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之旅：一部更现代的现代启示录
最近我的表达欲出了点问题，游记只能写到这个程度，就这样吧。
每次旅行之前，我都会思考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目的地，那里与我的家乡，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怎样的关联。
有意思的是，我获取的很多信息并不直接来自目的地，也不来自我所处国家的立场。越南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离我的北方家乡过于遥远，在感性上我无法把越南和广西或云南区分开，都是广泛而边界模糊的“南方”，同时我对于越南在历史与文化层面的印象，也并不来自越南本国，甚至不来自中国大陆，而大多来自美国和香港，所以我是通过第三方认识邻国。
这是一种很有矛盾乐趣的认知体验，越南是20世纪后半段流行文化与社会运动的重要象征之一，人们对越南的探讨上升到了对人类文明的悲观辨析层面，但除此之外我又对越南一无所知，我几乎没看过越南本土电影和小说，对越南青年流行文化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都在关注什么，在玩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这些吸引我亲身到越南去一趟。
在中国互联网上，近几年对东南亚旅行有很多负面表述，除了涉及诈骗犯罪与药品滥用等安全问题之外，本地官员与警察的廉洁也是个大麻烦，我在到达越南之前看到很多关于海关人员向中国人索贿的控诉，但是以我的亲身体验，河内机场过海关速度非常快，我刚递上护照和签证纸，海关就直接盖章，我也不知道海关人员会如何当着那么多外国人的面索贿，不过一些朋友提到如果是陆路口岸入境，确实存在索贿现象。
从河内机场到市区有公交车，大概2.6元人民币，相比于北京是便宜太多了，不过机场距离市区比较远，路况也比较差，等我在老城区边下车的时候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河内的晚高峰非常可怕，摩托车的声势浩大唤起了对飞车砍手党的记忆，恶势力鼎盛时期的珠三角或许可与之一拼。我不得不承认从公交车站走到旅馆是我旅行生涯中难得真正的恐惧体验，甚至想到了古代战争中步兵面对骑兵冲锋是怎样的心理。
后话就是，在之后的半个多月里，我逐渐适应了像个本地人一样随意穿梭于摩托车流中，甚至发现了这种看似混乱的交通状况中形成的自发秩序，车不会让人，但也撞不到人，人不用让车，不然永远也过不了马路，只要保持匀速坚定前行，车流会自动判断轨迹躲开你。
河内的体感天气让我回忆起大学时的珠三角，好在我来的时候旱季刚刚结束雨季还没到来，气温还不是很高，但已经显现出让我难受的湿热，等到晚上才有一些凉风吹过。
在河内老城区的第一印象是欧美人实在太多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和它的东南亚邻国们没有任何区别，只和北方邻国有区别，我在河内一天看到的欧美人比在北京一年看到的都多。我住的旅馆周围都是换汇的金店，自由汇兑、互联网开放、大量的外国游客，这完全不是我印象里《投奔怒海》中的越南，我不能带入西方记者式的身份幻想，好像从自由世界进入一个封闭国度探访或猎奇，而是我自己来自一个封闭国度，越南才是自由世界。
晚上天气凉爽了一些，我来到一家曲径通幽又陈设非常古典的咖啡馆，这家店门口是一家服装店，要穿过店面进入一个传统中式客厅，就是咖啡馆的前台，然后沿着蜿蜒的楼梯走上三楼，在一个小阳台上就坐可以看到整个还剑湖。事实证明在河内寻找不错的咖啡馆要勇于探索巷子勇于上楼，虽然一些看起来更热闹的咖啡馆门口坐着很多欧美人，但并不意味着这家店的咖啡真的好喝，那些欧美人只是单纯喜欢坐在门口。
我来这家店品尝越南著名的鸡蛋咖啡，这种咖啡的发明缘由是当年牛奶供应短缺，越南人用鸡蛋清代替牛奶打出卡布奇诺奶泡的效果，说实话上面的鸡蛋层还是很不错，颇有创意，我一开始担心会不会有腥味，但其实完全不腥，而是太甜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出门街上已经有成群的摩托车穿梭，同为东南亚国家，这里的节奏要比泰国快得多。我找一家店先喝杯咖啡，来越南之前，朋友们说越南音乐爵士、实验、噪音，一个比一个牛逼，但最先吸引我的还是街头各种越南话翻唱的中国流行歌曲，比如咖啡馆里放的越南话版的《雨蝶》。
我每到一座城市旅行都会先去博物馆，因为我对越南本国历史完全不了解，而越南的古代王朝更迭又比较复杂，在博物馆中只能依靠与中国关系这条线索稍微理清越南的一部分历史，越南历史博物馆中最重要的主题也正是“北寇入侵”。
按照神话传说，越南最早的王朝是鸿庞氏建立的文郎国，中国商朝曾入侵文郎国，雄王派三岁小孩扶董天王击退商军。鸿庞氏在公元前257年被蜀泮所灭，蜀泮是中国古蜀国鳖灵的后裔，鳖灵曾是望帝杜宇的大臣自立为丛帝，古蜀国被秦国灭亡后，蜀泮率军南下进攻鸿庞氏，自立为安阳王，改国号为瓯雒。
秦朝在南方设立三郡，其中象郡就在越南北部，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割据一方建立南越国。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灭南越国，越南北部成为汉朝领土。汉朝统治时期，曾有两位女子征侧、征贰起义反抗，称为“二征起义”，朝廷派大将马援镇压，马援因此被封为伏波将军，在越南各地有很多纪念二征起义的庙宇。
