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这是一个反思文革系列文章，看看一个哲学家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的。

赵越胜：文革何以在大陆成为禁区？——文革五十周年（1）

十月 3, 2016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等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从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本台推出旅居法国的学者赵越胜对这场“大革命”的思考。

问：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对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海外有许多讨论。但在大陆，似乎未见到官方有任何论及这一事件的言论，社科各界，甚至历史学界都未见有重要的讨论。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人大会堂的红歌会，完完全全是文革红海洋形式的翻版。从历史上看，大陆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否定文革为背景的，但从文革结束至今已四十年，为何中共当局对此仍讳莫如深呢？

答：文革刚结束时，大批共产党官员，包括邓小平本人，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说是噩梦实在不足以形容这场不敢说绝后，至少敢说空前的大惨剧。那时他们给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空前浩劫”。据中共官方给出的数字，是420万人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枪决，23.7万人武斗死亡，703万人致残。其实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披露过更惊人的数字，有120万所谓地富子女被残杀，各类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约68万3千人。全国1亿1千300万人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根据全国各地县志做的综合统计，有纪录的死亡人数达730余万，而我们知道还有多少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本无法列入统计数字，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我们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有名有姓的300万，一般估计在500-600万之间。但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区别，纳粹屠杀犹太人，是以异族为对象，而文革的死难者全是中国人，全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以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发动的、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这一点，他本人很清楚。据毛的爪牙戚本禹回忆，毛在请他们吃饭时，兴高采烈地举杯祝酒，祝酒词就是“祝贺全面内战”。所以如何对待这种弥天大罪，是对中华民族的致命考验，更是对中共的致命考验。

问：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是中共自己对文革的反省与总结。他们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分析这场动乱的原因时，似乎着力不多。

答：看中共对文革的反省和定性，不如说是看他们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因为真要以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分析文革就要触及共产制度本身了。这一点聪明的共产党首脑心知肚明。五十年代，在苏共揭露出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时，毛本人就说过，斯大林的这种行为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邓本人也说过，文革这种事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邓是中共里的明白人，他深知对文革的反思会动及根本，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文件前，邓明确指出，起草文件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毛泽东成绩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其二，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实际上是要起草者明白，错误谈多了就要触及根本制度了。所以他明确指出：“决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就已经给文革反思划定了底线，也就是明确中共的这一套，从意识形态到建政制度，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套的代名词，是要坚持和发展的。可血淋淋的事实，让真正反思文革的人不停地问，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当时郭罗基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之罪》，是讨论张志新之死的，他这是模仿赫尔岑的名著《谁之罪》，而赫的这部著作就指明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悲剧要到周围环境，也就是社会制度中找原因。有趣的是，赫尔岑的这部著作卷首语是这样一句话：“未查清的案件，听天由命，已查清结案的，全部归档”。赫尔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读者，对罪责不能装糊涂，更不能束之高阁，埋入灰尘。但邓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恰恰就是要尽快了结，今后不要再提，所谓宜粗不宜细，所谓“一切向前看”，就表明这种态度。可惜，以邓的聪明，竟没有看到文革这个脓疮不彻底挑破，国家民族永不能走向世界文明主流。看看大陆现在文革白痴如雨后毒蘑，遍地滋生，邓本人已成了这群人的攻击对象，恨不食肉寝皮，我想他也是九泉难安。

