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從李香蘭到ISIS：強者的克制—— 寫在美國空襲敘利亞首日

上世紀七十年代，李香蘭率先把日本的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張承志在 《敬重與惜別》中，借她的例子探討「正義與和平」究竟有沒有共處的可能：「是否存在——以『和平』為手段執行的『正義』呢？和平主義的、非暴力和拒絕流血的道路，它存在嗎？究竟為什麼，和平與正義這對孿生姐妹，卻像是相悖的分歧？」我們常常看到，弱勢如巴勒斯坦人、北愛爾蘭人、庫爾德人，建立家園的訴求正當，又如大國少數族裔爭取權利的願望天然，但殘害無辜的手段令人反感。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面臨這樣的困境：同情弱者，但暴力，特別是它將他人「非人化」 的本質，令同情心望而卻步。對此，武裝組織的辯解通常是，對方過於強大，除了暴力，我們拿什麼來反抗呢？

大紅大紫的明星李香蘭，一己之力踏上艱辛之途，以娓娓女性的語氣，寫了一本《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試圖在暴力之外尋找一條道路。她遇到巴解組織人民陣線的發言人卡納法尼，贊同他的觀點，以此劃定底線：「我們的敵人是猶太復國主義而不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徒。我們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阿拉伯人、猶太人、基督徒等過去曾經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處的人們，再次一起生活……我們要一個一個地教給孩子們，猶太人不是敵人而是鄰居。」

張承志再探一步，對話日本傳奇記者本多勝一。本多著作《被殺戮一方的論理》，為弱小、被欺凌的一方發聲。延續這個思想，他寫出違逆日本主流觀點的《南京大屠殺》，遭日本極右翼圍剿。他堅持替弱者說理，同時堅持「非暴力原則」。張承志也不得不妥協，相信在今天，比起自殺式襲擊，本多勝一的說理更具備說服力。

然而，這樣說理的人還有多少，他們的聲音是否仍然受歡迎？和平理性成為主流，可以遏制激進勢力成長，但是，在不同國家地區的衝突中，我們常常看到，當強勢方寸步不讓，硬氣迫人，弱勢一方中，溫和的聲音就越來越沒有人理睬，激進的呼號反而越來越有市場。

不知是不是效仿李香蘭，簡·方達曾經親身到耶路撒冷，參與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黑衣婦女」示威，還來到當時以色列總理沙龍的門前要求對話。但是，任這位荷里活女星站立良久，沙龍沒有開門。

不論內心盤算如何，沙龍向人們展示的理念是，安全建立在「贏」之上。藉助武力，或是政治謀略，強者通吃，弱者沒有機會，和平方能開始。「911」之後，他擇時而動，在阿拉法特身上貼牢「恐怖主義」標籤，原先的悲情英雄、獲得國際廣泛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導人迅速失去道義支持。

「妖魔化」對方之後，戰爭師出有名。強者不容商議的態度，讓弱勢一方看到，說理是沒有用的，妥協是愚蠢的。結果是比阿拉法特更激進的哈馬斯，迅速贏得支持。

以色列築起隔離牆、防彈鐵幕，空襲加沙指哪兒打哪兒——你比巴勒斯坦人多了很多選擇，為什麼一定要走暴力的窄門，除了博取選民的喝彩？當巴勒斯坦人在轟炸廢墟上舉起嬰兒的屍體，他們內部理性的聲音只能跟着陪葬。

本多勝一還對今天的傳媒表達絕望。記者利用網上的二手資料，傳播人們也習慣了的「似乎是真相的新聞」。大家盡情享受自己的小康，沒有多少人為「他人的苦難」不能安寧。不在乎世界另一端（或許還是離自己不遠的地方），殺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實行。待強者祭出「暴民」、「恐怖分子」的標籤，解決之道變得簡單，但我們卻搞不清楚，怎麼會越反越恐。

在李香蘭探訪之後將近四十年，我也到過貝魯特難民營。貧窮、混亂、壓抑，沒有隨時間流逝。牆上阿拉法特畫像漸漸褪色，新的偶像是真主黨納斯魯拉、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甚至本·拉登。弱者的生存環境沒有改善，政治訴求未被採納，恐怖是這樣眼睜睜養成的。

今天，你不覺得ISIS的形象有些眼熟嗎？它完全就是荷里活大片中的惡魔：橫空出世、胡亂殺人。巴勒斯坦人還可以聲稱「重返家園的權力」，ISIS的前身，「基地」組織當初至少還可以罵罵美軍佔領伊拉克，但ISIS崛起在美國即將完成撤軍之時——它是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卻散發前所未有的號召力。

美國標榜自己的中東政策，從來都是「與中間溫和派」合作。問題是，今天忽然發現剩不下什麼「溫和派」，他們變成了人民抗議的獨裁者，或是遇事付諸武力的軍人，宗教極端勢力卻遍地開花。電影《查理的戰爭》結尾有個細節：美國暗中助力，阿富汗逼退蘇聯。贏了戰爭之後，查理要求國會繼續撥款，扶持當地教育，議員們卻以為大功告成。雖是電影，說的卻是事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學校清真寺，早就變成激進思想的溫室。ISIS對年輕人有吸引力，正是因為中間路線越走越窄，跟隨者看不到光明。

嫌疑斬首美國人的英國搖滾歌手、埃及後裔，生活雖不至窮困落魄，但身份、名字註定了像他這樣的穆斯林二代移民在歐美的上升空間不大。父親參與策劃恐怖襲擊被警察帶走的畫面一再放大，變成生活種種不如意的註腳。當「戶口所在地」政府、國家無法提供自己想要的生活，人會回歸更基本的身份——宗教、宗族、種族、部落。在他的宗教世界裏，激進，長出時髦的外衣。

美國沒有因為阿薩德政權跨過「使用化武」的道義紅線而出手，直到ISIS殘害美國公民才還擊。遲來的正義當前，又容不得前因後果的討論了，強者的暴力與弱者的激進手拉手，佔領全世界。

ISIS對美國，對很多國家政權民眾都是威脅，必須受到遏制。但在這個不合時宜的時刻，我們不妨再思考這個問題，同樣的怪圈隨處上演，誰能置身世外？尋找、鼓勵溫和理想的聲音，到頭來對強者也是最持久的保護。

李香蘭也許沒有想到，對今天的歌星影星來說，不問政治才是本分。因本多勝一，張承志發問：在中國和日本，還有多少知識分子肯捨身向前，為那些被佔領家園、殺戮性命、剝奪話語的人，辯護他們的道理呢？

說來慚愧，我曾經認為類似巴以之衝突註定無解，說理天真可笑。然而，在一個兩極分化加劇的世界裏，除了說理，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嗎？更多人加入理性的陣營，才可能逼退兩頭的極端，儘管那非常不易。我們必須保持對「他人生活」的感受能力，抵制弱者的激進，而更有效的，則是大聲疾呼——強者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