看到这里我略有印象，小时候读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张骞前往大月氏途中被匈奴阻拦，匈奴单于说汉朝怎么能穿过匈奴向大月氏派使者，那么匈奴穿过汉朝向南越派使者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看来，北方的匈奴应该是知道南越的存在，只是不清楚当时有没有匈奴使者真的来过这里。
公元938年的白藤江之战是越南摆脱中国控制的立国之战，当时中国是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北部实际统治者吴权击败中国南汉政权军队，在939年建立吴朝。吴朝非常短暂，968年豪族丁部领称帝建立丁朝，国号大瞿越，丁朝遣使向中国宋朝皇帝朝贡，被册封为交趾郡王，历史学界通常将丁朝视为越南国家独立初始。
980年黎桓称帝建立前黎朝，第二年又是在白藤江与中国宋朝军队交战，最终击退宋军，但为了免于长期军事对峙，继续向宋朝朝贡。1009年，李公蕴建立李朝，国号定为大越，第二年迁都到唐帝国建成的大罗城，改称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在河内尚存昇龙皇城遗址。
虽然博物馆中大篇幅讲述的都是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对抗，但馆中央有一幅庞大的绘画，描述的是越南历史上最强大的对手——蒙古，从描述中可以看出越南人的骄傲，抵抗蒙古取得胜利是越南民族自豪感塑造的一部分，蒙古能占领更南边的爪哇，可见通过仆从军和原南宋海军进攻热带地区并不是什么难事，却最终无法征服越南。
李朝末期豪强陈氏家族崛起，强迫皇帝禅让，陈朝建立。不久蒙古帝国入侵，攻破国都昇龙，陈朝军队竭力抵抗，加上蒙古军队不适应热带环境最后撤退，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1284年忽必烈再次攻越，陈朝大将兴道王陈国峻领导抵抗，元军初期占有优势，但越方抵抗意志顽强，1285年越军击败元军，之后1288年在白藤江元军再被越军重挫。战后陈朝向元朝朝贡示好，恰逢忽必烈去世，继位的元成宗决定两国不再开战。
元朝被明朝取代后，明太祖与越南陈朝互派使节通好，明朝册封安南国王，双方建立宗藩关系，明太祖将安南列入不征之国。陈朝末年，大臣黎季犛篡位自立为帝，恢复祖上胡姓，自称中国虞舜之后，改国号为大虞，胡朝建立。胡朝初期谋求与明朝交好，被明朝封为安南国王，但后来有人自称陈朝宗室子孙，向明朝皇帝控诉胡朝夺取陈氏政权，明朝派军队护送宗室返越，在边境被截杀，明朝随即进攻胡朝，最终胡朝灭亡，被明朝吞并。
明朝在越南的统治非常残酷暴虐，1418年豪强黎利起义反明称“蓝山起义”，随着战事愈发对明军不利，明朝决定撤军，越南恢复独立。1428年黎利称帝，国号大越，建立后黎朝，明朝册封黎利保持友好。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安南就是越南吗？其实并不是，安南只是越南北方，而南方还是高棉，今天的越南大致疆域要在17世纪末才形成。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历史表述都是从越南北部角度，如果以越南南部视角出发，中国的影响恐怕是缺位的，中国势力从来没有进入到越南南部。
这一点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叙事都存在这个问题，即以当代政治国家边界回溯历史视角，然而历史上不同阶段的越南和今天的越南差异很大，而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并不重合。
整个越南历史古代馆给我的观感和中国的历史博物馆叙事方式很像，虽然中越两国的民族主义者矛盾激烈，中国人认为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下级，而越南人认为自己抵抗中国入侵长达千年，但双方的基础史实概念是很相似的。东方世界古代的藩属关系很复杂，有一些关系非常紧密，有一些则非常松散，名义上的朝贡与册封更像是停战臣服协议，并没有实际政治隶属的含义。
后黎朝末期国家陷入混乱，经历了分裂的南北朝时代和郑阮二主之争，此时中国也由清朝取代明朝，统治越南北方的郑主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1802年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建立，派使者到清朝，嘉庆皇帝认为阮朝实际控制地区与历史上的“南越国”并不相符，南越国主要领土已经在大清国境内，而阮朝主要领土在南越国的更南边，因此拒绝册封南越国号，而是封为越南国王，从此有了越南这个国名。
由于阮朝建立时曾经求助过法国人的力量，法国势力开始进入越南，1883年中法战争，大清国在军事上尚且有一定抵抗能力的状况下签订了对自己不利的条约，从此失去对越南的政治影响力，越南进入法国殖民时代，并入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博物馆也进入近代史部分。
与古代历史和中国密切纠缠不同的是，我在越南历史博物馆近代史馆中，找不到任何中国的痕迹，包括胡志明反法革命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北越政权的支持都没有，与中国有关的只有两幅照片，“一座桥在1979年2月的北部边境冲突中被摧毁”，“1999年江泽民访问越南”，没有赞美也没有诋毁，是不存在。
