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嚴管言論和行動空間，公民知識分子如何處理自身的處境？又如何開展社會行動？

《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出版兩年後，接到邀請到城大主要是給陳敬慈老師的學生們談這書。@周保松老師2016組織過一次新書講座活動，在一些概念化的議程上提出問題給我思考深化寫到博士論文里去。現在，時間距離幫助我梳理發展了一些新的思考，準備講座的時候，看到許多人在討論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家的身份轉變、言論自由等議題，心想不如把公民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理解身份政治和行動實踐的框架放在Matters上給大家討論。

過去將近六年的時間，我的所有工作只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政府嚴管言論和行動空間，知識分子和社會行動者如何處理自身的處境？又如何開展社會行動？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一詞是我在研究後期創造使用的一個概念，從政治哲學家Timothy Cheek和William Callahan的citizen intellectual的概念出發，來描述我研究的知識分子和社會行動者，包括女權主義者、工人活躍分子、其他社會活動家、獨立電影導演、公共知識分子、學者等等，他們在數字化的中國，如何艱難地進行關於承認recognition和呈現representation方面的掙扎？

選擇用Intelligentsia而不是intellectual，解釋完citizen intelligentsia這個名詞的選擇，剩下部分就是講研究參與者們具體的故事啦！

作為概念，intelligentsia是要強調「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人」，中文譯法因語境有區別，當它指代特定的人時，用的是公民知識分子，當它指代一個群體時，翻譯為公民知識階層；

強調在網絡時代公共行動者未必高等教育出身（尤其草根出身）的處境；

知識分子的言論要對社會現實產生影響，依賴兩個主要條件：發表言論的公共空間并轉化為公共意見，將公共意見轉化為社會政策的制度性設置，如議會等。和公共知識分子相比，intelligentsia沒有現成的公共空間，依靠非正式的、地下的、以及自己創造的半公共的semi-public以及對抗的counter-public空間，如獨立電影、網絡平台；

在中國的案例中，社會行動中顯而易見的一個特征是採用「維權」路徑，以及自稱「公民」在中國語境下的意義：自下而上地要求實現作為「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

和俄國思想家階層Russian intelligentsia在十九世紀末的興起、奠定現代意義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詞義基礎有相似背景：那就是intelligentsia為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付出的個人代價常常是殘酷的（想一想沙皇的殘暴統治，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從夾邊溝到六四流亡不能歸國的知識分子到劉曉波的死亡），在中國當下，還有一層需考慮政府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運動。

此外，我在分析中引入了citizen intellectual 概念中所沒有的「性別」和「權力」的維度，權力分析不僅探討公民知識分子與政府、市場、文化、技術、跨國流動等的關係，還探討公民知識分子社群內部的權力動態。

總而言之，這個概念從知識主體化、權力關係、和道德主體化morality三個層面去具體地考察公民知識分子的身份構成。

最後，考察公民知識分子的實踐，包括三個層面：言論以及文本創作作為行動、現場的行動、以及展示採取行動的勇氣作為啟蒙——建構了公民知識分子的道德主體。在網絡時代，公眾缺乏的往往不是信息，缺乏的是面對真實、探討真實以及採取行動的勇氣。這是后八九時代「啟蒙」的重新定義。

我主要是通過三個板塊的工作來完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是我的博士論文，基於對艾曉明教授以及她通過紀錄片理論化的公民知識分子影片人物的研究；二是田野期間的其他案例，由於博士論文的容量限制而不能收入論文，於是以《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一書來講述這些公民知識分子的故事；三是紀錄片電影，2017年發行的We the Workers和即將發行的新片，講述的是草根的、自我教育的社會行動者的社會抗爭和自我抗爭。自我抗爭，指向瓦解舊的自己（如侵權的工廠工人、被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性和性別的暴力傷害的受害者，有時不同面向的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是混雜的），在公共行動中，建構一個新的身份，即公民知識分子。

明天，3月9日週五晚上，我會在城大介紹六種類型的公民知識分子（資源、路徑、特征、經歷），到時候主要是講故事，歡迎到現場參與討論。時間地點見此：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863731589776/

We the Workers為香港工人的放映專場在2018年3月18日下午2-6點進行，在城大LT-10。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跟進了一起在映后交流再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