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測試：下圖中👇哪位女性是兇手？【答案在文中找，找不到可以參看留言。】

《When Women Kill: Four Crimes Retold》是很普通卻又極吸引眼球的書名，其實它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大陸的一部真實罪案電視劇《紅蜘蛛：十個女囚的臨終告白》，是，對這部劇有印象的朋友們不要怕暴露自己年齡😄這部劇是2000年播的，聚焦女性犯罪，但是，對於女性犯罪動機、審判結果的社會學討論卻差了一大截。《When Women Kill: Four Crimes Retold》則在這個話題上探索得更加深入。

《When Women Kill: Four Crimes Retold》收錄了四個智利女性犯謀殺罪的著名案件，時間橫跨近一個多世紀。作者Alia Trabucco Zerán從女性主義出發，參閱很多歷史卷宗後為讀者詳細地分析了智利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四位女性謀殺犯的犯案經過、犯案動機、法庭審判及在智利文學、社會中產生的深遠影響。

作者從1900年以後開始梳理，抓取了四位犯下謀殺罪的、極具代表性的女性，通過比較讓讀者們更能瞭解智利的法律體系、審判制度及社會狀況。

數據說話

Zerán指出，全世界只有5%的罪案是女性犯案，由於數字很小，比較她們的量刑可能不太能說明問題，但她還是用美國跟智利比較了。

美國還有一些州保留了死刑判決，因此，1900年之後的所有死刑判決中，有54名女性被執行死刑，這一數字跟男性罪犯相比是極小的。然而，智利的情況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智利在2001年正式廢除死刑之前一共有55名罪犯因謀殺罪被槍決，這其中沒有一位是女性，全部是男性罪犯。也就是說，《When Women Kill》書中所介紹的四位犯下謀殺罪的女性全部沒有被終審判處死刑，也沒有被執行死刑。

為什麼呢？作者分析，這跟「女性」這一身份有關。四個案例中，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最後一個案例，也是開篇的這個小測試了。

第四案

在1960-1962年間，新婚夫婦Sergio España和Magaly Ramírez先後經歷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劇。丈夫是醫院大夫，妻子是醫院助產士，兩人本來都有著固定的工作，小家庭也剛剛開始建立，然而，他們最小的女兒，16天大的Viviana突然在1960年7月22日夭折了。悲痛中的夫妻二人不久就經歷了更痛苦的悲劇——1歲3個月大的大女兒Magaly Ximena夭折。就在他們再次準備從悲傷中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時，1962年7月3日，新出生的26天大的嬰兒Sergio也不幸夭折。他們所在的醫院將連續的三次嬰兒不幸夭折事件診斷為腦膜炎、腦病變和窒息，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夫妻二人積極檢查自身身體的問題，不過查驗結果沒有出現引起三個嬰兒夭折的問題。就在此時，1963年9月，外婆Ana去世。Magaly Ramírez的母親死前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身體不適，死因是肝衰竭，才52歲。沒有人把外婆的去世跟之前的三起夭折案件聯繫在一起，唯一的解釋是外婆因為連續失去三個外孫子女而憂思過度死亡。

直到同年10月，夫婦二人邀請客人來家裡作客。客人是夫婦二人的好友和他們的女兒Maríana。Maríana是Magaly的義女（Goddaughter），還有幾個星期就要過一歲生日了。在宴席期間，Maríana的母親到廚房要求住家保姆Alfaro為Maríana熱一下奶。喝了熱好的奶瓶裡的奶的Maríana高聲咳嗽，將奶瓶扔到地上，臉色慘白。其母立即撿起奶瓶，嘗了嘗裡面的奶的味道，嘗出苦味。主人Magaly幾乎無法動彈，經過幾個大人輪流嘗奶瓶之後，都確認了奶裡的苦味，而Magaly確認這種苦味就是她為自己的小兒子清理死前嘔吐物時自己唾液感受到的同樣苦味。