问：五月二日，人大会堂举行红歌会，有马晓力女士致信当局，历数这场红歌会对文革的歌颂，看来现在文革的那套思路和做法已渐渐浮上台面了。

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革这张皮恰恰附着在中共坚守的这套列宁式党国制度上。国内明眼人都感觉文革借尸还魂，其实这尸从未搬走过，其魂深入国民骨髓。我只讲一个事实，禁止反思文革的作品出版、流行绝非后来的事。早在1986年，中宣部就已经发文“对专门论述文革史实的专著，未经严格审查，不得出版，各报纸、电台、刊物不得刊登，已发表的不得评论”。请注意，这是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虽说邓打压了胡耀邦，但一年之后的十三大，赵紫阳上台，中国的改革转型机遇正佳。紧跟着，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文《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的若干规定》，基本上封堵了对文革研究的著作出版。相比较德国，研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著作之多不可计数，真可谓“汗牛充栋”，正是这种对纳粹运动的彻底清算、反思，使德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这些年承担保卫欧洲文明的责任，真正是中流砥柱。而中国在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价值上基本没有进步。现在当局治国的思路更是囿于红卫兵模式，颟顸霸道，炫金耀富，世人为之侧目。你若有空，翻出文革时那些文宣材料，比照当下大陆宣传，一定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从文字、用词，到逻辑推断，几乎亦步亦趋。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还要在文革武库中找家伙，让人有种穿越感，这可如何是好？

问：你提到列宁式党国体制，好像你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文革的根源？能否再谈详细一点。

答：中国的文革发生在1966年，但在历史上和它性质相近的社会政治运动已经发生过，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中共一贯标榜反西方，但可惜，它所反的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普世价值。而中共的思想资源，其实是彻头彻尾西方的，是苏俄列宁式党国体制的山寨版。应该承认，毛在建构体制方面缺乏创造力，中共的一套权力架构完全是苏联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纳粹制度倒是希特勒的独创，但它是魏玛共和国失败后的产物，它的严密性要逊于列宁式党国体制，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想象，有历史学家指出，尽管他们彼此仇恨，但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象的敌人。正是这种党国体制才是文革这种大规模群体犯罪的土壤。

历史上，Dictateur，独裁官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种专门设置，为了应对突然事变，是非常时期的临时设置，最长不可超过六个月，独裁官被临时赋予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断权，他的权力超越现有法律，同时他的行为不受合法性审查，同时不可“告诉”，也就是有豁免特权。而这个设置到了列宁手中变成了维持政权的永恒方式。我们应该知道，对现存共产体制（严格说现在世界上大约只剩中共和北韩了）贡献最大，最有创造性的是列宁。他的一套夺权的战略策略思想最成功，也危害最大。前不久有材料报道普京批列宁，这说明俄国的体制是真变了（我们不讨论他究竟变成了什么），列宁把共产政权的本质说的极清楚：“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故障制约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好，我们应该记得，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文革的深入思考必然会触及到共产政权赖以树立的基本理论。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2）权力斗争必然是制造出一群党内敌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称做反对派，在毛的文革中称做路线斗争。3）一套由独裁者本人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统，它监视权力斗争的动向，收买告密者；4）一套以“宇宙真理”和谎言构成的意识形态，通过它来贯彻独裁者的意志；5）以暴力为依托的洗脑系统，通过它培植一群愚民，他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充当打手。所谓昏迷状态即是说这群人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自我意识，他们由独裁者的意志所操纵，激发出人性中的邪恶来毁灭他人从而也毁灭自己。所以反思文革必然要对这些要素逐条清理。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也做过所谓“清理三种人”，但大多数不了了之，因为你很难在审判艾希曼的同时，给希特勒修纪念堂，所以文革中的罪行几乎没有得到清算。有人提宽恕问题。图图大主教确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这个宽恕是在厘清罪责，认罪忏悔的情况下的仁慈。没有清算就没有宽恕。

所以从历史和中华民族未来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意味着中国人从列宁式党国体制中脱胎换骨，重归人类文明发展正道，使中国人成为自尊、自立、自由的真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大陆当局似未加考虑，进来甚至又见到“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这种提法，可见反思文革对中共而言实在强其所难，因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只能是个人理智良心的行为。我们也确是看到许多仁人智士，单枪匹马在勇敢地进行着这个工作，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来源：法广

赵越胜：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吗？——文革五十周年（2）

在“文革五十周年专题”第二集里，法广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从语源学，历史和哲学等角度，探讨是否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问：你今天想谈的题目：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儿吗？有些特别，我们这个专题的主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为什么对这个事件的存在你又要置疑呢？

