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59:福兮禍所伏
1967年8月22日,中國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來回應英國對48小時「最後通牒」的置之不理,對香港「愛國同胞」打擊有多大?可以用《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其後在我面前的謂嘆,說明一切。這位資深前輩參加過二戰的前線採訪,和湘桂大撤退,觀察一向敏銳,「愛國」從不後人,「反英抗暴」開展幾個月來,他甚至帶一把刀上班,準備隨時抗英搏鬥。他那天跟我說,「反英抗暴」「玩完了」;「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弓滿不發才是致勝之道,不提最後通牒,對方不知你會怎麼出招,提了48小時,之後又冇料到,就被人「睇死」。說明中國需要香港保持現狀,絕對多於英國需要香港。
陳老凡見多識廣,在左派意識熏陶下少見有這種政治敏感度。但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低。「最後通牒」無疾而終意味什麼,陳凡看得到,英國人不可能看不到。歷史性的轉變,往往就是一件小事引發。「最後通牒」就是這件小事。
港英當局對左派暴動採取維持治安的強硬措施,並沒有預期會得到香港輿論和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幾乎毫不重視在香港的管治。二次大戰末期,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認為,放棄殖民地是戰後的大勢所趨,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主張戰後由中國接收香港。但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斬釘截鐵地說:「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他問陪同蔣介石參加會議的宋美齡:「你以為我真的是騙子、惡棍,守住殖民地不肯放手?」宋美齡收起常見的笑容,反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這種想法?」可見保留殖民地,在那時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邱吉爾要保住香港,完全出於對遠東戰略和通過香港接觸中國的高瞻遠矚。
戰後四年,中國內戰導致大陸建立共產黨政權,一開始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此外是大陸人大批湧來香港,帶來了資本、工業技術和經營手法,改變了香港的經濟局面。然而,英國雖管治香港,在香港卻無法作「長期打算」。近年解封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文件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香港歷任總督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中共領導人的壓力,都要放棄。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曾表示,如果倫敦試圖改變香港現狀,「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另一份文件顯示,周恩來總理曾對英國官員說,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
因此,在政治上,英國無法把民主制度引入香港,只能夠在香港延續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管治對英國商人在香港的傳統利益或有裨益,但對英國的國家利益卻很少,而且背上殖民主義的惡名。因此,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1967年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的確是在英國傳統法治下的「無為而治」。香港那時仍然實行「大清律例」,即容許納妾。香港紀律部隊的貪污也「制度化」。警察、海關、消防,貪污已經成為維繫運作的必要潤滑劑。消防隊救火,明言「有水就有水,冇水就冇水」。對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和建於山坡的寮屋大火,港府亦只是建造設施不全的狹窄徙置區應付需求。對於資本家盤剝、工人遭到不合理待遇,政府也沒有·立法規管。在殖民地掌權者眼中,這些也許都是中國人習慣的生活方式。
在港英政府內或十里洋場中,有沒有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肯定有。英國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不會明顯流露,但在就業、升職等各方面,華人受到洋人的不平等對待,是可以被看到的。
港英不作為,種族不平等,和一些管治弊端。香港人知道。但比較他們逃離的地方,這些不滿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最重要是在法治下的香港,人身安全有法律保障,不會有突然而來的政治災難。英治下不會要香港人唱國歌,敬英國旗,若非職業需要也不要求香港人講英文。比較起不滿,香港人更重視英國人帶來的自由、法治和安全感。
1967年的「48小時最後通牒」,令香港廣大市民知道:中共政權在可見將來,不會「收回香港」;港英以強硬態度對付暴動,值得支持;香港是可以作長久規劃的地方。「過客」心態漸漸讓位於對香港的認同感。
英國當局,料不到會受香港市民廣泛支持。於是,港英施政就進入一個進取的新階段。福兮禍所伏,六七左暴是禍,產生的結果卻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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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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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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