事情至此，嫌疑聚焦在主人夫婦二人的住家保姆Alfaro身上。因為當天一直都是她在準備賓客的宴席，而從夫婦生第一個孩子開始，Alfaro就是住家保姆，負責家中照顧老人和嬰兒以及所有家務瑣事。

警察來之後在奶瓶中檢出了致命毒物番木虌鹼，似乎是從家中老鼠藥裡來的。警方因為調查也將四具屍體都起出，一一檢查。

至此案情基本塵埃落定，三個嬰兒和外婆全部都是被保姆Alfaro毒殺身亡的，而朋友家的義女則逃過一劫。保姆María Teresa Alfaro年僅23歲，過去三年一直住在主人家的大房子裡，是全職住家保姆。很有意思的是，智利媒體對於該案的爆光全部都選擇的是呈現Alfaro痛苦、受傷、流淚的一面，而真正失去三個孩子和自己母親的受害者Magaly Ramírez卻總是以冷冰冰的形象出現，甚至連一滴眼淚都沒有。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連三次剝去妳的母職！

作者在書中寫一連三次殺死三個孩子，然後殺死外婆，說明這個案子其實是屋簷下兩個女性之間的案子，是血海深仇般的大恨。作為住了三年的住家保姆，Alfaro是受到主人妻子完全信任的，在他們的第一個女兒慘死之後，保姆Alfaro又親眼親身經歷主人妻子懷孕兩次，然後又若無其事接連殺死兩子，是一連三次剝去主人妻子的母職！

母職是一個神奇的詞。有些女性並不勝任這個詞卻依舊享受了整個社會的讚揚，有的女性默默無聞地付出卻從未被社會接納。這個案子中的Alfaro和主人家妻子Magaly Ramírez各自處於怎樣的角色呢？

Alfaro三次下毒是殘忍地殺害了Magaly Ramírez的三個襁褓中的孩子，然而，作為住家保姆的Alfaro曾告訴法庭，自己才是這個屋簷下的真正「女主人」，從買菜做飯到照顧老人孩子，她是三個嬰兒真正意義上的「母親」，撐起的是「母職」二字。作者把Alfaro的殘忍行徑比作殺死自己孩子的美狄亞，因為憤怒、要通過孩子的死亡來報復。我覺得跟美狄亞的比喻特別恰當，說明了這個案情一定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否則，Alfaro為何要一連三次剝去自己女雇主的「母職」呢？果然——

住家保姆在三年的工作中逐漸跟一個有婦之夫開始了婚外情，並被自己的雇主知曉了。在1960年代的智利，傳統的家庭構造和角色還是很受尊崇的，因此，保姆的女雇主，也就是妻子Magaly Ramírez和她的母親曾多次勸導保姆Alfaro終止這段婚外情，否則，Alfaro將會失去她的工作。

婚外情期間，保姆Alfaro三次懷孕，然而，女雇主Magaly Ramírez三次辭退Alfaro，迫使Alfaro墮胎，才能重新回到她的工作上。這三次墮胎對住家保姆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三次來自女雇主的對保姆Alfaro的「母職」的強制剝去。

Alfaro經歷了三次「母職」的強制剝去後，選擇殺死Magaly Ramírez的三個嬰兒。然而，每一次都是她準備好放了毒藥的奶瓶，Alfaro卻從來沒有親自喂三個嬰兒喝下去過。每一次都是嬰兒的親生母親Magaly Ramírez拿著保姆下了毒的奶瓶喂自己的嬰兒喝下去的。也正是這樣，謀殺也一直未被發現，三次事件更好像是Magaly Ramírez這個母親自己的錯，因為是她自己給孩子喂下去的。