答：毫无疑问，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这场历史事变是存在的，有无数死难者的鲜血为证。我这问题是想对这个事件的名称作一些分析。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对不起，我有点咬文嚼字。但先人之见是有道理的。你用一个名称确定一个事件，必须名实相符，否则一大篇文章立于一个伪概念上，怎么能够说明事件的本质呢？所以孔老夫子再三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语源学上花点功夫。

问：有意思，但别离题太远，免得让听众觉得枯燥。

答：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来自“五一六通知”。当时中间没有大字，只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兴许后来毛越玩越高兴，就加了个“大”字。这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三个子概念组成，1）无产阶级，这是指事件的主动者。事件是由他发起的。2）文化，这是事件的对象，为受动者。3）革命，这是事件的性质。所以从字面上看，这个事件是由无产阶级对文化进行了革命。你看这对不对？

问：应该是。

答：不，我倒不敢肯定，请听我分析。首先什么是无产阶级？我们还是用马克思的定义，就是那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主要就是指工厂的工人。那么这个事件是由他们发动的吗？我想不是，五一六通知中说明是由共产党发动的，实际上是由毛本人发动的。当然，毛可能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他要做的事就是无产阶级要做的。但这只能当作个人妄想，历史不做这种判断。从事实上看，首先被煽动起来去打家劫舍的是青少年学生。在武斗不可收拾时，派工宣队救火，而各地工人组织夺权、停产，武斗愈演愈烈时，中共是急于扑灭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急忙让工人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可见工人并不是发动者，只是被号召裹挟、操纵而参加其中。因而他们并不是这个事件的发动者和主导者。我们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它可以说是由第三等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西耶哀斯作《第三等级》，书中问：“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也就是说，运动的发动者要在国家中获得发言权和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有三级会议和网球场宣誓，他们才是革命的动因。可文革中工人们可曾获得了他们的利益？批经济主义妖风，不就是剥夺工人么。那些不知轻重的工人造反派也被镇压得很惨。虽然文革后期也弄了几个工人放在政治局里，吴桂贤好像是个纺织女工，但谁都知道那是摆设而已，哪有他们的发言权。

问：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工人阶级确实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而且许多工人师傅，非常反感造反派，他们自己就是旧党委的拥护者，保皇派。

答：好，我们再看一下“革命”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革命指实施变革以顺应天命大道，《易经》革卦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我们祖先对革命一词最经典的用法。夏桀无道，残害百姓，汤推翻他，史称汤武革命，在我们先人看来，革命要顺乎天而应乎人，它的目的一定是让社会的运行更合乎天道人性，使百姓安居乐业。这里包含着根本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善政的原则。夏桀乱施虐政，使百姓无法好好种田，百姓痛恨，作歌诅咒夏桀：“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死啊，我恨不能跟你一块死了”（“是日何时丧，予及汝偕亡”）。汤是很人性的君王，他看到下属把捕野兽的网四面八方围严了，不忍，说，“这样岂不斩尽杀绝”，所以要人网开三面，给禽兽留下生路。结果四方诸侯都赞扬他仁德慈善，施及禽兽。由此我们便可推知，在我们先人心目中，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问：这样解释很受启发，在人们心目中，革命就是杀人夺权，血流成河很正常。

答：这正是红朝教育的结果，国内人称“喝狼奶”，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可惜我们不得不承认，毛的革命观就是如此，他那些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之类的，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了。但我们切要记住，革命会有暴力，但暴力不是革命的目的，一味强调暴力一定会走上法西斯道路。乔治－索雷尔作《暴力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靠暴力。他为列宁的暴力辩护，他本人最后成了墨索里尼的崇拜对象和精神导师。我们上次说过，毛的思想体系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的山寨版，他对苏联清算斯大林极不满，甚至害怕，所以他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痛恨赫鲁晓夫丢了这两把刀。刀是干什么的？杀人的。这套革命观正是血腥的文革的思想来源。

