只有幾個兵營，到處都是崗樓和鐵絲網。奧辛在那裡迎接我們，他就像夏蘭斯基描述的那樣，肥頭大耳，一雙眼睛黯淡無光、冷漠無情。我們走上一段樓梯，經過幾張黨的宣傳海報——“社會主義就是秩序！”——來到他的辦公室。奧辛有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和一把舒適的軟墊扶手椅，他擺出一副心滿意足的首席執行官的姿態。只是他的工作團隊規模讓他感到羞愧。他手下只剩下16人。內政部正計畫清除“政治犯”，全面引進“大眾化”的普通罪犯：如強姦犯、殺人犯和小偷。

“所以，是時候退休了，”指揮官說著，身子向後一仰，仿佛在恭迎金表。“到今年年底，我就能領到養老金了。”

奧辛試圖掩飾自己對蘇聯歷史最新巨變的蔑視，這種向公民社會艱難轉型正使他成為過去極權主義的遺跡，但他失敗了。多年來，他一直在懲罰持不同政見的詩人、牧師和數學家。用史達林主義者歌功頌德式的話說，他充分體現了“一顆永不生銹的鏍絲釘”的精神。他忠於職守、服從命令，“所有囚犯對我來說都一樣”。這是無法無天之下的平等。

“你知道，他們談論政治犯，但這裡從來沒有政治犯，”奧辛說。“根據法律，他們被判有罪，僅此而已。他們背叛了自己的祖國。後來，法律變了，但那是另一回事。”沒有一絲悔意，甚至沒有自我懷疑的跡象。“我有什麼可後悔的？”他說。“人是根據法律被送到這裡來的，我做了我被命令做的事情。這是我選擇的工作，我做到了。這就是對我的要求。我認為這裡的囚犯比一些自由人的生活條件要更好。他們畢竟有肉吃。”說到這，奧辛捂著肚子，笑得前仰後合。他倒挺風趣。

當然，奧辛也不是完全沒有工作。當地法院仍然非常配合地方和地區党領導人的政治權謀，而且在所有政府部門中，司法系統可能是受改革觸動最小的。但是，用監督組織的行話來說，剩下的大多數案件都不是“純粹的”政治案件。事實上，戈巴契夫和彼爾姆35號勞改營的管理部門聲稱，該國根本沒有政治犯。“大多數剩下的案件都是混合型的，比如非法偷渡國境的人，與外國組織有某種關係的人”謝爾蓋·科瓦廖夫說，他曾是一名政治犯，後來成為俄羅斯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我比較關注他們的刑期。一個人因為試圖劃木筏去土耳其就被關進勞改營10年、15年，這何其荒謬。”

就像喬遷派對上的好主人一樣，奧辛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說：“來！我帶你們參觀一下！”

奧辛參觀的側重點是油漆工的品質、地板和廁所的清潔度，意義不可謂不非凡，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一個囚犯。

“他們上班去了，”奧辛說。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我問。

“我們吃午飯吧，”奧辛說。

就這樣，我們吃了一頓超出所有囚犯想像的飯菜——白菜湯、黑麵包、沙拉、雞肉、土豆泥、果汁。然後，像走馬觀花的遊客一樣，我們又去了更多地方。我們看到了醫務室。我們看到了囚犯們睡覺的營房。但突然間，就在奧辛正在示範營房床鋪有多牢固時，一個臉色蒼白、剃著光頭、身穿囚服的中年男子破門而入，尖叫著闖進大廳。

“我必須和你談談！他們虐待我！”

“亞辛，”奧辛陰沉著臉說，眼睛仍然盯著床墊。指揮官抿了抿嘴唇。他的脖子漲得通紅。

“我必須和你談談！”亞辛說。獄警們試圖把他拽出大廳，拖進一間關押囚犯的房間。我問奧辛，是否可以和這個後來得知叫瓦列裡·亞辛的人談談。指揮官翻了翻白眼，用手做了個手勢，暗示亞辛精神不正常，不值得聽他說話。但奧辛還是指示：“帶他回來。”

獄警把亞辛領回了房間。他氣喘吁吁，皮膚慘白、滲出密密的汗珠。15年來，他在監獄、精神病院和像彼爾姆35號這樣的勞改營裡進進出出。他被指控非法偷渡，與外國情報機構勾結。他的刑期原定至2003年。赫爾辛基觀察組織的一名官員稱，亞辛的案件撲朔迷離——“政治和刑事方面的問題糾纏不清，錯綜複雜”。然而，亞辛的憤怒是毋庸置疑的。他一邊劇烈地喘氣，一邊磕磕絆絆地講述自己的故事。

“7年來，我一直拒絕外出散步或上街。

“我在抗議。我還要求一個人待在單人牢房裡。我感到絕望，確信自己會被殺死。他們毆打我。他們要求提供克格勃需要的證據。他們要我與他們合作，還說如果不合作，我會死在這裡。

“我絕望了，劃傷了手臂。我被他們毒打一頓，關進隔離牢房。那是在2月份。我流了一升半的血。我當時半死不活，就在這種情況下，我被拖進了隔離牢房，那裡面非常冷，他們把我赤身裸體地扔進去。這是奧辛中校的命令。”

