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民一体论》书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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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不是问题，设计了什么才是问题。美国从一片荒原变成超强大国，那几十个集聚费城的人类头脑殚精竭虑的设计正是决定因素之一。需要区分的是两种设计，一种是对目标的设计，即过去那些造成惨痛教训的乌托邦；另一种是对方法的设计，即哈耶克所说 “会产生秩序的规则”——美国宪法是这种规则，递进自组织也是这种规则。主义着眼应该怎样，方法却着手于能够怎样。不同的社会形态归根结底在于采取了不同方法——使用奴隶、封地建邑、代议制、三权分立、竞选、国有化……正是不同方法的出现与实施，造就了不同的社会与时代。

当然，可以划时代的方法一定会触及本质，因此必会蕴含解释世界的主义。没有主义的方法只是雕虫小技，不可能划时代。主义与方法的相辅相成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今天，从东方到西方，人们普遍丧失信心，四顾茫然。相互竞争的旧体系在各自的困境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面对这种方向迷失和穷途末路，故步自封的学术只会变着花样老生常谈，冷冻在边缘的思想只能顾影自怜或孤芳自赏。足以开辟新时代的大方法和新主义最终能否问世并造就新社会，谋事虽然在人，成事却需在天。

专制在于限制沟通

专制之所以成为专制、并能做到专制，主要手段就是切断社会对权力的纵向沟通，以及控制社会内部和权力内部的横向沟通。以选举为例，专制统治者看上去并不剥夺民众投票权，不造假票，有差额候选人，也搞秘密投票……其专制从哪里来呢？即在其对沟通的限制——关键是限制竞选。

大规模人群的选举，竞选是候选人与选民沟通的唯一方式。个人的口头表达对大规模人群影响甚微。竞选需要的沟通是两种：一是借助间接沟通的结构，如政党或竞选组织；二是借助沟通媒介，如报纸电视。专制权力则禁止“非法组织”，把媒体变成“喉舌”，有“选”无“竞”，让选民只能在专制者给出的名单上选。那样的选举即使给出再多差额，也等于是专制者的任命。

专制权力防止造反的关键是控制沟通。切断民众获取其他信息的管道，只接受其单向沟通的宣传；用以言治罪镇压异议思想的传播；尽量让民众无知无识，彼此隔阂，无法形成共同舆论和联合力量。任何体制之外的沟通结构，哪怕只是规模大些的家族，亦会被视为对体制的威胁强行拆散。

专制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宗教、道德、教育的控制，主要也是从沟通角度：限制或把持宗教组织，切断宗教与真正教义的沟通，变成政权控制教民的沟通；改变不利于政权沟通民众的传统道德（如以对党的忠诚取代对家族的忠诚）；把教育变成清除多元思想的洗脑等。

限制沟通不仅用于统治人民，也被用于控制权力。专制权力往往实行垂直管辖，不许下级之间横向沟通（自古下级官员相互“串联”都是大忌），也要防止下级官员在辖区形成独立的个人沟通。频繁调动军队将领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同样是为避免形成独立的沟通体系。包括不许在本籍做官的回避制度，亦是割断官员在乡土、亲族中形成的沟通网络。

“分而治之”为专制权谋惯用，就在以“分”切断沟通，才能制造隔阂，挑唆戒心或敌意，然后利用沟通枢纽的地位，使“分”的各方相互制约，只接受自己沟通，得以成为发号施令者、仲裁者、平衡者…… 达到“治”的目的。

保密亦是对沟通的限制。专制当权者故弄玄虚，往往是让人无法了解真实状态，让下级在云山雾罩中摸不清全局，从而受其威慑，听其摆布。

有人对邓小平六四镇压时调动几大军区部队进京感到不解。其实调那么多军区部队主要不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而是为了在军队之间形成制衡。一个军区的部队虽然足以镇压抗议，但是同一军区无需通过中央即可自我沟通，容易串联政变。不同军区的部队则只能以中央为枢纽才可沟通。当时各军区进京部队交错部署，相互钳制，彼此摸不清对方态度和兵力，于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加上切断社会信息进入军队的管道（不许官兵看报、听收音机等），最终使军队驯服地执行了镇压命令。

在专制权力金字塔上，每个层次的当权者都用上述手法控制下级，也被其上级用同样手法所控制。他们对下级是主人，其权力按个人意志行使，也可为个人牟利，因此属于其个人私有；但是对上级，他们又是工具，其权力只能是上级意志的延伸，又非他私有。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层都有这种双重性，只有位于权力金字塔尖的最高统治者，整个权力结构都是其下级，向其负责，是社会权力的最终私有者。

千年专制权力将限制沟通的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尤其在沟通困难的超大规模社会，沟通本来就困难，限制沟通更容易。专制小国之所以政变频繁，原因之一就在于容易私下沟通。大国因为沟通不便，专制权力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坚如盘石。然而一旦陷入动乱，大国不易恢复整合，也是吃亏在沟通困难。

