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碎片
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陆家嘴。
去年十月，我到上海工作，先是找房子。那天晚上坐在中介电瓶车后座，在浦东老小区的小巷子里乱窜。中介看起来很疲惫，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为了还房贷，他把买在嘉定的小房子拿来出租，自己一家人租浦东老小区住。我问他在上海养活一家人，月薪要多少才够？他说「要三万，至少要三万」。
电瓶车突然拐出小巷子，驶上八车道大马路。我一抬头，几百米外是陆家嘴一大片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那一刻有种身处小说里的荒谬感。
中介人挺好的。江苏人，说话诚恳。估计是聊出了感情，大哥最后说，看我刚毕业来上海工作，不收中介费。虽然我最后没住浦东，租了房子好点、离办公室更远的曹杨新村。
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我在上海待了快半年，一个月写三四篇速朽的报道。现在想来，应该写写生活和工作本身。如果出差一周能写一篇上万字的报道，亲身经历半年，应该写出更好的东西。
先从工作讲起吧。前司是一家医疗媒体，医疗媒体的报道方向可以分成政策（医保）和产业（医药）。前司主要做政策报道，最常写的主题是本轮医疗体制改革。在我刚入职的编辑会上，老板兴致勃勃地展望我们要做更多报道，不止政策，还要报道产业。他指派了一位资深编辑，我跟着这位编辑一起负责产业报道。
「你负责条线的新闻一条都不能错过，这叫守土有责。」老板回忆起他在财新做主编的经验。那是在浦东一家漂亮酒店的中庭，四周是人造湖，湖中间是一间茅草屋，我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实木茶几。说到这里，我正吃着桌上的甜品，老板兴奋地搂住我肩膀。我对产业报道没有概念，但也跟着怀有期待。
张江
编辑是从业二十年的老记者，行业经验丰富。她先带我去参加一场展会，主题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细胞治疗。
展会开在浦东张江，那一片地方全是办公楼，传音控股、药明康德……早上八点多，年轻人从地铁口鱼贯而出，被崭新的办公楼吞没。另一群西装革履背双肩包的中年男人走向会展中心，我混在人群里，看着前面几颗秃头，忍不住担忧起自己的未来。
展会是一个大型权力金字塔。院士致辞后走下舞台，身边像鱼群一样围上了一大圈人，越到门口人越多。企业代表上去讲自己的产品，下来和左邻右座互相加微信。最夸张的是一场金融领域的分会，编辑和我刚在会场坐定，一位穿灰色套装的中年女士小步快走过来，弯下腰用销售语气说，「方不方便和您交换一下名片」。编辑解释我们是媒体，中年女士才作罢，继续找场内其他人换名片。
那场会上其他演讲嘉宾都是西装革履、派头撑足，只有一名上交所负责审核IPO的官员穿得破破烂烂，旧西装里套一件破洞的毛衣。这名官员讲完下场后，差不多半个会场的精致男女都涌上去，一边恭维一边加微信。
从头到尾，我没听懂台上的嘉宾在讲什么。那天跟着编辑和人打招呼，有的人脸上挂着职业微笑，和谁都能聊几句；有的人刚刚创业，聊天还带着一丝拘谨。最成熟的是会展这套体系。领媒体证时，签到表上已经有十多家媒体，前台小哥和资料袋一起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是几张百元钞票。编辑让我退掉，前台小哥接过信封表情有点错愕。我心想签到表上那十几家媒体，每家应该都拿了不等的车马费。
不过没关系，几小时后会展上的人都会消失向酒桌、办公室和公寓。散场时，我和编辑在出口等车，旁边还有几位小咖位的演讲嘉宾。会展中心在我们背后发光发亮，这座庞大的建筑明天又将举办另一场会议。
回到家里，我面对起很无聊的报道主题：细胞治疗到底算药品还是医疗服务？如果算药品，那么归药监局管，产品像其他创新药一样，审批通过后可以在全国销售。如果算医疗服务，那么归卫健委管，产品只能绑定在一家家医院。主管单位不同，市场规模相差一两个数量级。后来又跟着编辑去企业采访，才理清楚逻辑：这本来是一项前景广阔的前沿医疗技术，但被各路骗子滥用，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魏则西之死。魏则西事件以后，政策骤然收严，细胞治疗研究和转化陷入困境。几年之后，政策才重新开始明确，地方政府在辖区内试点，药监局和卫健委之间也决出主管单位。
总感觉是似曾相识的故事，但我实在不懂，写得太烂。交稿后，编辑几乎重写了一遍。
皖北
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写过几篇产业报道。