我本来期待在越南看到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记录，但在越南博物馆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描述，越南官方口径是1975年南北越统一即为国家战争结束，之后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社会主义兄弟间的矛盾被轻描淡写或干脆忽略，这一点与中国官方的态度形成了有趣的默契，中国官方也很少提及与越南的边境战争，而是把矛盾聚焦在南海诸岛归属争议上。
离开历史博物馆我路过火炉监狱，这是法国人在1896年建的，称为“火炉”是因为这里原本是烧制陶瓷的窑厂。南北越战爆发后，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一些轰炸机被北越防空部队击落，飞行员就被关押在这里，美军取了个“河内希尔顿”的名字，这里最知名的囚犯之一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约翰·麦凯恩。
参观完火炉监狱，我走过高朗街，这里发生过一件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来到河内住在这里，发表声明通日叛国。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亲善，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亚洲新秩序”声明，12月19日汪精卫借道云南前往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主张与日本和谈。然而近卫内阁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汪精卫的回应失去作用，之后他开始走得更远。
汪精卫在河内期间，蒋介石多次派特工刺杀他。1939年3月21日，军统特工受戴笠命令到高郎街二十七号刺杀汪精卫，不过当时汪精卫把他住的大房间让给了带孩子的曾仲鸣夫妇，他本人住在隔壁，特工把曾仲鸣当作是汪精卫展开刺杀行动，汪精卫躲过一劫，5月8日汪精卫抵达上海，之后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回旅馆路上，我路过了粤东会馆，这里最初是广东南海和顺德人建的商会，现在是一间艺术中心，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孙中山曾经来过这里，在会馆里面我看到一块重修赞助碑，是民国十四年刻，撰写者是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这很有意思，就在刻碑的前一年，民国十三年这所学校改名为国立广东大学，而在刻碑的后一年，民国十五年改为国立中山大学。
夜晚还剑湖边非常热闹，很多街头音乐人在湖边演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爵士乐手吸引了我，河内的街头艺术很发达，在老城区内有一些民族风格浓郁的表演，更像广东福建的地方戏曲，而还剑湖边则更多一些爵士和流行音乐，这也得益于法国殖民时期带来的西方音乐公共教育。
还剑湖中有两座小岛，较小的一座游人无法登岛，岛上建有一座龟塔，法国殖民时期曾在塔顶竖立了一座微型自由女神像。较大的一座岛叫玉山岛，可以沿着桥到达，岛上有一座玉山祠供奉民族英雄陈兴道，前面提到他曾率领陈朝军队成功击退蒙古的两次入侵。
还剑湖中曾生活着世界上即将灭绝的斑鳖，在玉山祠中可以看到标本，2016年1月19日，还剑湖中的最后一只斑鳖死亡，2023年越南同莫湖中世界上最后一只雌性斑鳖死亡，至此世界上仅存两只雄性斑鳖，这个物种事实上灭绝了。
还剑湖作为河内最出名的景点，由来却与反抗中国统治有关，前面说过反抗明朝的蓝山起义，爆发蓝山起义前，一个渔民在还剑湖捕鱼时捞得一把剑，上刻“顺天”二个字，渔民把剑送给当时的起义军领袖黎利，黎利最终击败明朝军队，建立了后黎朝。
新王朝建立后，一天黎利坐船游览此湖，一只金色大龟浮出水面朝他游来，叼走了剑潜入水下。黎利认为当年就是这只龟赐给他这把剑战胜敌军，现在战争结束便将剑收回，于是命名此湖为还剑湖。在湖边我去拜访了黎太祖纪念碑，很多游客会忽略掉，在院子里有一根石圆柱，顶端塑像就是黎太祖手持剑投入湖中。
河内最网红的景点莫过于火车道咖啡馆，虽然一些游客声称这里过度商业化，只有购买咖啡才能进入，实际上如果单纯只是走进这段街区是免费且自由通行的，只是火车道两旁都是咖啡馆，火车通过的时候人必须待在路边店里才安全，也就不得不消费。
我原以为火车离人群会有一定距离，然而火车驶来时真的是贴着我的脸呼啸而过，让我有一种撞上去的冲动。我很好奇政府为什么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允许商家营业游客进入，当然政府也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他们在路口设立专人看管警告，在火车驶来前也有巡视员提醒道边游客不要靠近。
我不知道有没有游客尤其是小孩子在这里出过意外，如果在中国这里一定会被封闭起来不允许进入更不可能营业，当然也就不会有火车过后大家一起欢呼的乐趣，我好奇为什么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担惊受怕，对风险更加敏感，但这种小心谨慎又并不能减少生活的苦难。
我之前已经试过冰的鸡蛋咖啡，口味勉强饮用，这次在火车道边咖啡馆试一下热的，热的鸡蛋咖啡味道口感更好一些，同样完全没有鸡蛋的腥味，表层泡沫与咖啡混合在一起像融化的太妃糖，绵实感把咖啡的苦包含在最里面，口感上确实能追溯到它是为了替代卡布奇诺而发明的。
