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5/17 立法院開始進行「國會改革法案」審查，後來民怨連續炸了一個多星期，萬人上街至今未歇。

很巧的是，我在這波事件開始前，在想了很多年後終於去借了卡繆很硬的兩本哲學書回來親炙。閱讀過程中，外面正在發生的那些紛紛擾擾全部變成最有即視感的背景畫面，讓「荒謬」、「藐視」、「反抗」、「自由」等概念深深切切刻在腦海中。

《薛西弗斯的神話》出版於 1942 年，屬於他「荒謬」時期的作品；《反抗者》出版於 1951 年，歸為後來的「反抗」時期。兩者前後相差九年，不過哲學思想實屬一致，能見證其流變過程，由前者中就可窺見後者的反抗源起，我稍微加以摘要簡述。

從論述「荒謬」開始：

一切偉大的行動和偉大的思想的開端，都是可笑而荒謬的。

深沉的思想是不斷地生成（devenir），融合一生的經驗，並在一生當中逐步塑造。

「融合」、「一生的經驗」、「逐步塑造」，讓我想到賈伯斯說過的「生命中發生的點點滴滴，將來多少都會連結在一起。」他的事業與名聲以吸納起家，以荒謬屢創奇蹟，反抗的基因深植他骨子裡。

卡繆續道：

否定生命中任何對立的一方，就是逃避荒謬意識。抹滅反抗意識，就是規避問題。「持續的革命」這個議題就這樣移轉到個人經驗裡。活著，就是讓荒謬活著。讓荒謬活著，首先就是正視它。荒謬只有在我們背對它時才會死亡。因此，唯一合邏輯、不自相矛盾的哲學立場，就是反抗。

在所有需要耐心和清醒的門派中，創作是最有效率的一種。創作震撼地呈現人唯一的尊嚴：對人的荒謬處境做的頑強反抗、堅持一種徒勞的努力。

為了對抗無所不在的荒謬，反抗不得不然。以上段落出現在《薛西弗斯的神話》後半部，證明荒謬和反抗是共生並存的。

到了《反抗者》中，他首先從自身開始反抗：

反抗必須從自身裡找到之所以反抗的理由——只有從自身才能找到，它必須自我檢視，才能學著怎麽去做。

然後是打破傳統主奴身份的反抗正當性，其實是為了「秩序」，這番論述看得我拍手叫好：

起而反抗主子的奴隸，並沒有否定主子「身為人」的身分，只否定他「身為主子」的身分。他否定主子有權否定奴隸的訴求，主子因對訴求毫不在意，置之不理，因此喪失主子的角色。如果人不參照一個大家都承認的共同價值，人與人之間便無法互相理解。反抗者要求這個價值被明確地公認，因為他知道、甚至擔心，失了這個原則，世界就會失序、罪惡橫行。對他而言，反抗行動訴求光明與團結。很弔詭的，最基本的造反行動，渴求的竟然是秩序。

然後他提到了尼采「上帝已死」事實上是將人本視為對抗獨裁之道，至於是不是特別針對宗教倒也沒那麼絕對：

尼采的見解是，反抗者只有在放棄一切反抗，甚至是放棄想製造神祇來糾正世界的這種反抗時，才能成為上帝。

尼采常被關聯到虛無主義，他也不認為那是條正義之路，因為會產生極端：

成為虛無主義者，走的也就是這兩種極端的方式。很顯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有的卻要讓人死，其實這兩者都一樣，都焦灼尋求真正的人生，對生存失望氣餒，以至於寧可要全面的不公也不要片面的正義，憤慨到了這個程度，理性轉化為狂怒。人類內心發出本能式的反抗，經過多少漫長世紀，的確一步步走向充滿自覺的反抗，但我們看到，它也愈來愈激烈盲目，無法控制，乃至於決定以形而上的謀殺來回應世界上的殺戮。

卡繆鄙視極端，所以他說「反抗就像是結束一個循環的運動，在成立政府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下一個循環。」怎麼讓領導人無法持續獨裁下去，就是靠不斷反抗的信念：

革命應該要有助於內心的苦行，以便讓人能藉由「豐富的想像力」，將真實幻化為美妙。

接下來，他把矛頭轉向二十世界一大政治哲學思潮——馬列、共產主義：

資本社會和革命社會若都屈從相同的手法——工業生產、相同的承諾，那麼二者最終是同一回事。差別只在於前者的承諾以堂皇的原則為名義，但沒有能力體現這個原則，反而使得原則被使用的手段推翻了；後者則是以唯一的現實為名義，企圖證明它的預言，卻殘害了現實。

將一切價值減低歸結為歷史，則會產生最極端的後果。馬克思相信，至少歷史最終會是道德而理性的，這是他的烏托邦。但這烏托邦，誠如他也知道的，終會被犬儒利已主義利用，這是他不想見到的。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一味預言未來和共產主義，罔顧他們原先的設想和科學方法。

這個預言完全不科學，馬克思學說不是科學的，頂多是唯科學主義的。科學的理性是研究、思考、甚至反抗的有力工具，歷史的理性則是德國否定一切的意識形態發明出來的，馬克思讓這兩者深沉的分野爆發開來。