问：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在我们祖先那里就含有“施仁政”的意思，那么在西方，revolution 这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答：问的好，我正想和你谈这点。西方思想家谈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法国文学大师夏多布里昂有部《论古今革命》，汉娜－阿伦特有《论革命》。夏多布里昂的著作是想搞清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从古希腊开始苦苦思索，但终不得要领。阿伦特的著作，在我看来是抓住了要害。在书中，她也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革命这个字的拉丁词根，指出，革命原本是一个天文学词汇，表示星体周而复始的运转。它的原始意义竟然不是破坏、改变，而是“保持平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意思。你可以读一下《法语文化大辞典》，这个词的第一意项就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里有和我们先人所讲“顺乎天”暗合之处。随后，在分析革命一词的近代意义时，她引了孔多塞的名言：“‘革命’一词仅能用来指称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阿伦特分析革命必然会带来新时代的开端和新的体验。但是“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的是，“自由的理念应当和这种新开端的体验相一致”。她反复强调，革命不只是暴力，权力易手，派系得胜，新朝确立，这些都是革命的外部表现。只有当革命以人的自由，以人的解放，以人的尊严为内在目的时，“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这也和我们先人所论革命最终要“应乎人”相通。

问：鉴于你的分析，“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似乎和革命的本意不大相符。

答：岂止不相符，简直是南辕北辙。它弃仁爱而求残忍，弃智慧而求蒙昧，弃忠诚而求背叛。从根本上说，它剥夺人的自由，让暴力和压迫成为社会的主导信条。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个表述的实质。

来源：法广

赵越胜：文革是一场文化革命吗？——文革五十周年（3）

在本次文革五十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越胜从“文革是一场文化革命吗？”谈起。

问：上次你讲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这两个概念，今天我还想请你继续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的实质。

答：好，今天我们谈“文化”这个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中，文化是用来修饰革命的定语，也就是说，这场所谓革命是文化上的。

问：我想起文革一开始，确实是从文化领域入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三家村不过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开的专栏。

答：对，确实是从文化入手，还有更具象征意义的行动“烧书”，这可是我们许多人亲眼所见。以烧书禁锢人的头脑，历史上有过先例，有秦始皇焚书，宗教裁判所烧书又烧人，和纳粹的“清洁思想运动”。李斯给秦始皇出主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就是说把书都送官府，一总烧了，两人谈话论及《诗》《书》的斩首，以古代之事批评当今的灭族！多凶。秦始皇深知这主意好，立刻下旨施行。一千多年后，教皇格利高里九世下令焚烧异端书籍，在巴黎曾有装有二十辆大车的书籍被烧。宗教裁判所不仅烧书还烧人，正是海涅那句名言“凡烧书处，必会烧人”。到1933年5月10日这天，纳粹德国又上演了烧书这一幕。

问：对，就在洪堡法学院门口，德意志歌剧院广场，现在那里有一座乌尔曼设计的“空书架纪念碑”，上面刻着海涅的这句话。

答：对，柏林你熟悉，我们也曾专门去寻找过这个“焚书纪念碑”。那是1933年5月10日半夜，上万名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穿着冲锋队制服，带着红袖章，举着火炬聚在广场上，把大量世界名著扔进火堆，戈培尔亲自发表演讲。你看看他的演讲，和五一六通知有一拼。也是讲这些作者毒害青年，德国人要清除这些敌对势力和异端思想，紧跟伟大领袖希特勒之类的。这些被托马斯曼称之为“有奴隶劣根性的小丑”，也就是希特勒的“红卫兵”狂呼乱叫“嗨希特勒”。我是亲眼见过66年红八月北京城里的狂热，亲眼见过红卫兵抄家烧书，我家南锣鼓巷一带多少大宅门院子里都点起火堆。再看到纳粹焚书的历史照片，真是似曾相识。最可怕的是66年8月被称为“红八月”，北京城变成了“红海洋”，被煽动起来打家劫舍、行凶作恶，让自己的师长和无辜民众死于非命的歹徒叫“红卫兵”，他们称毛为他们的“红司令”。这个满处充斥的“红”的印象，你保证记忆犹新。

