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看香港運動（3）：社會運動的軌跡（上）

3.    香港社會運動的軌跡

香港社會運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由19世紀的多起罷工潮[1]、「妹仔[2]」解放運動、到二戰後「火紅年代[3]」的反殖運動、「四反[4]」運動。在戰後，不少關注住房、教育、性別、勞工等範疇的團體進行組織和倡議，以壓力團體的方式抗爭，要求政府施行惠民的政策。在1980年代的主權移交之際，政制改革獲得遠超其他議題的關注，各範疇的積極份子在民主運動的旗幟下匯聚成共同陣線，也定調往後30多年社會運動的主旋律。下文將記述由1980年代至「反修例」運動前，在香港的民間社會曾出現的重要抗爭事件、政治思潮和抗爭路線的遞嬗軌跡，這些發展也成為2019年香港爆發大型社會運動的背景。

（上）篇包含以下兩部分：
3.1（1980-1990）：主權移交爭議與民主運動
3.2 2003：「七一遊行」

3.1 （1980-1990）：主權移交爭議與民主運動

戰後，大批由內地逃離政治鬥爭的難民湧入香港，成為重要的人口組成。他們對政治抱持冷漠的態度，再經歷港英迴避國共鬥爭的治術和「六七暴動」，社會上形成不熱衷政治事務的氛圍。然而，在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的1980年代，「回歸」問題引發社會關注。這章分作四個部分，我們分別介紹回顧「回歸」前後的香港前途和民主化討論，在1980年代選舉局部開放後形成的「議會路線」，「八九六四」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影響，以及《基本法》中「民主普選」的承諾。這些在1980-1990年代奠定的民主運動框架對往後的民主運動影響深遠。

「民主回歸」

在1980年代，隨著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回歸」漸成香港社會各界的焦點。在當時的香港社會，被殖民統治數十年的華人經歷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社會不平等、缺乏民主參與，並且有較高的「中國人」認同；在「反殖」的背景下，當時的社運人士或知識份子也反對維持殖民統治，並懷有主權移交將為香港帶來民主化的憧憬。在關於「回歸」的社會討論中，普羅大眾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延續香港在經濟上的「繁榮穩定」，關於政制民主化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少數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

儘管在1980年代，各種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曾在公共討論中出現，但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後，基於難以改變的政治現實，民主派人士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看作政治契機，以在「回歸」的前提上「漸進落實民主」為政治目標[5]，奠定「民主回歸」的民主化想像。在當時受到勞工團體、法律學者、社工等關心社會的群體支持、視此為共同爭取的目標[6]。然而，「民主回歸」的政治想像也是自限的，羅永生形容當時的民主運動「以『中產主體』為想像的藍本、配合他們只求改良、不求革命，甚至以技術管理為核心意識形態的特色」，這種「回歸」的想像不挑戰香港的主權問題，也不討論衝擊本地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問題[7]。

「議會路線」

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1980年代有限度選舉的逐步開放下，香港的政治參與者和社會組織者紛紛被吸納入「政治參與模式[8]」，透過選舉政治的建制渠道提出訴求。主權移交的問題使「積極的政治參與者集中於政治事務，特別是有關中港關係的政治事務[9]。」一方面，曾在1970年代活躍一時的學生、住屋、勞工等基層運動在1980年代獲得的關注遠不及政制改革議題，未能打進主流社會的討論。另一方面，當時立法局的局部民主化，亦令多年來居於體制外的社運人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動空間，有意改善社會問題的人士紛紛充當「代理人」在立法局為基層發聲。

自1980年代開始，泛民主派的政治團體一方面積極參與殖民地的代議政治；一方面要求在《基本法》中加入民主政制的相關內容。逾百個團體在1986年發表「一九零人政制方案[10]」，其中一些團體後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也就是泛民主派政黨的雛形。然而，在殖民末期和回歸後的政制框架下，民選議員都只能在體制內扮演監察政府的角色，實際的影響力相當有限。與此同時，議會參政路線因選票導向所衍生的保守性、基層群眾組織的缺乏等問題隨時間推移曝露出來，和更基進的民間團體產生張力，這也成為未來民主運動中重要的矛盾所在。

「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時刻。1989年，在中國數個城市爆發歷時近 2個月的民主抗議運動。香港記者率先將北京示威現場的報導傳回香港，媒體鋪天蓋地的播放群眾大規模示威和學生絕食的畫面，震動整個香港社會。社會各界自發組織各種聲援集會、募款、在狂風暴雨中遊行聲援北京的民運人士、在北京宣佈戒嚴的第二天，香港更出現百萬人大遊行。香港當時的全民動員和香港即將「回歸」，市民感受到大陸的民主化和自己的命運相連。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在訪談中提到：