我写的第一篇报道是新冠疫苗第四针可能要开打。写过两篇产业报道，阅读量都很低。疫情是最受关注的主题，产业报道更长线，读者也局限在业内群体。除了疫情，阅读量更大的是社会新闻：肿瘤基因检测乱象，有读者专门加微信转给我五十元块红包，说报道写出了他家人就医的遭遇。
很快，到十一月了。先是北京、石家庄等北方城市新增感染数越来越多，封控和核酸检测越来越频繁。之后是石家庄开始松动，媒体对石家庄的报道又很快被删稿。然后是「二十条」、「新十条」，所谓优化疫情防控的政策陆续出台。这些发布会往往开在下午，听完发布会，我们开始给各路专家打电话，在晚上写完一篇四千多字的解读报道。我在采访专家时忍不住想，是否真的有人了解这些政策的意图，还是专家用专科学识为政策缝补。无所谓了，好脾气又严谨的专家，总是会给出专业且妥帖的回答，观点清楚到可以直接引用原话。这些报道会在次日早晨发出，阅读量都很高，读者留下的评论大多是盼着解封。
去年底的形势变化超出任何人预想。不像地震、火灾，传染病的影响是间接的。街道上行人快速减少，人们脸上换成了N95口罩。盒马、美团的运力开始紧缺，即使抢到下单，配送要花几个小时，骑手面色看起来也有些潮红。
终于轮到我们了。先是女友病倒，那天是周五，我们约好去吃Maki House，吃饭时她开始发烧、浑身疼。到了晚上，上海下起小雨，我出门买温度计，第一次看见上海这么空荡的街道。一小半店铺关门，超市里只有两三个人。药店门口还立着扫健康码的机器，但没人管扫码了。药店只剩两支电子温度计，药师也不问任何问题，只说普通温度计卖完了，电子温度计有点贵，要七十多块钱。
前司主编很热心，指导我熬葱姜可乐。到了深夜，女友症状好转，我开始感觉发冷，浑身打颤，接着开始发烧。浑身疼了一晚上后，第二天我的症状基本消失，只是喉咙疼以及没有嗅觉。
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是在十二月中旬，上海市民大面积感染了一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发烧、求药的讨论。所有媒体都在做疫情报道，先关注的是大城市，然后有人疑问，更缺医少药的农村怎么应对感染潮？
到了周一，编辑部线上开选题会。我和同事开始做感染潮冲击农村的报道，我们打电话给各地村医。感染潮是从北到南蔓延，河南、陕西、皖北的村医说他们那里已经大半感染，广东、广西的当地人还没有明显感觉，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心药品短缺。腾讯药品互助小程序上，附近的求助大多是对氨基苯酚、布洛芬，上海已经很难买到这些常见感冒药。之前限制购买「四类药」，诊室没有多少存货，发热患者不断涌来，农村诊所也普遍缺药，皖北那位村医连清热解毒的中药注射剂都已经用完。
上海的感染潮过去得很快。报道交稿那天是圣诞节。我们晚上在江苏路散步，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人。我们绕过地上一个摔碎的黄桃罐头，商店橱窗里的圣诞树在兀自发光发亮。冷风吹过，路边结起一层薄薄的冰壳，表面反射亮黄色路灯光，像是凝固的糖浆。
感染潮之后是重症潮。编辑联系上一家安徽的医院，派我去现场。我本来以为医院里人满为患，实际上发热门诊几乎没人，门诊大厅都显得空旷。发热门诊排长队的时期已经过去，医院里只剩下住院患者，所有科室都变成了呼吸科，每间病房门口几乎都有一张加床，加床上往往是一位戴着氧气面罩的老人。
在重症监护室：
相较于吵闹的急诊，拥挤的普通病房，ICU格外安静。隔着几道门，病重的患者在里面，楼梯口和电梯旁，家属打着地铺在外面。等待的家属都不说话，沉默着看手机或是睡觉。一名家属接到询问患者病情的电话，答复几句情况还好就挂断。候诊区安静的只能听见通风井的风声，以及监护室内不时响起的滴滴声。
ICU里早满了，病人大多处于昏迷状态，护士在其间来回穿梭，只有时不时监护仪传来急促的报警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抢救」，好几名医生护士一拥而上抢救新转来的病人。
重症医学科主任说，这样的极限情况已持续半月，社会面放开后，先是发热门诊爆满，到了12月底，重症患者开始快速增加，原本只有7、8名患者的ICU，一天之内，16张床位迅速满员。
医院在老城区近郊，那一片地方全是六七层高的某某大厦，外立面灰蒙蒙，窗户还是老式蓝玻璃，像是冻结在三十年前。晚上从住院大楼出来，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子两头是小吃摊，没什么顾客。巷子里没有路灯，全靠两边店面透出点灯光。我找了家理发店，老板讲往年这会他一天能挣七百块钱，今天挣了四百，已经是感染潮过后，街上人流稍微多了一点。我是最后一名顾客，聊到后面，老板回忆起上海，本地年轻人很多去上海打工，他在上海学的理发，好几个朋友都留在上海买了房子，「以前的经理现在资产一两千万。」