问：确实，文革的象征颜色就是红，所以现在大陆的红歌运动会让人想起文革。

答：可我想你未必知道这句话：“我们选定了红色，这是最好的颜色，它最能刺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牢记在头脑中”，这句话出自希特勒《我的奋斗》。为什么一切残酷的专制统治都喜欢红色呢？我猜想大约是和这种统治方式离不开鲜血有关。这也是个心理问题，或许我们今后会有机会分析它。好，我们继续谈文化。在西方语言中，文化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的“耕作”cultus一词，它指称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点点积聚、升华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这个字，在我们先人那里，它指诸色搭配的一种条理，引申为铺陈成篇的文字。文化的含义，相对简单，就是 “以文教化”，它更指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和文化相对的就是野蛮。那么文化革命，从字面上理解，它应该让人在精神层面上创造和提升，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文化革命最典型的范例就是文艺复兴。那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把人从中世纪的相对蒙昧中解放出来。我只敢说相对蒙昧，因为中世纪也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文化成果。但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是让人站在了世界的中央。用布克哈特的话说“文艺复兴的文明第一次发现并充分显示人们全部和丰富形象”。有伊拉斯莫、庞皮纳齐、皮科的思想，但丁、塔索、彼得拉克的诗歌，开创一个新世纪，更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这些大天才的杰作，真正带来了文化革命。光瓦萨里的艺术家传略就收有二百六十余人的行迹。这个以文艺复兴为名的文化革命，所以之能产生，第一动因是自由的精神创作。但是它却是以人类古代文化遗产为精神来源。

问：意大利的文化革命以复兴旧文化为精神来源，可毛的文化大革命却似乎恰恰相反。我记得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破四旧”。

答：对，这个“破四旧”口号的发起人罪不可赦。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们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个号召下，文革中对文物，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之肆意毁坏，令人发指，现在想起来都叫人痛心。这是要彻底毁灭中华文明啊，可怜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遭此浩劫，连蒙古人铁蹄灭宋也未遭如此大难。有后人评元世祖忽必烈“独崇儒向学，混一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而文革的发动者对文化本不存一丝敬畏之心，对中华文明生死存亡毫不在意，把这种毁灭文化的运动称做文化革命，只是一种反讽。在毛的心目中，什么文化、文人，统统狗屁。只有造反有理，只有把一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有大破而没有大立。看看这个文化革命的成果吧，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问：听了你的分析，我感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概念似乎是个虚假概念，也就是名实不符。它的实际运作和它所指称的东西完全相反。

答：对，我确实是这样看。上次我们谈到无产阶级，在中共建政之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用来指工人了。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阶层在列宁党国体制下的实际地位，类似于国家工厂中的奴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性组织起来向他们的雇主，也就是国家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说由他们来发动、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完全是天方夜谭。而革命这个词，从其本源来说，并不仅仅指暴动、改朝换代，它自身中包含着人类争取自由的价值含义。而文化一词，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了，它的本源是耕种，这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是一个萌芽生长、保持的漫长过程。象文革发动者所向往的“彻底”、“横扫”几千年的“四旧”，实际上是根本不承认有文化这种东西，更不懂文化有保守、保存、延续的特性，视人类千百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如粪土。所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是由独裁者发动的毁灭文化的反革命运动。

问：确实，这个概念流行多年，人们习惯地不去想它，不去深究其真实含义。看来要真正反思文革，还有许多工作要作。

答：是啊，列宁式党国体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不停地对国民洗脑，因为稍一放松，自由的思想就要萌芽、传播。而洗脑的第一要义就是指鹿为马。当然，洗脑必要以暴力为支撑，没有暴力，人们不会认可鹿是马。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中极精彩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在真理部的墙上刻着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专管仇杀的部门叫仁爱部，专管战争的部门叫和平部。不要以为这有什么荒谬的，久而久之，人的心中会习惯这个叫法并信以为真。但要想保持这种盲信，一定要配之以“仇恨时间”，每天两分钟。时间不必多，盲信的张力就可以保持下去。为了让盲信有效果必须创造一种“新语”，使用这种“新语”，人就能具备“双重思想”，也就是能够“明知是假而信以为真”。“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新语。这套把戏从列宁建政就开始玩，中共不过是拾其余唾。所以索尔仁尼琴在批判列宁党国体制时，苦口婆心地讲，拒绝谎言是得救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暴政之下最爱焚书？因为焚书可以使谎言永恒，因为好书意味着自由思想。毛最得意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却是中国人的不幸，在二十世纪还要再受焚书之苦。而今虽不见焚书，但见封网，封网乃焚书之技术版。天下苦秦久矣，不知那些热爱文革的人是否知道自己仍然是大秦朝的那群猴子。