「香港遊行中有一個口號最能體現港人的心態：『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歸中國了，如果中國不走上民主化，香港會變成什麼樣？香港的人權自由能存在嗎？[11]」

總的來說，「八九六四」是很多香港民運人士和市民的政治啟蒙，也引起普羅大眾對於中港體制趨同的恐懼，並為民主派政黨帶來空前的支持。在此之後，「民主抗共」、香港維持現狀等主張漸漸成為主流，而在往後的數十年間，民主派的定位亦由「共同建設民主中國」，轉變為抵抗中共干預、維持香港僅有的民主[12]。

《基本法》的普選承諾

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後，在沒有香港社會民意的授權下，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草擬《基本法》，確立香港「一國兩制」、漸進達至「民主普選」的憲政框架。《基本法》中明訂，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在往後的數十年間，依照《基本法》的承諾落實「民主普選」成為主流民主運動的訴求。

3.2 2003：「七一遊行」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政權移交後的一次關鍵事件，樹立回歸以來，以大型群眾動員，迫使政府妥協的先例，使更多人關注和投身到社會運動當中。在主權移交後，社會運動團體在每年的7月1日舉行小規模遊行；但由於中央政府在主權移交初期對香港政治的介入不多，參加遊行的人數非常少。直到2003年港府推出「廿三條立法」，促使50萬人參加由民陣所舉辦的「反對二十三，還政於民」大遊行，要求撤回立法、特首下台。政府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撤回立法，隨後特首辭職。

2003年的「七一遊行」也揭示過去「民主黨」高度主導民主運動的局面面臨挑戰。50萬人的大遊行是市民自發動員多於政黨組織號召的結果，過半的示威者認為人際網絡的動員和媒體的號召影響其參與遊行的決定[13]。示威者雖然來自不同階層，但高教育程度、中產背景、及專業人士的參與較為突出。在抗爭手法上，50萬人秩序井然的示威畫面受到媒體的關注，奠定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運動模式，「儘管集體行動在大遊行之後有增無減，抗爭的劇目依然是專業領導、局部動員、合法抗爭。[14]」

在隔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部分的社會運動能量被吸納入選舉政治中，數名積極反對「廿三條立法」的專業人士當選，冀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尋求改變。2006年，由「民主黨」領導的泛民主派政黨格局出現變化——以中產背景的專業人士為主的「公民黨」成立；以社會民主主義為號召、走基層路線的「社會民主連線」成立，為往後泛民主派政黨的路線分歧埋下伏筆。

註：

[1] 詳見：梁寶龍（2017）。《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 即婢女。當時蓄婢被視為相同於奴隸制度，與宗主國英國法律違背，最後蓄婢被立法禁止。

[3] 1970年代的激進學生運動熱潮，其中思潮涵蓋反殖、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詳見：羅永生（2017）。〈「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第161期，71-83。

[4]即「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

[5] 羅永生，身份政治往何處去，《社運年代，香港政治抗爭的軌跡》

[6]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7] 羅永生（2018）。〈身份政治往何處去〉，載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1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8] 呂大樂（1994）。〈迷失於急劇轉變政治環境中的香港民眾運動〉。《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67-78。

[9] Tai-lok Lui,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in Hong Kong’s Social Movements: Forces from the Margins, ed. Sophia Woodman (Hong Kong: July1 Link and Hong Kong Women Christian Council, 1997), 140

[10] 民主派提出的回歸後選舉方案，主要內容為支持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至少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由於當時有190人公開聯署支持，因而得名。

[11] BBC中文〈六四30週年特輯之九：八九香港 讓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094860

[12] 馬嶽（2018）。〈民主運動三十年：自由專制下的防衛戰〉。載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3] 當被問及「下面各種號召對你決定參加這次遊行有甚麼樣的影響」， 67.5%的受訪者認為「朋友、同事、同學等」重要；65.5%的受訪者認為「報紙新聞」重要。

[14] 鄭煒（2018）。〈香港新興社運的框架和劇目〉。戴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37）。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繁體電子書（PDF）下載：
tinyurl.com/TC-WhatHappenedinHK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簡體電子書（PDF）下載：
tinyurl.com/SC-WhatHappenedin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