在越南对我个人比较遗憾的一点是，这里抛弃了中华文明带来的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饮茶。在越南遍地都是咖啡馆，却几乎看不到纯饮茶馆，只有一些奶茶或果茶店，然而越南却是产茶大国，很多福建和台湾的茶商都在越南开茶园，这里的茶叶大多销往海外，在越南超市中只有本地特色荷花茶卖得好一些。
有意思的是，虽然已经不再饮茶，越南却保留了嗑葵花籽的习惯，在咖啡馆里一边喝越南咖啡，一边嗑瓜子，我已经算是很尊重多元文化且尽量远离沙文主义倾向，但也感慨不见汉官威仪。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河内皇城北面的真武观，刚走进去就看院内旗子上两个字“镇北”，道观里有非常多很有意境的对联，中央供奉着一尊巨大的真武大帝铜像，真武观是皇家道观，也是河內最大的道教宮观，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祭拜者们大多并不能阅读汉字，而且他们似乎很喜欢用威士忌祭神，在神像前有很多烈酒。
虽然越南文字拉丁化，但一些传统宗教场所还是保留了汉字，并且用汉字书写方式写字母文字。在文庙里有一些汉字拉丁化之后的书法作品，越南人好像没有研发出中国回族那种阿拉伯字母的忠实书法组合字或书法画，而是花体拉丁字母单词，只保留了汉字书法的形态。
相比于中国，越南街头的安保措施非常简单，我路过越南劳动党中央办公厅和国会大楼前往胡志明陵墓，在越共政权的中心地带竟然看不到什么警察巡逻，只在大门口有一个神情闲散的卫兵。
胡志明纪念堂在1975年8月29日建成，主要仿照莫斯科的列宁墓，门廊上方以红宝石镶嵌有主席胡志明的越南文名字。其实胡志明在遗嘱中表示希望自己死后被火化，并把他的骨灰埋在越南中部、南部、北部的山上，因此胡志明遗体的保存违反了胡志明本人的生前愿望。
我去的时候恰逢周末，成群的小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服饰集体参观胡志明墓，这一幕倒是令我感到非常熟悉，甚至有些怀念，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去参观烈士陵园的。这些小孩子们会主动和外国人打招呼，就像小时候老师教过的口号“遇见外宾要热情”，但我好奇这些小孩是怎么识别出我也是“外宾”的，我自己觉得和当地人长相差异并不大，何况越南本身也是有华人的。
胡志明纪念馆旁边是展示他革命生涯的博物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博物馆大门口是一座很小的寺院叫一柱寺，走进寺院内恰好看到佛教旗帜背后的共产政权标志，这座佛寺在池塘中一根大石柱上建造，据说是李太宗梦见观音菩萨手托婴儿，立于水池莲花台上，于是下令仿照出水莲花修建寺院。
我原以为胡志明博物馆会是一个充满社会主义主旋律说教气息的无聊场所，然而比我预想的要精彩的多，馆内运用大量现代装置艺术表达胡志明的政治影响，更有趣的是相当一部分章节介绍了欧洲艺术思潮对胡志明本人及越南民族革命的鼓舞作用。
虽然胡志明的官方形象是个和蔼可亲有点土气的瘦瘦老头，这个形象同样也屹立在博物馆正门，但他实际上是个思想前卫的赴法国留学热血青年，对艺术思潮非常敏感，这一点对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同样适用，这些看起来本土气息浓郁的革命者都曾经留学法国。
一战期间大量来自越南的殖民地士兵与劳工被征发到欧洲战场，也让这些亚洲人有机会直接接触欧陆，在他们当中产生了种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意识。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越南人有机会和欧洲女人约会或发生性关系，甚至还有正式结婚的，种族间最私密的界限被打破了，欧洲男人们勃然大怒但又没办法，性与爱在战后成为了反抗殖民压迫的引子，权威一旦被打破一次，就很难再恢复原样了。
在《战争的余烬》中讲述了越南从1940年到1959年的历史，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殖民的瓦解和美国的涉足，日本扩张让东南亚有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机会，随着日军的获胜，当地人才发现欧洲人并不是总能统治亚洲人，这一点如同日俄战争对当时中国人的激励。《战争的余烬》里面有一条略写的线，胡志明曾经是多么热爱美国，甚至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更发自真心地热爱，对于经历过一战的那一批亚洲领导人来说，美国就是灯塔救世主，只不过最后他才发现越南人必须靠自己。
在胡志明博物馆中出现了中国的内容，相比历史博物馆，这里政治倾向更明显，终究无法完全忽略曾经的共产兄弟情谊，提到了胡志明早期革命生涯与中国革命的关联，但还是隐瞒了胡志明与中国最重要的联系——他的中国妻子。
午餐我来到胡志明博物馆旁边一家印尼餐馆，店内有很多照片关于越南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包括胡志明与苏加诺的合影，我决定食用经典印尼炒饭和沙嗲鸡肉串，致敬东盟人民大团结。
象征性快速参观了升龙皇城遗址之后，走过河内旗台对面是列宁公园，这也是我在越南期间看到的唯一一处苏联遗迹，虽然比较远的地方还有苏越友谊宫和古巴医院，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连一座列宁像都没有了。
我在越南有个有意思的观察，当地人长相大部分和中国人没有区别，甚至装束气质比日韩更像中国人，但他们似乎一下就能看出我是外国人。越南女人漂亮的非常多，但不是我着迷的那种中亚北亚长相，中国古代提到邻国美女，都说高丽人最美，很少提到南边。