来源：法广

赵越胜：刘少奇之子刘源为什么不为父伸冤？——文革五十周年 （4）

问：刘源从总后勤部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去了人大财政委员会，离开了军队。以前曾有人推测习近平会重用他，担当军委纪检书记。这事正巧发生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引起一些议论。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答：由于中共当局的禁令，对文革的反思显然没有深入下去，但我们还是见到了一些精彩的反思。文贯中先生在上海他的母校徐汇中学发表的讲话就极好。他号召那些文革中的施害者反思悔恨，却言词淳淳，没有一点怨恨，显出一派宽厚仁慈。贯中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却从未向我讲述过他受过那样惨烈的苦难。读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只有老婆婆一个人在家等他时，让人不能不落泪。而贯中讲话却是要“感谢”，甚至感谢他的“冤家对头”。但贯中的宽恕，是在分清是非，指出罪恶，号召忏悔前提下的宽恕。他感谢的是黑暗中人性的光辉。贯中最后鼓励我们“牢记文革教训，坚持做人的底线。他说：“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

问：我完全同意文贯中先生的看法。今天你提到刘源，我们知道，在文革中，他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人，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言论，是维护毛的，甚至对他父亲也有一些批评。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分析一下红二代这个群体现象。首先，红二代只是一个称谓，原则上不含褒贬。现在老百姓反感这个词是因为活动在台面上的红二代实在不堪。我有许多“红二代”朋友，真是人品敦厚、虚心向学，对普世价值、人类文明大势了然于心，对共产体制的弊端和它的罪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只是这些人从不出头露面。其次，文革中受苦受难绝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否定文革，进而否定造成文革这种民族灾难的制度。我注意过刘源的一些言论，文革刚结束时，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据说也很不容易。在八十年代初校园民主运动中他可谓先锋人物，曾竞选人民代表。我记得他曾描述过文革中，“在几千个暗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流着血和泪。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以他的身份，从贵为王子一下子沦为奴隶，我们能想见他的痛苦，也对此深表同情。在当时的竞选会上，台下有人提问，他也说过很开放的话。他说：“多党制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有好处，中国要民主，一定要民主，我愿意打冲锋，向封建势力宣战，与特权决裂”。这都是白纸黑字的记载。

问：听了这些话，真有点吃惊。不能想象，他还有过这么开放的时候。

答：你再看看他后来的言论。第一是为毛辩护，“有人说毛有罪，即便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罪”。他还打比方，说“中国是个大仓库，毛是负责看守仓库的库长，仓库失了火，库长没看好，当然应该受批评。但他跟四人帮不同，四人帮是到仓库里放火的”。你看看这见识，仿佛文化革命是四人帮发动的，毛没看住大门。毛自己都承认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发动了文革。再有，就是批评他爹：“文革虽然父亲一开始就靠了边，很快又被打倒，对文革损失似无什么责任。但作为国家主席，他没有制止这场动乱，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错误”。这话简直近乎混账，这就好比说：“我爹叫人杀了，但他没有制止住杀人犯杀他，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刘少奇确实有错也有罪，但在列宁党国体制下，手上没血你根本不能存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有部名著叫《群魔》，专门描述了这种共谋关系。我称之为“血绳定律”。但文革和刘之被整死，确实和他本人无关。或许这是他唯一一次无辜，他宝贝儿子还不依，连这次机会也不给他。太史公有言：“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