坐在旁邊的奧辛翻了翻白眼。他什麼也沒說。門邊的一名獄警說話了：“讓他說說為什麼要割脈！”

“我有一份書面文件，說明我為什麼割脈，”亞辛說。“他們做了慘絕人寰的事。12月10日人權日那天，他們強行剃光我的頭髮。我被毆打，我的手被扭，我的胳膊被扭。這就是他們慶祝人權日的方式。”

獄警說：“你只能在獲釋前3個月蓄髮。離你獲釋還有多久？”

“我的頭髮已經很短了，”亞辛說。

“如果有人通過一項新法律，也許我們就不會剃你的頭髮了，”獄警說。“在那之前，如果你不自己剪，那我們就強行剪。”

奧辛沉默著。

亞辛滿頭大汗。“原來，他們就是這樣執法的，”他說。“他們給人戴上手銬，打人，藉口是這個人會反抗。人們被迫接受這種非人的誨辱。在全世界，剃光頭都被認為是一種誨辱。

奧辛霸氣地一揮手，示意警衛把亞辛帶出房間。我要求再和幾個囚犯談談。奧辛翻了翻白眼，但還是同意了。我要求見的第一個人是尤裡·帕夫洛夫，他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我見到的這個人似乎不懂打電話到美國。他無精打采，神情恍惚，承認自己有某種“腦損傷”。我問他彼爾姆監獄囚犯的待遇，他機械地說：“情況有所好轉。我還記得以前的樣子，可以和現在做個比較。當我和季莫菲耶夫一起在彼爾姆36勞改營時，情況要糟糕得多。現在我的抱怨主要在醫療方面。”帕夫洛夫請求我們記住季莫菲耶夫，然後慢慢地走出大門。

隨後，警衛把我名單上的最後一名囚犯維塔利·戈爾多維奇帶了進來，他是一位物理學家，曾從事國防研究工作，因試圖劃橡皮筏橫渡黑海前往土耳其而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和其他罪行。戈爾多維奇很緊張，雙手不停地在身體兩側抖動。幾個月過去了，沒有訪客，除了看守和他的獄友，沒有同伴。沒有人告訴他有記者要來，而現在，他吞吞吐吐地把話說了出來。為了讓他平靜下來，我重複了帕夫洛夫告訴我的話，說最近待遇有所改善。但戈爾多維奇說那是胡說八道，他仍然受到粗暴對待和惡言相向。

儘管如此，他說：“我想看看那些穿著警衛制服的人。我可以看到，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好人，但他們在心理上被壓垮了。蘇聯幾乎沒有自由的人。”奧辛百無聊賴地聽著這一切。他再次用食指繞著耳朵轉圈圈，示意這只是一種臆想，一種瘋狂。誰會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彼爾姆35勞改營呢？

告別了戈爾多維奇，我請奧辛帶我去看看“隔離室”，也就是懲罰牢房。幾乎所有彼爾姆35號勞改營的人，幾乎每一個蘇聯歷史上的政治犯，都曾在這樣的地方待過。

“真的有必要嗎？”奧辛問道。

不過，奧辛還是怒氣衝衝地走到外面，打開一扇大門，指著一片被積雪和泥土覆蓋的小塊球場。球場兩端都有鏽跡斑斑的足球門。“娛樂設施，”他憤怒地說。“在這裡，我們讓他們踢足球、打排球，什麼都行。我想你們漂亮國的監獄裡應該沒有吧？”

奧辛打開一間小屋的門，裡面通往一個狹窄的廳室和一系列小牢房——懲罰牢房。現在——也許是為了照顧今天的訪客——它們都是空的。每間牢房都有一塊木板作為床鋪。“看到了吧？”奧辛說。“沒那麼可怕。”在我們的談話中，戈爾多維奇說，1989年佩爾姆35號勞改營發生叛亂後，他在懲罰牢房裡待了一年多。一些囚犯拒絕工作，拒絕參加點名，也拒絕在襯衫上印自己的名字。“我們拒絕服從命令，我們不願像軍隊的士兵那樣，”他說。“我們希望在法律框架內，依法進行反抗。之後有9人被關進了隔離牢房。”

“雖然很艱難，但你會習慣的。牢房長3米，寬1米，高2米。牢房就像你的衣服。你很冷，但3天后你的體溫就會讓你暖和起來。你整天走來走去，不睡覺，尋找一些瑣事，比如用紙填滿縫隙，以避免發瘋。或者一遍又一遍地洗你的手帕。你想了很多，這很有幫助。"

奧辛砰地關上牢門，送我上車。他說了聲再見，沒有微笑。

在回城的路上，德羅甯少校開始談論政治，談論這個國家如今的“無法無天”。

“很快就會出現一個獨裁政權，”他興致勃勃地說道。“不是黨的機構，而是真正的機構——克格勃。他們將努力發展經濟，但會有嚴格的紀律。”

就像史達林時代那樣？我問

“不，那太嚴厲了，”他說。“但也許會像勃列日涅夫或安德羅波夫時期。”

漸漸的，勞改營消失在我們身後乳白色的濃霧中，德羅寧凝視著車窗外。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又似乎沉睡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