第二天我拜访了越南北方唯一的清真寺，在河内老城的北边，是19世纪末印度孟买商人修建的，河内穆斯林中印度人居多，印度餐馆也多，还有一些印尼人。这座清真寺旁边并没有卖小吃的，却有一条鲜花街市，只在礼拜殿隔壁有一家限时开放的家庭厨房，然而我去的时候并不营业，非常遗憾。
曾经越南中南部有本土穆斯林民族，在越南民族博物馆中介绍了生活在中南部的占族，他们之前有一个独立国家占婆，最初信印度教，后来一部分人信伊斯兰教，但一些介绍中说他们信奉的是一种经过马来和印尼改造过的伊斯兰教，其中又分成新旧两派，旧派完全本土化与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很多习惯有别于大部分穆斯林，而新派则是从国外迁回的，信仰相对比较正统。
如今占族穆斯林大多生活在南部内陆地区，在大城市中很少见，大城市中的清真寺大多受马来西亚和印尼赞助，主要服务外国游客和商人。
在河内老城区中心住了三晚之后，我决定换一家边缘一点的旅馆安静休息一下，老城区的旅馆虽然便利但居住条件并不好，新旅馆旁边有一座卫兵站岗的建筑，查了一下地图是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相当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加政协，他们的国家机关都比较简朴。
在老城区北边，我前往同春市场散步，同春市场和附近的龙编桥一样，都是法国殖民时期兴建的重要建筑。1947年法越战争时期，越盟军队曾经在这里和法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为了纪念这场战斗，越南政府在同春市场正门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市场旁边有一座圆柱形的建筑是水塔，在水塔建成以前，河內人只能饮用湖水或者井水，如同我之前去乌兹别克斯坦看到的苏联时代修建的给水通道，干净的水源与公共卫生系统，这是所有西方殖民讨论中绕不开的一点正面论据。
沿着同春市场我来到龙编桥上，这段路非常危险，越南很多道路并没有红绿灯，行人完全是靠自己举手示意和行动敏捷穿梭于摩托车之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之间也形成了默契的秩序。
我迎着摩托车大军贴着路边来到这座横跨红河的钢铁桥上，1897年法国殖民当局征集桥梁设计方案，亚历山大·居斯塔夫·埃菲尔的作品被选中，他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我本来想步行穿过这座大桥，然而这座桥的通行方向是反向的，在抖动剧烈且步行道多处镂空的状态下贴着摩托车车流前进实在不是令人愉快的体验。
在河内的最后一个下午，参观文庙之后，我来到越南美术馆，这座美术馆比历史博物馆更有趣，先是从艺术角度介绍了古代印度与中国对越南施加的影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是印度文化占上风，但在越南北部，中国借助儒家与佛教，以及历朝的征服战争，文化影响力很强势。
到了法国殖民时期，西式公共教育让越南有了摆脱中华文化影响的民族自信，接着一战后开始民族独立运动，二战日本驱逐法国殖民者扶持越南独立，以及之后的分裂和共产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代表着政治局势与思潮的变化。
这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东南亚被殖民与民族独立路线，西方殖民强行给当地灌输欧洲文化，但也给当地带来了政治觉醒，让原本的前现代国家有了现代意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日本扩张对抗欧美，事实上给东南亚乃至南亚创造了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机会。
从这一思路来看，中国的情况是只有第一层，而第二层与东南亚是相反的，日本扩张对抗欧美的前提恰恰是侵略中国，从中国视角来看日本才是最大的殖民主义敌人，欧美则相对更像解放者，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很多复杂的关系。
在今天，作为中国人来到河内不会觉得陌生，在这里能感受到越南与中国相似的一面，不只体现在一些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影响遗留，而是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官方对现代化的主导性，这种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常常意味着去除地域和民族色彩，所以河内更像一座中国城市而非东南亚城市。
离开河内，我前往越南最后一座皇城顺化，也是越南战争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很久没坐过这种卧铺长途大巴，虽然我很想体验越南火车，但过夜大巴更发达便利，车上有洗手间和充电口，司机给我一个靠前面的上铺，我很怕晚上掉下去，换了个下铺。
顺化皇宫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皇宫，在战争时期被摧毁严重，即便经过修复现在也依然十分破败，颇有前朝废宫的气息。
