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vol.3 |开枪
第三天的题目让我想跳过。在家庭网格中横竖撇捺看过去，每一段微分关系都太复杂，回想、组织、成型，仿佛需要用掉一生的时间。我突然想到站在暮年尾巴的外公。若顺着更为自然的节奏，他大概是家里最先离世的人。
似乎我总爱从“死亡”开始，倒推着回味一段关系。第一次先向自己开了枪。我想，假若一种意外袭来，我走在了所有人前面，大家会如何应对这不期而至的死亡？我想象自己的灵魂脱离肉身，以月亮余辉一样的形态在半空中俯身看着这人世；想象我的挚友们如何为我悼词；想象我那众多社交平台会成怎样的景象。想着想着，我就笑了。
而想象外公的死亡，曾经是令我感觉相当困难、决然笑不出的事。想象外婆的死亡更是。至今，我尚未切身经历过情感上羁绊很深的人们去世这样的过程，而我又知道某天一定会来。那时，光是设想外公外婆最后定帧的面容，遥想已变模糊而惨淡的共有记忆，内心的情绪都要像决堤一样。但现在，我渐渐开始隐秘地认为，外公去世可能相当不错。
#
记得七年前，二十岁，我由一次没有计划的，对外公的叙写开启了在电脑上每日记日记的习惯，想来那真是非常自由的“free writing”，其中我写道：
外公疼爱我在家里是出了名的。其实他也没有很多格外的举动，或者缠着我絮叨不停。外公大多时间，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的。通常是客厅偏左靠的沙发，头靠在藤制的后背上，双手交迭搭在置在胸前的小抱枕上。有时天不凉，甚至有暖烘烘的阳光扑哧扑哧照进来，整个罩住外公。我打趣他，阳光都烤人啦！外公你还冷？外公只是笑笑，说自己怎么能比年轻人。后来想想，外公或许并不仰仗一个小枕头能带来多少暖和气，只是觉得有所依靠。手中有物，心里踏实。其实我还是应该多跟外公说说话，尤其在这种，我心想他需要一些个人时光的时候，说白了是自己也不知道话匣子如何打开的托辞。倒也不是不知道该和外公说什么。外公耳朵不灵了，跟他讲话得提高嗓门，像吼出来一样。一面是个小鬼头倾力大喊着，一面是个老翁含含糊糊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那个场面还挺无所适从的吧？有时觉得，外公有能力，让自己想听见就听见，想不听见就不听见，所以他耳朵到底是不是扎扎实实地被一面墙堵着了，还是长期自行锻炼的结果，就只有他知道了。可是外公真的老了，一天愈胜一天。翻家庭相册的时候，总会感叹外公年轻时真是个帅小伙，浓眉大眼，鼻梁高高，不笑，却不显得冷酷。现在的外公，被一股低落攥住了，像黄昏时丰收不成的田野。大家都寄期望于我，虽然自个总是念叨二十岁太老了，但这岁数在他人眼里年轻无疑，年轻人怎不活力满满呢？我却没办法让外公雀跃起来。二十岁的我，和八十岁的外公，一样低落寂寥。像《一一》里杨洋在最后给婆婆的信里说，我觉得我也老了。我深知我在与不在，外公的一天都是那样的，沉默而寂寥。这七年里，每回一次家，外公的沉默寂寥就更深一份，像浓墨一样爬满他的空间。22年有一次关键的从家“出走”（我特意选择了能避开妈妈用隐含的压力锁住我的工作日）最后收拾行李时，不怎么说话的外公突然问我，你要去哪？我回答不上来。他看我拿的是最大的箱子，塞满了行李，仿佛明白这意味着非同小可的离开，一声哀嚎倾涌而出：完了，这个家要散了啊！顿时，自身成长对离家的强烈需求和离家本身那令人疑惑的强烈“背叛感”相互冲撞，成年后我头一次在外公外婆面前哭得不可自抑。
我回了一趟老家，重访了我两岁前居住以及之后零散回来过的外公外婆的老屋子。十几年的空置，除了木地板已经起鼓，其它部分居然不算太糟，灰蒙里有我熟悉的家什，还有些些不那么熟悉的阴沉。巡览间，几本老相册落入眼帘，连带儿时的我写来的信件。这薄薄的几张纸里表达是对外公的不满，一是怪他答应我的事没做到，二是认为他太干涉我的想法，总让我去争取我不想做的班长。
我的礼貌却坚决让我惊讶，烈气、率直、敢想敢言，和现在这般总在调和折中丧失声音的我相去甚远，也由此串联着想到当外公外婆来到广州，正式和我们一家三口同住（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开始吧），我的生活便鲜明地被外公制约着。他不喜欢彼时我最要好的朋友，仅是因为有一次她见到外公时没有跟他打招呼；他坚挺地准时出现在接我的校门，尽管我再三提出更想和同学一起回家。还有好多好多。可能谁都没预见，表面上的家庭团圆却是格局的大变，使我、爸爸、妈妈这样的“我们家”不复存在，而被外公携带、妈妈传承的那个姓氏“入侵”，造就了内里不忍细看、一地鸡毛还要辛苦维系的荒诞之家。
许多很深的感受，愈发浮现出来，我尤记得从小就不喜欢外公抚摸我的头，那个触感除了确然有的爱怜，更是一种权力光谱上望子成龙的想望。没错，小姨未生育，我便是家里的独女，虽然外公说男孩女孩都好，但从他给我起的综合了父母姓氏恰巧中性化的大名和显而异性化的小名就不难体味出，这个家庭结构对于妈妈后的“传承人”需求是男性。经过现代化的修饰，可以不从生物上体现，却通过整一套话语体系、影响力机制，潜移默化地把我放在性别错置的位置上。甚至说，妈妈已先于我被这样异化过，如今成了她的内化，她为外公代言。我不得不艰难承认，这样的家，有着及其传统的内核，叠加着新中国以来党性的形塑。
外公健朗的年岁里，热衷于书写，他有一手算秀丽的字。从回忆生平、炒股记录、到上书有关部门声讨自觉不公之事、还有父母恋爱异地期，和我爸的书信往来。从这些留迹里，我得知外公的参军打仗史，明白了家里几桩“没办好的事”是如何演变成残局的，体会到他某种孱弱的野心、极强的自尊、和并不那么友好的高心气。这些是外公的另一个面相，裹挟在对我轻柔的照料中，而当外公成为需被照料的那一方后，更难以被直观看到。到我有足够省思正视起来才发现，这些延续过久的影响力，勾勒出了怎样的另一番图景。外公现今看似“弱势”的成相，是一种放心的弱势，恰恰护住了他作为核心的位置。薄薄的纸张里那一个遥远到快要看不见的，也许更为本性我，很早便被以外公为首的家庭结构判了不允许生长的死刑。
后来我回家见到外公，霎那间再无法和他亲近。我不禁想，在和外公的往昔里，有哪些是作为他个体本身而非在家庭这个位置上的他？那些关于正常环境、整全人格之根本的东西；关乎外婆、妈妈、小姨的人生本有的可能性和实际的伤痕，还有我爸爸那么多被沉默掉的付出；以及外公自己生命力逝去的惨淡让我在过浓亲情和内心对这一切的批判里打架，又痛心又难过。七年前的叙写里我对外公有好多怜悯，现在依旧。我无意于将一切归错于外公，也不可能因结构的恶而对外公再也没有爱，但如何解释还在继续的、被其他人承担起来的极苦？这些思和感，更无法让外公知道。他一定也很困惑他心目中的huanhuan怎么就不在了？
我不是能向外公开枪的人。或许我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