再剝去妳的另一身份！

殺死Magaly Ramírez的母親，也就是案中的外婆是Alfaro在剝去自己女雇主的另一個身份：女兒。母女二人都曾經迫使Alfaro結束婚外情並墮胎，因此，Alfaro痛下殺手。她並沒有一次下毒殺死外婆，而是逐漸下毒，使得外婆的身體狀況日漸糟糕卻沒有引起女兒Magaly Ramírez的注意，還以為是因為外婆傷心過度。真相大白之後的女兒Magaly Ramírez會完全沈浸在作為女兒的深深的自我責備中，責備自己沒有盡到做女兒的職責，沒能照顧好母親。因此，Alfaro可以說殺人還誅心。

被剝去「母親」、「女兒」的身份後，Magaly Ramírez也被Alfaro剝去了「完美的妻子」的身份，因為在外界看來，Magaly Ramírez作為妻子並沒有能夠在傳統家庭結構中運籌帷幄。Magaly Ramírez也只剩下了「在職婦女」這一個職能未被剝去。

憤怒作為情感：女性不應有

作者指出，哲學家Marilyn Frye在關於憤怒的小論文中說到，人之所以有憤怒或者生氣的情感往往是因為受到了冤枉或者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很多社會中的女性是不允許擁有這種情感的，因為一旦擁有，就確定了社會不公正的存在，而這是既定社會中不願意看到的一點。

所以，在保姆案中，法庭也同樣未把「憤怒」作為該案的動機。作者指出，一旦承認家政工人的憤怒情感是謀殺的動機，就是承認家政工人每天都面對一種不公正，從而，變成了對智利社會結構中最深的不平等的一種挑戰，法庭絕不會如此做。法庭決定Alfaro並沒有特別憤怒。（但是她的憤怒不要太明顯吧）

有意思的是，Alfaro自己還拒絕了法庭對於她「嫉妒」動機的指控。她說，讓我犯案的不是嫉妒，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已經是Señor España家庭中的「女主人」了。言下之意是，我還有什麼可嫉妒的呢。其實，我覺得這正是一種對於極度不公正的反應，就好像一個瘋狂想要名份的二房一樣。Alfaro一方面擔起智利社會所有女性都需要的職責，一方面不被允許自己成為真正的母親等等，這才是真正的不公所在，她的憤怒所在。

死刑判決

之前說到，這本書中的四個案子中的女性案犯都未被槍決，其中不乏最終殺人碎屍的案件，是智利法律裁判的特殊之處。作者覺得，這樣的判決就好像把女性放在附屬品的位置上，孱弱而無法犯下有動機驅使的罪案。

因為是殺嬰案，Alfaro一審是被判處死刑的，只不過，在一篇長篇新聞報導中談到起出的所有屍體中，只在他們家的寵物狗和大女兒屍體裡找到了毒物反應，因此，Alfaro就只是被指控殺死一個女嬰和一條狗，並謀殺義女未遂。這樣就將她的罪行減了不少。她上訴後改判19年監禁，而服刑十年之後就因為表現良好提前出獄了。

出獄的Alfaro再也未回到任何人的屋簷下當家政工人了，她選擇了一直從事戶外工作，長期待在戶外。

Womenhood

在作者看來，何謂「女性」以及如何在暴力案件中定義「女性」實在是一個難題，因為社會、法庭已經似乎給了女性一個既定的框架，在這一框架裡，什麼能說，什麼不能；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已經給定，女性的暴力溯源也從此既定，不再有人真的想要去瞭解其中的真正womanhood。當然，這是智利的情況。在不同的國家，女性所面對的情況不同，然而，我認為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當大部分時候是受害者的身份一旦成為施暴者時，太多的既定和對女性的刻板定義就會框住我們去真正深入瞭解女性犯案動機的熱情，也因此為受害者帶來不完整的closure。好在，針對各個方向的womanhood探索在逐步展現了。

智利文學並不是文學中特別耀眼的一個部分，作者卻通過四個女性犯的謀殺案將智利的社會、政治、歷史、人文展現在讀者面前，很有可讀性。這次只是介紹了第四個案子，其實，第三個案子也很有意思，是一個女作家「無動機」殺人案，或許下次再贅述吧。😊

書評•評書｜《When Women Kill》第四案之虛假「美狄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