阮朝前半部分颇有作为统一了越南，结果法国殖民者到来，一直到1945年日本眼见溃败才想起推翻法国殖民扶持越南重新独立，然而只过了半年，八月革命爆发，保大皇帝在午门退位，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保大皇帝在南越成立越南国与北越对峙，日内瓦会议后法属印度支那彻底解散，公民投票成立越南共和国，保大皇帝流亡法国，1997年去世。
顺化其实只是我的一个中转站，我来到这里只为了看一下皇宫，便前往下一站会安。
会安给我的印象是一座完全面向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的小城，在这座热带城市中，满大街都是皮具店和西装店，这种与当地气候不符的热门生意很有意思。
会安曾经是一座重要的国际贸易港，日本、中国和欧洲商船都在这里汇集，16世纪明朝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开始与东南亚展开贸易，同时日本也在扩大与东南亚的来往，通过东南亚购买中国商品。17世纪初期会安已经形成了日本人聚居街区，但由于德川幕府闭关锁国并迫害天主教徒，会安的日本人之后渐渐减少。
明朝灭亡后，许多中国人移民到越南中部建立明乡社区，越来越多华人定居会安，取代日本人的商业地位。18世纪会安陷入战乱，华人们纷纷移民到南方西贡地区，之后阮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会安失去了国际港口的地位。等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政府重点发展岘港，会安的商业逐渐衰败了，但因此很幸运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很多古建筑保存相对完好。
会安夜晚的集市热闹非凡，特别适合几个朋友一起来纯玩，属于高度旅游商业化小城中让人舒服的，比起国内的大理，会安更享受纯粹快乐性价比更高，国内没有能对标的地方，下次我应该约朋友专门来这里度假。
在会安我找到一座明乡萃先堂，清朝建立之后，一些追随明朝的难民流亡到越南，越南君主接纳了他们，他们在越南组成明香社，不过现在很多自称的明乡人并不被识别为华人，也不会讲汉语，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文化社群认同，在这座会堂里也看不到反清复明的痕迹。
在潮州会馆里，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牌子，上面写着伏波将军，我之前在河内的越南历史博物馆里已经了解过反抗汉朝统治的二征起义，而著名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名号就来自镇压二征起义，这也就是越南人现在一心搞经济，不玩小粉红那一套，不然还得接着排华。
会安大力发展文旅行业，几座华人的会馆都是收门票的，但有一座中华会馆免费进入，里面有一所华文学校，墙上和办公室里还有中山先生遗嘱、三民主义、礼义廉耻这些题字，现在三民主义真的是诸王无寸土了，也只有这些南洋华文教育“方知海外有孤忠”。
会安的日本人遗迹相比华人遗迹要少得多，只有一座著名的日本桥还在修缮中，但在多次翻新后已经很难看出日本建筑风格，这座桥也是会安的文旅象征。我注意到两侧桥头有动物雕像，一边是猴子，另一边是狗，看起来是日本人用猴神和狗神雕像来镇压河妖，也有说法是猴子和狗寓意源于工程始于申年终于戌年。
走到日侨街区的尽头，我看到一条红黑相间的帆船模型，这条船是长崎送给会安纪念两地贸易历史的，介绍里面提到一个重要人物荒木宗太郎。荒木宗太郎是会安日本侨民的代表人物，他从事日本到东南亚之间的朱印船贸易，娶了广南国君主阮福源的养女阮氏玉华为妻，被赐越南名字阮太郎并封为贵族。我看到的这个帆船模型就是朱印船，这些船有幕府签发的朱印状，也就是海外贸易特许经营许可证。
由于壬辰战争的缘故，日本与明朝、朝鲜、琉球的贸易断绝或衰退，此时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南蛮贸易出现，对日本的军事、经济都带来重大影响。葡萄牙人在1557年取得澳门作为贸易据点，1571年开设澳门到长崎的贸易路线，葡、明、日之间的三角贸易开始。徳川家康时期将丰臣秀吉创设的朱印船贸易制度化，船只持有幕府发行的朱印状才能从事海外贸易，德川幕府设立长崎奉行所管理，规定所有朱印船由长崎出航及归航，并向安南国统治者致信要求保护持有朱印状的日本商船。
在会安这座以外国游客为导向的城中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不太能体会到整个社会为外国旅游者服务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南亚国家更容易接受这种关系，中国社会的高压与戾气反过来让人们对自尊和平等很敏感，这种敏感让我到一个外国旅游导向的社会中多少有点不自在。
我之前去的国家大多旅游业不发达，人们的自尊心比较强，性格比较内敛，反过来他们主动和外国人聊天是真的出于好奇和平等交流，而在越南这种被人温柔哄着花钱的交流关系，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我。
离开会安，我又要坐一晚过夜卧铺大巴前往此次旅途的最后一站，胡志明市。
从会安我住的旅馆到大巴站，坐摩的有一个经验，如果你背着一个大包，不要轻易对车手说赶时间，我真切感觉到一辆肉包铁在一堆铁包肉中摇摆穿梭，我的背包随着惯性甩尾，好像有一只熊在背后扒拉我一样。