Vetocracy

西方政治文化对集权强烈怀疑和警惕。代议制驯服权力主要靠分权制衡，期望把一个魔鬼分成三个后变成天使。虽然分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意义的政治技巧，民众并未因此得到权力和参与，但起到的制衡作用的确有效。阿伦特（Hannah Arendt ）认为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当年对代议制的担忧——或落入多数专制、或因人民不关心公共事务而让当权者以权谋私——主要是靠分权制衡才得以避免。然而，当分权制衡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却可能产生另一方面问题——即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其自造词 Vetocracy（否决政治）中所指的政治衰败。

例如为了防止政府滥权，美国在总统和国会间分割权力；州和地方政府保留相当自治权；允许法庭以宪法为由推翻法律；鼓励政党竞争与轮替……仅从议会立法看，法案起草后要经议会规则委员会审查是否符合法律，决定送到哪个委员会；再由相应的委员会投票，决定要不要进一步处理；往下还要看是否涉及财政，送拨款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可交议会投票；参众两院中的一院通过后，另一院也须通过；两院通过的法案送交总统签署；总统可以否决；但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又可以否定总统的否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使立法夭折。

除了立法的层层关卡，司法也可施加各种干涉。诸多行为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造成政出多头；而党派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权争使之各自利用分权制衡，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无法决策，内耗空转，甚至造成政府停摆……这种政治衰败被认为有继续加重的趋势。

福山认为利益集团在 Vetocracy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论上，民主政治希望人民可以用抗衡权牵制权力，抗衡权归属多元的参与式群体。然而实际上拥有和掌控抗衡权的主要是利益集团。立法有那么多的环节和障碍，且大都关门进行，一般人很难介入。利益集团雇佣“院外游说集团”，只要花钱足够多，影响便能延伸到总统、两院、委员会主席，说服他们对某个方案进行推进或阻挠，使那法案通过或不通过。利益集团的这种抗衡权非但无益于人民，反而削弱了表达多数人意志的政治机制，扭曲了民主。要么是从各自本位出发通过的法令相互矛盾，损害公共行政质量；要么为保护集团利益利用法庭阻挠行政、扼杀改革，把分权制衡机制变成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

从根源看，vetocracy是代议制与分权制衡的天然基因，与生俱来。多党竞争和分权结构中的每个行为体都要用反对和制衡体现自身价值或争取利益。分权既然是为了形成制衡，便一定要在结构上安置vetocracy环节。而否决也是权力，热爱权力的人类天性照样可能对其滥用。甚至利益集团也会打着防止滥用权力的旗号利用vetocracy，实际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每多出一个vetocracy 环节，就多一分牵制全局的能力，这种动力制造越来越多的vetocracy。

数量求和的被操纵

理论上只要有选举，权力一定要对社会意志的压力让步，否则就会被选举更新。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权力意志不会公开扭曲社会意志，所作所为皆符合法律和程序，但是其与社会意志仍有差距。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数年以来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国会议员都被美国民众评为在道德与诚信方面最差，甚至是以职业排名的倒数第一(注)。然而国会议员正是民众选举出来为自己代议的。如果不是代议制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结果？

从本文角度分析，问题根源就在代议制是数量求和结构，而社会意志是向量求和的结果。数量求和结构无法完成向量求和，因此社会意志便无法在数量求和结构中真正体现。

正是数量求和与向量求和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代议制的现实与理想之距离。一方面代议制权力的确会在民众压力下让步，那却不是向量和的压力，而是数量和的压力；另一方面，代议制权力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乃至操纵数量求和的过程与结果，才导致上述黑色幽默。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回忆其在1984年竞选参议员时，当民意测验显示他的领先优势消失时，竞选顾问提出了在广告方面的投入与策略，并保证按其计划操作可在3周内让戈尔的支持率提高 8.5%。3 周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正好提高 8.5%( Al Gore: The Assault on Reason)。这固然可能存在巧合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代议制政治对数量求和的操纵。

代议制选举将“是”或“否”的投票相加成彼此对立的数量，决定最终结果。如何利用数量求和达到目标，既是精确的学科，也是可观的产业。花在竞选和立法游说上的钱爆炸增长，代议政治的结果与钱的投入密不可分。这种过程的主导权掌握在权力元手中。无权元虽然握有票权，但调侃的说法是“无权者可以自由地投票，金钱和权力可以自由地操纵，无权者也可以自由地被操纵”。这虽有以偏概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现实的反映。

有太多故事描述政客在代议政治游戏场上玩的花样，以致他们在民众中丧失信用，同时又挡不住他们继续拿到足够的选票。代议制的各种投票制都无法改变这种荒谬，原因就是囿于数量求和的结构。

只要社会仍处于二元结构，无权元对有权元的沟通管道就总能被权力动手脚。比起专制，代议制权力是用软性方法。专制的蛮横一目了然，代议制却让结果看似是民众自己的选择。照搬代议制的转型社会，有的出现民主倒退乃至只剩形式，往往是当权者利用代议制的政治手段操纵选举、蛊惑民意、控制舆论，结果让民众自以为民主地再次被专制。新诞生的专制者可以获得足够的选票，完全无需作假，但那正是通过蛊惑和操纵形成的数量和，而不是社会意志的向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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