回到上海是在跨年夜。过完元旦假才开始写稿，写完过了一周多才发，可惜的是人们的关注已经过去。这篇报道做得比农村感染潮那篇扎实得多，不止我去了安徽的医院，编辑还去了唐山的医院，还有一位同事电话采访了天津的医院，一篇七千字的报道，受访者加在一起有二十多位。
怎么评价这些疫情报道呢？它对于村医、医院、缺药的患者都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如果从「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个角度衡量，又有些虚无缥缈。最后，可能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
可能因为前司发了一系列疫情报道，其中有几篇阅读量十万加，受到了特别的压力。也因为疫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快速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被ChatGPT等新热点转移。那是我写的最后一篇疫情报道。
春节快到了。
曹杨新村
我住在曹杨新村，那里是建国后最早的工人新村，住户大多是当年的工人。邻居是一位老太太，看起来七十来岁。我和中介看房子的时候，老太太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刚住进来不久，一天早上我在厨房刷牙，抬头一看，老太太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们隔着厨房窗户面对面。当天，我就下单了窗户防窥膜。
前两天我看一本新书《洋盘》，作者也遇到了类似的老太太：
我和中介第一次看房的时候，她就如旋风般冲进那个房间，对我们两人大吼大叫:「这房子是我的，我的，我的!」手里还挥舞着一些纸。我看了看中介。他只是轻笑一声，但没说什么。
我看乐了，把这两页发给女友，感叹上海是不是盛产这种老太太。女友是个善良人，她回复「可能这就是失智老人的典型行为。」
邻居老太太来敲了三四次门，每次敲得厉害，我就发微信给中介，请他叫老太太的儿子管管。十几分钟后，老太太儿子回来，吼几句，半拉半拽，老太太就回去了。临近春节，我一个人在家，老太太咚咚咚敲门，一直叫谁的名字。我打开门上的小窗，老太太说要进来看看衣柜，这是她的房子。我威胁要报警，关上门，发微信问中介。中介说这房子和老太太没关系。那天可能老太太儿子离得远，老人家敲累了才回去。
上海是一座不怎么过春节的城市。除了三楼的一户年轻人，居民楼里似乎没人贴上新春联。路边也没有卖爆竹烟花、玩具枪的摊贩。小区对面有一家小超市，卖菜的是一对河南夫妻，我总是晚上去买菜，好几次遇上妈妈视频指导女儿写作业。过年前几天，超市里摆出年糕、咸肉、广式香肠，那对河南夫妻继续守着几大排绿叶菜。对于上海，过年好像不是时间的转换，而是像圣诞节那样只需要摆出对应的特产。
过年对我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我记得很多去年底发生的事，年后就只剩下一些记忆碎片。我和同事又一起写了一篇产业报道，讲游戏公司做医疗软件和医疗公司做有治疗功能的游戏。写那篇报道时，前司到黄山开年会，白天爬山团建，晚上打电话采访。报道进展顺利，游戏公司把这当作PR项目，很乐意和我们聊。那篇报道中规中矩，但写的是行业热点，发出来后有好几位从业者找来交流。
在前司做的最后一篇报道是统计去年各省防疫支出，我去各省财政厅网站下载预算报告，大部分省份都单列了防疫支出：广东省总额最高（711.4亿元），北京市人均最高（13.7亿元/每百万人口）。实习的时候，我跟着记者做过数据新闻，但这是工作量最大的一次。一共下载了五十多份文件，摘录数据和表述，分门别类做成表格。这些数据太繁杂，我很怕出错，于是看到头晕眼花。
告别那天，上海办公室开了选题会。照例聚餐之后，主编和我在前滩一家咖啡馆里聊天，提到我想要做产业报道，她问我想不想去钛媒体、36Kr。但当时我一心想做播客。那天我一直在咖啡馆核对数据到晚上八九点。主编临走时把充电宝还给我，转身看了我一眼。我们互相告别，然后还没有再见过。
离开上海前，我最后一次和朋友聚餐在南京东路，又去吃了Maki House。朋友问我要不要去泰国做数字游民，我想着做播客项目的钱怕是不太够，我太懒，又不想每个月写稿挣钱。分别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们站在商场门口，朋友等同事送伞。
那天为了见播客公司老板，我穿了西装皮鞋。背上挎包，朋友笑话我和她爸一模一样。南京东路有一种老派的气质，两边大厦的外立面大多是铝板、大理石，繁华的商业街一直通向外滩。雨越下越大，路面上没多少人，我和朋友告别，转身跑去了雨里的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