在胡志明市我住在著名的范老五街旁边，范老五是一位将军的名字，他在陈朝第二次和第三次抗元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越南人把他视作越南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现在这条范老五街以夜生活著称，街道两旁都是酒吧夜店，虽然越南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这块没有泰国那么明面，但与中国相比还是开放八百多倍，有趣的是我在这里看到了熟悉的一幕，一辆闪着红蓝警灯貌似城管的车辆开进酒吧街，两旁拉客的小哥马上主动维持行人秩序，站在桌子上跳舞的美女也帮忙收拾占道经营的椅子，这让我恍然有了在国内的感觉。
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对越南有一种有趣的殖民视角，常常从男性性压抑和婚恋困境的角度出发，将越南视为获得“廉价”性生活或婚姻的来源，我并不能怀着过高的道德要求谴责这种想法，但这确实是中国男性游客在东南亚更容易被骗的原因之一。
在胡志明市旅行，很多人都会前往著名的粉红教堂，但我要先找一处越南战争包括美国20世纪反战运动中最著名的照片拍摄地。我找到了这个路口，一座僧人的铜像在路边，背后是火焰，熟悉越南战争和西方反战运动的人一定知道这个事件，1963年6月11日，释广德在西贡的十字路口用汽油引火自焚，被《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坦记录了下来。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越南政策，最终吴廷琰政府被推翻。
这个路口当时旁边是柬埔寨大使馆，选择这里也是为了显示越南佛教徒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良好关系，而南越政府和柬埔寨因为佛教问题关系长期不和。法国殖民时代只认定天主教具有正式的宗教身份，吴廷琰政府没有废止这项政策，在吴廷琰统治下，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地主，教会拥有的土地免于土地改革，天主教徒们被豁免了政府的义务劳动，美援物资也被更多分配给天主教徒。
释广德自焚是为了抗议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的政策，他自焚后南越陆军特种部队查抄了包括舍利寺的许多寺院，造成寺院严重损毁与大量伤亡，抢走了释广德的心舍利，导致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终军队发动政变，吴廷琰被处决。
我来到华人居住的堤岸区，寻找电影《情人》里梁家辉与法国少女约会的地方，不过电影中室内场景其实是棚拍，只是在这里取了个街景。还真让我找到了，但已经完全感受不出电影中的浪漫气氛，越南街头卫生状况是比较糟糕的，胡志明市比河内还要差一些，华人区是最埋汰的，曾经的华人区是西贡相对优越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胡志明市的华人区堤岸原本是一片独立的城区，18世纪中后期，越南中部的华人南迁到今天西贡西部地区，因为华人在西贡河边筑起坝堤防范洪水，便用“堤岸”当作这个新聚居区的名字。到1930年时，堤岸区已经扩展到西贡的边缘，于是法国殖民政府将两地合并为堤岸-西贡地区，1955年南越脱离法国独立后在西贡建都，正式将两市合并称西贡。
从中式大门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往东走就是各个华人会馆，丽朱会馆是金匠工会，二府会馆属于泉州漳州，霞漳会馆属于漳州，福安会馆属于明乡人，温陵会馆属于泉州，义安会馆属于潮州客家，三山会馆属于福建，穗城会馆属于广东，一直到最东边是一座1932年建造的清真寺。
与会安的华人会馆更多充当文旅展示用途不同的是，胡志明市的华人会馆是真正在日常使用中，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注意到这里的华人会馆里有很多越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官方政治宣传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风格，华人的公共空间特别突出这些官方象征，不知道是对排华的恐惧，还是无论到哪都喜欢拥抱权力。
回到西贡城区，我前往南越时期的总统府。在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法国人在此建造交趾支那总督及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办公室，在越南共和国时期重建作为总统府邸。在总统府楼顶有一处直升机停机坪，上面被标记了两个圆圈，1962年独立府遭反叛军人驾驶战斗机轰炸，第二年吴廷琰被政变处决。
1975年4月21日，阮文绍辞去越南总统后前往台北访问，事实上就是流亡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虽未直接派军参与越南战争，但对援越非常积极，然而美国担心中华民国想利用越战借道东南亚反攻大陆，因此中华民国在越战中只派出了军事观察顾问团。
在总统府里我遇到一个台湾大叔，他对越南历史很了解，年轻的时候也看过阮文绍总统流亡台湾的新闻。他问我，越南和你们在80年代也打过仗吧，你们那边觉得谁赢了。旁边的台湾导游似乎不想引起争论，插嘴过来说，都说自己赢，死的都是老百姓。台湾大叔又说，那幸亏打的是越南不是我们。
