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請入籍美國的故事（續）：狀告國土安全部獲庭外和解

我於2020年10月4日发文“我申請入籍美國的故事”，向公眾說明我申請美國公民被拒的經過，文中我也透露了我當時采取的法律行動：“目前，我必須以狀告國土安全部等美國聯邦政府部門的方式，到法庭上把事情說清，爭取合理合法的結果。”

10月13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兩位官員Michael M. Metzgar（Associate Counsel, Northeast Law Division,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Jeremy S. Simon（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與我的律師團隊聯系，提議庭外和解、停止官司，並口頭表達了庭外和解的條件框架。與律師團隊商議後，我同意庭外和解。在過去的三個月里，我的律師團隊與國土安全部官員進行了兩輪關於和解協議書具體內容的細節談判，今天， 2021年1月11日，完成談判，雙方簽署了庭外和解協議書。

協議書核心內容為如下幾條：

1. 政府給我提供快速通道補辦當年欠缺的豁免，以此獲得新綠卡；

2. 重新計時，我成為美國永久居民的日子按照獲得新綠卡的日子算，4年後將依法獲得申請美國公民的資格；

3. 再次申請入籍時，獲得新綠卡前的歷史翻篇，不再成為入籍障礙；

4. 我永遠放棄就2020年申請入籍被拒告訴美國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權利。

就此，我申請入籍美國的故事告一段落。圍繞著我申請入籍的事，有一些不實猜測和說辭，我僅就重要的兩條予以澄清。

1. 有人講，我前文里說“四次申請換新中國護照均被拒”是撒謊，理由是我被看到2009使用了一本“嘎嘎新”的中國護照。

我前文所說的四次申請新護照被拒是指发生在美國的事，上下文非常清楚。我2009年使用的中國護照是我於2007年在北京獲得，這本護照是我在中國服刑5年以及美國的壓力換來的。

我2002年入獄，後被判刑5年，在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中國政府同意提前近一年釋放我，我被帶到北京國際機場，中國政府要求我簽一份提前釋放具結悔過書，然後準備在我沒有任何證件的情況下有一位美國大使館一秘陪我飛回美國。

我拒絕簽具結書，同時要求一本中國護照、為家父掃墓（家父在我坐牢期間去世，我未能送終）和自由選擇回美時間。中國政府拒不同意，於是我和政府開始了數輪近4個小時的談判。中國政府對我的合法合理要求一項也不答應，而我也不退讓，堅持“不答應我的條件我就拒絕上飛機”。美國大使館一秘在一旁十分著急，試圖說服我未果。最後，中國政府決定再次把我送回監獄繼續服刑。近一年後，2007年4月27日，我服滿了5年徒刑出獄。我出獄後，沒有任何身份證件，在中國呆了近四個月，期間我遞交了護照申請，但是政府不給我任何回音。2007年8月，美、中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代表團團長是時任財政部長的保爾遜，那時保爾遜正與美國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弗蘭克以及美國證監會主席考克斯密切合作應對金融危機，而弗蘭克和考克斯是在美國營救我的重要領頭人，他倆拜托保爾遜此行北京把我帶回美國。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會一開始，保爾遜就請求中方代表團團長吳儀給我頒发護照，讓我回美國與家人團聚，吳儀當場答應。這就是這本護照的由來，我就是拿著這本護照回到美國，也是用這本護照於2009年出國去日內瓦開會。

2. 有許多人認為我批評和反對川普是因為川普政府拒絕我入籍，我懷恨在心，而我指望拜登政府解決我的入籍難題。

這是完全不了解美國司法的說法。我入籍受挫與哪個總統當政沒有任何關系，而是和美國的法律以及具體執法的官員的通融性有關。在前文里我寫道：

“有記者朋友問：你會因為這件事對美國政府產生憎惡嗎？

不會的，我不會因為我自己的這個挫折而動搖我對法治和民主的信念。目前對我入籍申請的判決看似古板和不近人情，但移民官秉法律辦事，這是美國法治的一部分。”

這是我心情的真實寫照。

接到我的訴狀，迅速提議庭外和解、停止官司並快捷進行談判而順利達成我滿意的和解結果的正是川普任內的國土安全部。無論誰當總統，都會是這樣的結果。

我要感謝我的律師團隊的出色工作，許許多多朋友對我的關心，以及我的家人和公民力量的同事對我的陪伴。自告奮勇準備在庭上為我作證的嚴家祺先生、徐友漁先生、夏明先生、賀保平先生、韓連潮先生、黃力平先生，還有數位美國政、學、人權界的朋友，在此我要表達特別的謝意。

我很感恩這段申請入籍美國的奇特故事，它讓我感受到更豐富多彩的人生，使我體會到面對任何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公民的寬宏和審視。我又回歸到了“無國籍”的原點，對未來命運的想象又變得的狂野和浪漫。

2021年1月11日 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