问：看你讲的他前后的变化，真判若两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这可以有很多分析的角度。我看到有人说，刘源不为父伸冤而维护毛，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仁恕的传统。错，中国古来仁人志士为父报仇的多了。伍子胥报楚平王杀父之仇，“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明末大儒黄宗羲，其父黄尊素为东林七君子，遭魏忠贤阉党迫害而死。崇祯平天启冤案，黄宗羲上庭与阉党许显纯对质，袖藏利锥，当庭痛锥杀父仇人。所以从中国文化传统角度替刘源辩解不大站得住。相反，中国传统中倒有“不报杀父之仇是为不孝”的说法。后来，我看到刘源在毛家后代婚宴上的讲话，“对我们毛刘两家，和则盛，斗则衰，合是正确，离是谬误，我们两家人，最起码应该做到，和而不斗，合而不离”。我才明白刘源的精神资源，仍然局限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水浒聚义厅水平，原来还真高看他了。

问：看他的这个讲法，仍然是个家天下的框架。

答：对，在一些红二代，尤其是当权的红二代心目中，中国的事不过是那些名门大姓之事，和老百姓无关。所以刘源之替毛辩护就绝非“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能解释，其政治学上的意义要远大于心理学。其实，红二代掌权并非现在刚开始，在邓、陈世代就已经这么做了。大家似乎忘了，李鹏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江泽民，若从他养父江上清一系论，他也是红二代，至少是“新进门户”，陈云讲到权要交到自己孩子手里才放心。他们这样考虑也这样做了。这有点像东晋门阀政治，士族大户进入权力中枢，到了江李的后代掌权，门阀之势渐成。象李小琳，一时权势炙手可热。她前几年在开人大时，一身名牌，招摇过市，提议要给人建立“道德档案”，张狂无度，很有点“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的气势，国人皆曰可杀。

现在红二代全面掌权，在宗族政治的结构下。刘源的行为也好理解：“俺爹虽然打俺，但家还是要传给俺”。这说明中共不是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有点像清末满族亲贵为挽救大清朝组织的宗社党，只是势力比宗社党大得太多了。这点倒是中国特色。因为在苏共垮台前，我们看不到红二代掌权的现象，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也不过是个外贸部的副部长。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只是《真理报》的头儿。斯大林的儿子至多是个中将，而且从未进入过权力核心，因为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门阀政治的传统。

问：我理解你说的门阀政治，就是由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主持政坛。

答：简单说是这样，但我也只能说中共当下的价值取向有门阀政治的影子，也就是说一群非血亲关系的权势人物，因上一代的荫庇而形成左右政坛的政治势力。他们彼此照应，彼此提携，看看习上台后红二代集会造势的劲头，还真有点这意思。但是区别在于，门阀政治绝非贵族政治，因为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帝王垂拱，士族当权。这点陈寅恪、田余庆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门阀大族主持朝政，但要以皇权为中心，而贵族政治则是贵族与王权形成对立、制衡。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与约翰王博弈的结果。门阀政治绝不会产生新的政治结构。但是你说中共制度一点现代因素没有也不对。它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毕竟也要依样画葫芦，那就是列宁式党国制度。这一点列宁在他创造的那一套所谓国家、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中早已明定。这个党必须以党的独裁领袖为核心，所以薄习斗绝不可能出现共主局面，只能是败者屈服于党的领袖。可惜，说红二代像门阀大族也实在高抬了他们，看看东晋世代王谢大族，哪个不是才华绝代，出儒入玄，词章精妙，人格俊朗。与之相比，红二代则猥琐太多。所学所知不出中共教科书，加上些喝狼奶获得的野性，就能治国了。

问：你的这个解释实际上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还有强烈的前现代色彩。

答：对，所以看中国政治，几乎不用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甚至不用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而宗族门阀传统倒不失为一个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看，刘源不为父伸冤，而为毛辩护就好理解了。“刘毛两家”，这是他自己的用语，再斗的你死我活，归根到底是一家人。号称“人民主权”的共和国，权力来源竟然和老百姓毫无关系，哥儿几个一捏咕就成了。想想有点悲哀，中国政治之不长进，真让人无语。

来源：法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