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叩問 -《里斯本夜車》
《里斯本夜車》,德國電影,由小說翻拍,在情緒、畫面上一如節制,但在配樂上卻是如輕緩水流,以小提琴為基調,鋼琴為主旋律,使情緒得以舒緩、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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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片的情節很簡單,一位年邁、生活單調的中學老師戈列格里斯,在滂沱大雨中過橋,準備上學教課,看見一位穿著紅色大衣的女子即將投河自盡,而戈列格里斯立馬上前救了他。那位女子隨著戈列格里斯到教室上課,不過最終,只留下濕透的紅色大衣,不告而別。
而,戈列格里斯在大衣口袋,找到《文字煉金士》,與一張前往里斯本的車票。在閱讀的過程當中,他逐漸被這位作者,葡萄牙醫生,同時也是康乃馨革命反抗軍成員之一的,阿曼度‧德‧普拉多所吸引,「如果我們只依賴內心小部分生活,剩下的該如何處置?」。
隨著這句話,戈列格里斯啟程前往葡萄牙,拼湊出普拉多短暫卻真實、鮮明的生命,以及這些,圍繞著他生命當中的重要他者,透過這些親身與普拉多互動的家人、情人、摯友,同理普拉多生命當中的選擇,與回頭望見自己的人生。
“Or why don’t you just stay?”
你為何不留下。
電影的最後,停在這句話;停在里斯本車站,戈列格里斯必須選擇(或者他根本不必選),要離開,還是留下。沒有答案,這些困惑最終是留給自己的,要否回答,或選擇。
選擇,就是錯過;抉擇,要付出代價。在電影當中,並沒有深層地剖析那些代價、抉擇與錯過,反而無意識地留給觀者許多問題,關於生命、關於愛情,你會如何選擇? 戈列格里斯亦面對,妻子的離散,如果他再一次學習、成為更好的自己,會不會深愛的妻子就不會離開?
而戈列格里斯所拼湊的普拉多,同樣也得面對,秘密警察倒在普拉多醫院門口,被群眾毆打,是救還是不救? 關於醫者身分的掙扎,這位殺人無數的劊子手,祕密警察,在診療台上,瀕臨斷氣,我們,生之為人,可以決定他人的生死嗎?
其他的人亦是,到底要不要殺害情人,為革命做出長遠打算?
那些選擇,如此之快,還來不及反應,「我們該如何面對,在前方等待著的未來?如此開闊可塑,自由輕如鴻毛,未知沈重如船錨,這是如夢般鄉愁的心願嗎?若再次站在生命的轉捩點上,選擇截然不同的方向,走一條有別於造就出今天的我們的道路?」戈列格里斯讀出普拉多的文字,如果這些選擇,從頭來過,我們都會明白必定轟轟烈烈不凡而命運也會迥異,但,我們自以為是掌控的人,可每一次的選擇都是錯過。
又會不會,關於一個人的選擇是在權力結構之下的壓迫而選擇? 在重要他人的要求、期待之下,作出生命當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選擇,或許是選擇大學、工作,乃至伴侶。若是交由長輩、父母決定,那些決定便不再如此需要負責,而這些決定的瞬間,大浪翻騰也不必一概承接。
於是,那些決定生命的瞬間,往往被神聖化,具有某些波濤洶湧,「可生命裡的決定性瞬間,當人生方向永遠改變之時,並非總有著喧囂的戲劇性。事實上,生命經驗裡最戲劇性的時刻,總是不可思議的平靜。當革命性的影響展開,當並為生命帶來一道曙光,一切是多麼悄然無聲。在這奇妙的寧靜裡,留駐不凡的崇高。」
存在的叩問
而普拉多是在中學畢業典禮上致詞,談死亡、談無神論、談革命、談解放,在當時的葡萄牙在獨裁政府之下,關於思考,一併被泯滅,何況是關於存在的叩問,當時的禁書,正是存在主義,卡謬、沙特。這些存在的困惑,轉而回到信仰(葡萄牙為天主教國家)當中慰藉。因為有更多的困惑,所以需要明顯的信仰,於是耽溺在儀式當中,人,開始有了準則可以依循,在困惑當中,宗教給了永生、患難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的教導。
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無比脆弱,漂流在大海當中,拼命得捉緊一根浮木,而那浮木,許是信仰,替人解惑,探求緣法、解釋死亡,嘗試賦予生命某些意義,慰藉那些死亡的恐懼;也或許是某些物質,耽溺在這之中,麻痺,逃避每個人生之為人必須面對的死亡。
是,人無比脆弱,死亡賦予人生命,如果永生,來日不必再成就任何事物,可痛苦也無以解脫。普拉多在致詞上也這麼說。而最終,死亡不就是一個探究自我形象的問題,人早就決定了到底要完成什麼或者經歷什麼,才算是真正的活著。「若真如此,對死亡的恐懼可以說是,害怕自己無法成為期待中的樣子。一旦發現這份人生版圖無法完成,我們便會突然不知該如何繼續,活在這不完整的剩餘時間裡。」也正是有死亡,所以得在生命有限的時間當中,選擇選擇。
於是這便是《里斯本夜車》當中,最重要的核心,叩問生命當中的疑惑,人該如何選擇? 人該如何活著? 人在追尋些什麼? 這也是許多電影的題材,《千年女優》就是在談「追尋」這件事情,女主角,千代子的一生,都繞著一把鑰匙,追尋一面之緣的畫家,她的一生成了追尋,也是自身所賦予的意義,正反映她所演的每一部戲,時代風格不同,最終是想奔脫出來,再見一面那位畫家。
那關於我們自己的又是什麼呢?
所以,會不會我們所在的世界就是一個泡影? 會不會我們是都一位位演員,在完成對方的電影? 會不會就真是「虛空、虛空,一切皆是虛空」? 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真的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嗎?
的確,每個人都是一齣戲,但細節留待自身用生命書寫。高夫曼提出擬劇論,一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自我展演,在文化、社會結構、彼此預期的脈絡之下,作出適合的「表演」:分成的前台與後台,前台是表演的地方;後台則是預備的地方,而前台與後台相對,或許表演與自我分開,連自我也未甚察覺。在藍佩嘉老師的《跨國灰姑娘》當中,前台與後台的模樣更為顯著。移工在前台溫馴,依循在工作國的文化差異,將自己貶低;而後台則是自我,在同鄉面前,裝扮、行為,展現舒適的自我。
即便真如一齣戲,我們也同樣在此時、此地生活過。夜車最終駛離,我們會留下一部份的自己,當我們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人雖走,情還留,有些在心裡的東西,唯有舊地重遊,方可再次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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