离开总统府穿过书店街，临近西贡中心邮政局的西贡圣母圣殿主教座堂正在维修中，教堂南边是一座被称为西贡中心的商场，商场对面嘉隆街22号公寓就是另一张越南战争传奇照片的拍摄地。我给管理员塞了20块钱，他允许我坐电梯上到天台，还真让我找到这地方了，著名的“西贡沦陷”拍摄的那个屋顶，虽然这只是整个西贡撤离过程中很普通的一幕，却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
在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进入西贡之前，数万名本地市民和美国人惊慌逃难，以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为主力进行的“常风行动”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直升机疏散行动。
在越战时期，这座大楼是美国国际开发署驻越人员的宿舍，顶楼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副站长的办公室。1975年4月29日，记者休·范艾斯正在记录越南共和国政府垮台的最后几天，他看到了一架直升机在屋顶撤离人员，便拍下了十张照片，不过照片经常被误认为是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楼顶。
沿着越南战争的线索，我参观了胡志明市的战争纪念博物馆，这里的展示比我想象中更加惊心，只有在这座博物馆中才会让我想起，这是一个在30多年里与法国、美国、中国三大国连续作战的国家，法国人挑唆了南北分离，美国人把越南人当猴子一样屠杀，中国人在越南北部连电线杆都拆光了，但越南现在竟然看不到一点对世界的仇恨，相反极度国际化极度开放，真是很神奇。
胡志明市最大的清真寺在最繁荣的商业区里，我今年的生日晚餐就在清真寺对面的餐馆里，去年过生日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满大街找中式生日面，今年倒是完全接纳了越南米粉平替，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破除执念，享受多元快乐的过程。
胡志明市的穆斯林社群繁荣于法国殖民时期，一些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劳工来到这里，所以胡志明市大部分清真寺最初都是印度人建的，在越南南北统一之后，印度商人们担心自己的财产被没收纷纷离开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开始主导越南的穆斯林社群，尤其是印尼以不结盟国家领导者的身份获得了越南政府的更多好感。
比起河内，胡志明市的穆斯林和清真餐馆多了起来，但基本都是融合菜，大多服务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游客，这种食材混合在一起缺少大块肉食的饮食方式并不合我的胃口，即便在马来西亚本土，也是印度人在主导街头餐饮，越南人从中国学到了一些烹饪技巧，虽然他们把调味做到了极棒，但显然只学到了一点点品类。
离开胡志明市回国并不是一段顺利的旅途，胡志明市机场倒是非常方便，我住的旅馆旁边有公交车直达，机场安检可以带水，电子产品和洗漱包也不需要特意拿出来，对背包客极为友好。唯一奇怪的是，航司问我有没有婚姻经历，也许是因为很多中国男人在越南重婚引发法律和外交纠纷。
在胡志明机场，我乘坐的胡志明市到深圳的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我想着肯定赶不上第二程深圳到北京的航班了，但客服说已经值机不能改签，只能到深圳落地后再联系航司。
结果在深圳降落时收到通知，第二程也延误两个小时，我本来很欣喜，可是我乘坐的飞机停在机场最远处，再加上慢慢悠悠的摆渡车，等我过海关拿登机牌跑到安检已经过了起飞时间，登机口又在遥远的卫星厅。好在安检人员同意我跑过去碰碰运气，我疯跑到登机口时，通道已经关门了，顿时心里一凉想这次真的要改签了，结果发现飞机继续延误还没开始登机。
在越南期间我重温了著名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原著本来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故事，但是电影放在了越战背景下，关于人类的文明是多么脆弱，黑暗、邪恶与残忍是多么容易发生。但这次旅途让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导演科波拉来到今天的越南，他会不会觉得文明又是多么坚硬，只需要极短的时间一切痛苦都会被忘掉，互相把对方当成猴子屠杀的两群人又会聚在一起狂欢，越南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似乎见证了文明的崩塌与重建其实都非常容易。
我本来想多写一些在越南旅行的见闻感受，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回国之后的表达欲恰好出现了低潮，也许是越南过于热闹，天气也过于湿热，让我在旅途中没有那么多心情观察记录和思考，自然回来也就没什么想写的，也可能我就不适合前往旅游商业太繁荣的国家，更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感。
或许问题并不出在越南本身，而是国内的原因，让我一时无法分辨中国与越南，那边更像现代启示录中试图描述的那样，但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在越南已经无需探究答案了，在中国却依然是深刻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