馬克思承認在他之前的所有革命都失敗了，但宣稱他所發起的革命最終會成功，直到今日所有的工人運動都堅信他所說的，但被事實不斷推翻，現在是蓋棺論定揭穿謊言的時候了。

馬克思主義者唯一可借助的，就是說預言實現的期限拉長了，必須等到結果才能下評論，那一天還遙遙無期看不見影子。換句話說，我們身處煉獄，人家向我們保證將來不會再有地獄，但問題根本不在此。

他花了全書泰半篇幅把共產主義批得一文不值，在那 1951 年的冷戰方興的時代氛圍下，也十足戳痛了支持共產黨的沙特，兩人不決裂也難啊！1949 喬治・歐威爾出版了《1984》，兩年後是卡繆《反抗者》，他們都是看清共產主義本質的先知。

譬如卡繆拉宗教來酸共產主義這真是高招：

連宗教的蒙味主義都望塵莫及，教會還未曾一下說神的體現由兩個人，之後變四個或三個，再變回兩個人代表。

意思就是啊，從馬克思、列寧、史達林、老毛再到後來的任何一位共產黨老大哥，永遠都是自己搞修正然後還要說別人的修正是反動，結果每個都在造神，神的數量不斷在變！左批共產右打宗教，看得我好樂：

無神論藉由消除宗教成為人道主義，共產主義藉由消除私有財產成為人道主義。宗教異化和經濟異化其實是同樣的起源。

宗教與共產主義，看似水火不容彼此對立，其實在卡繆眼裡卻都是具有異化的本質，成為獨裁的養分。

宗教與強權都特愛假託理性、真理來說教，這在滿腦子反抗的卡繆眼裡實在受不了：

理性不是宣傳說教，一旦宣傳說教就不成為理性了。

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在加速，炮製真理也在加速進行，以這樣的節奏，真理皆成為目不暇給的幻影。就像那則民間童話，整個城市各行各業的人都為國王編織虛無的新衣。

所以得要回到人本精神：

世界的命運取決於反抗和強權革命之間的角力。凱旋得意的革命借用警察、審判、流放驅逐，想證實人性並不存在；受屈辱的反抗通過其矛盾、艱困、接連不斷的失敗、堅持不懈的傲骨，想給這人性一個痛苦但充滿希望的內涵。

與其以殺戮和死亡肖想生產出不是我們的存在，應該做的是活著以及讓人活著，以便創造出我們的存在。

反抗是各種形式之母，真正生命的泉源，它讓我們在混沌狂暴的歷史運動中永遠挺立。

存在要在未來生成之中才能證實自己，未來生成若缺了存在就什麼也不是。

上面幾段皆提到存在，有識者大可說所以卡繆也是存在主義者，但他的存在是由內而外，和沙特反方向，因此眾所皆知他拒絕進入沙特同溫層。

最後，反抗轉向藝術層面：

所有悲劇裡的高潮都起因於主人翁不聽或聽不到應該聽的。

能讓藝術發光發熱的，莫過於否定的思想。

藝術最大的風格表現就是反抗最高階的表現。

在藝術層面上，反抗唯有經由真正的創造才能完成，才能持續存在，而非經由批評或評論。

這兩段讓我聯想到才讀完的《畫出來的真言》。到底藝術作品是藝術家還是藝評家說了算？得罪了藝評家，藝術家的藝術還是藝術嗎？沒有擅長造神的藝評家，藝術家還能成為大神嗎？無論如何，最大亮點是 Tom Wolfe 敢於反骨地為文報導，那才是新聞的價值所在。就像卡繆說的：

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我想，回到這一個多星期以來的社會紛擾吧。卡繆說：

在正義尚未實現的時候，自由保障了抗議的權利，拯救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但什麼是正義？在野黨以揭弊的正義使者自居卻引發擴權嫌疑，十萬人民打破沈默、上街抗議，宛如拒絕卡繆說的「受奴役而緘默的正義」。下面這段辯證說得太好了：

絕對的自由會罔顧正義，絕對的正義會否定自由，這兩個概念若想有成效，必須在彼此間找到各自的界限。若沒有正義，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的生存狀況是自由的，同樣的，若無自由，則無正義可言。

正義可以隨人定義，可是自由沒有糢糊界線，只有道德約束。縱使我們看到街上的抗爭者群情激昂撻伐在國會中佔多數的在野黨強推「藐視國會罪」，我欣賞的記者作家房慧真也籲請大家切莫「異化抗爭者」，這就是一種道德價值。

萬萬沒想到我讀這兩本卡繆名著的時間竟然和青鳥抗爭運動無縫接軌，自然讀得特別有感。一向喜歡「藐視」政府的我，在他什麼都能抵觸——基督教、清教徒、雅各賓黨、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的思想中頻頻找到溫暖。通常敵人的敵人就是友軍，但在卡繆眼裡的友軍可能只有一位：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很巧，我在看卡繆之前才剛解決《白痴》，接下來必須面對《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了。

《反抗者》最後有一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證明了它就是生命運作的本身，若否定反抗就是放棄生命，反抗每一聲純粹的吶喊，都使一個人挺立，因而它含有愛與建設性，若非如此它便什麼也不是了。

因為我們熱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