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簿旅友》到《鋼琴戰曲》，優雅地站起來

能陪你走出的谷底的，不外乎一份氣質的堅持。

並非指外在的高不可攀，而是從骨子裡散發的氣場。對才華的低調、面對危難的淡定、對信念的執著、對不公平待遇的坦然，正是《綠簿旅友》（Green Book）中Don Shirley的氣質。

由真人真事改編，Peter Farrelly執導的《綠簿旅友》單線講述兩個生來便是不同世界的人，被現實困在同一車廂，從相斥，相遇到相知的過程；映射的卻是黑人鋼琴家Don Shirley (Mahershala Ali 飾）如何用尊嚴，抵抗社會加諸在膚色上的不公。

60年代是黑人平權運動的轉捩點。在美國不平等的種族隔離的政策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1963年發表《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將黑人平權運動推向高潮；1964年美國頒佈《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of 1964)，正式將種族隔離政策廢除。但在美國大部分地區，白人在上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

當時，有一本專為黑人而設的旅遊指南，名為「黑人的旅遊綠簿」（"The Negro Travelers’ Green Book" ），為在美國旅遊的有色人種提供安全路線以及容許黑人光顧的酒店及餐廳清單。

在這樣的背景下，豪邁奔放兼頭腦簡單的美籍保鑣Tony Vallelonga (Viggo Mortensen飾)一向對有色人種抱有成見，連黑人技工在家裡用過的水杯他都棄掉。後來由於財政拮据，他勉強接受了護送黑人鋼琴家Don Shirley南下巡迴演出的保鑣工作。短短兩個月的音樂征途，歷盡各種歧視與荒唐。

在黑白分明的年代，無論是才子富商，只要是黑人，在美國連基本人權都沒有。

在一家高檔酒店，金光閃閃的賓客遠道而來欣賞Shirley的音樂。他優雅的演畢一曲，中場休息正要上廁所時，被一名經理截停，請他到花園的木造公廁解手。Shirley望著那隨時倒塌的戶外廁所，控制眼裡的怒火，毅然徒步回到酒店解手，再繼續演奏。

畢竟，"I’m not going to pee like a dog in the garden"，他說。

情況不斷重演——男裝店拒絕讓他試身、演奏的高級酒店不許他在餐廳晚餐、警察先入為主稱他為Negro。Tony看不過眼以暴力還擊，結果雙雙被送進監牢。在牢中，而對暴跳如雷的Tony及火斷加以挖苦口嘲笑的牢長，Shirley冷靜地說：

“You never win with violence. You only win when you maintain your dignity."

尊嚴來自於對細節的執著，是一點一滴的。就例如他堅持要Tony把掉到路上的雞骨清理；堅持Tony把拾到的飾品放回原處；在獄中，他認識警長，卻不願向他求助，不想利用朋友。這是情操，是氣質。憑著這份氣質，他守住了黑人的尊嚴。

他令我想起《鋼琴戰曲》(The pianist) 中的Wladyslaw Szpilman (Adrien Brody飾) 。

電影由蕭邦的《C小調第一號夜曲》揭開序幕。1933年的華沙，納綷黨開始肆無忌彈。波蘭猶太裔鋼琴家Wladyslaw一家被送到隔離的猶太區。出身音樂世家的Wladyslaw高床暖枕，文質彬彬，開始被納綷摧殘。先是目擊無數同胞被殺害，後被迫做苦力，捱餓，被鞭打，甚至痛失至親。

畫面滿目瘡痍，幕幕經典。配上蕭邦多章敍事曲，那種飢寒交迫，痛心疾首，情何以堪，都只呈現在Wladyslaw的眉梢眼角。在納綷魔掌下，他無聲吶喊，卻優雅依舊。

二戰前哨，猶太人戶口被納綷凍結，Wladyslaw珍而重之的綱琴被迫低價賤賣，他低頭默許；在集中營，面對非人生活，他沉住了氣；在工地，他痛失至親，每天靠一個麵包幾個薯仔支撐不斷搬運石頭的身軀，他撐了過來；在藏身的公寓，不能發出任何聲響，在琴鍵上，幻想中，一曲《C小調第一號夜曲》讓他暫時逃離現實。

二戰尾聲，已經蓬頭垢面的Wladyslaw在一片頹垣敗瓦中到處覓食求生。斷水缺糧，一切都回到人性的原始，為找到半斗米而愉悅，為覓得罆頭菠蘿而狂喜，為得到一包果醬而感恩。

是一部塵封的綱琴讓他拾回文明。在凋零的豪宅，他用一首蕭邦的《G小調敘事曲》告訴德國軍官："I’m a pianist"。那名德軍的表情是佩服，是尊敬，也是羞愧。

人間三千世，如果找到一樣可以忘我的興趣，是幸福，能救贖。

在最壞的時代，一部綱琴令Wladyslaw的生存意志牢不可破。就正如《綠簿旅友》中的Shirley，異曲同功地把那份深沈與氣質，貫徹整部電影，救贖整個民族。

他們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信念在手，那怕身處的地方，下的雪將是天長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