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下的對證》：這一次，我們容不下模稜兩可
文｜中田
看完《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我第一下反應是詫異，它跟過去幾屆康城影展金棕櫚獎電影的個性很不一樣，她很爽直地道盡婚姻之真相、兩性之爭、異鄉人之有口難言，毫不轉彎抹角，也沒辛辣言辭。《墮下的對證》是一齣不折不扣的法庭類型片（英文片名參照了 Otto Preminger 的法庭片名作《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 ），導演 Justine Triet 與伴侶 Arthur Harari 合編貌似是「誰是真兇」故事，敘說女作家 Sandra 被控謀殺丈夫 Samuel 的審訊，劇本飽滿，用法庭內外的人物對辯，引導觀眾思考難以用簡單二分解釋的現實情境。編導為案情保留懸而未決的部分，唯正如作為旁觀審訊發生的中立角色（一個為確保司法公正而奉命看顧被告兒子的女子）所言：「我們必須作出判斷」，而判斷本身是容不下模稜兩可，電影已表明對人物正面 / 負面的看法。導演 Triet 憑《墮下的對證》摘下金棕櫚，旁觀者可以視之為評審團對女性的擁護，關乎性別政治立場的表述；也可看成是康城影展對 Triet 運用蒙太奇與聲音組合重新創造電影的肯定，跟電影的藝術性至關重要。在我而言，後者是《墮下的對證》的致勝關鍵。
法國傳奇影評人巴贊的電影理論著作《電影是甚麼？》，寫過「優秀的電影不是為現實增添效果，而是發掘和揭示現實。作為電影藝術，沒有聲音確實是一個缺陷，也就是說，缺失了一種現實要素。」巴贊在此肯定聲音的加入，為電影帶來了革命性的進步。《墮下的對證》開始就只有聲音，作家 Sandra 接受訪問用英文問記者：「你想知道甚麼？」此話過後，電影才出現第一個影像——一道連接閣樓的木樓梯，網球滾下，一隻狗沿樓梯走下來咬住網球。這個時候，影像重點是那隻狗與 Sandra 兒子 Daniel 的互動（值得一提的是，Daniel 用法文和狗溝通），Sandra 的英語訪問成為背景，以畫外音的形式進行著。這個簡短而不具多少劇情意義的開端，呈現了 Triet 關心現實的電影作法，聲音與影像可以各自為政，提示在敞大間隔的室內空間，人與動物皆自由地活著。
《墮下的對證》首先利用聲音擴展故事的現實情境，後來語言成為解構 Sandra 存在困境的一部分，聲音因而佔據一個更外顯的位置。祖籍德國的 Sandra 因為法籍丈夫 Samuel 而移居法國，不善法語的 Sandra 日常都說英文，當她因涉嫌殺夫而被傳召上庭，她是法庭內唯一的外國人，在審訊初期她要求說回英語，於是她異鄉人的身份就更被放大（Triet 特別以游移的鏡頭捕捉傳譯員的反應，回應語言的突然轉換）。直到審訊後期，二人在家爭吵的錄音成為證物被公開，Samuel 指責她將其生活習性強加在他（和兒子）身上，包括語言，這些都令 Sandra 更容易被詮釋成一個有權力壓迫、傷害丈夫的加害者，Sandra 甚至乎是一個入侵者。
在這宗沒有確實證據的懸案，審訊開始就拋出了兩種可能性，一是 Sandra 襲擊 Samuel 把他推倒，二是 Samuel 跳樓自殺，兩個理論背後都有專家驗證作支撐，有說明的言辭，也有模擬事件的實驗片段。電影在兩者的論述加插兒子 Daniel 的主觀想像，他想像過母親與父親爭執後推他下樓，也想像父親自己從閣樓躍下。導演 Triet 強調此案沒有真相，從頭到尾是關乎論者演繹的角度，也就是主觀的敘事，為亡者說故事。
電影唯一可靠的閃回段落（flashback）是 Sandra 和 Samuel 為打理家頭細務而爭執，源自 Samuel 暗中錄下他們的對話，影像是配合錄音的聲帶重現當時的處境。有趣的是，當二人言語的衝突演變成肢體碰撞，電影馬上剪回法庭內旁聽群眾（包括兒子 Daniel）的反應，她不讓我們看見暴力的情況——到底誰打破了玻璃杯？誰打誰？又如何打？——因為導演清楚那是無法從混亂的聲音裡聽出真相，「真相」仍然要依靠敘事者的詮釋。
臨近結案，Daniel 成為最後的證人出庭作供，他是本案最後的敘事者，說的卻是父親墮下之前、事件發生的起點。在聽過各方陳述後，Daniel 選擇相信父親有自殺傾向的敘述，他在庭上分享某天父親駕車時跟自己說，他們的愛犬 Snoop 可能覺得疲累，而且終有一天會離開。導演同樣為這段對話補上閃回的段落，不過聲音卻有著微妙的處理，這次我們不再聽到 Samuel 的聲音，取而代之是 Daniel 咪嘴代父說話。
《墮下的對證》透過沒有實證的審訊，人人都為死者敘說自己傾信的故事——主控官把 Sandra 塑造成深不可測、不可信的疑兇；律師團隊為了贏得官司，將 Samuel 墮樓的事件說成自殺；男心理醫生同情 Samuel，認為他受來自外國的女人 Sandra 迫害；研究死因的女專家則相信案情不涉及第三方襲擊——導演 Triet 由兩性衝突、失衡家庭的議題，推至呈現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只有我們所信的，才是真相。真相只是一個由講者敘述的故事。故事說得愈真，它就成為大眾承認的事實。
人類世界有複雜的權力瓜葛，語言的誕生使人獲得跨越真實的能力。容我冒著斷章取義的風險，再度引用巴贊的《電影是甚麼？》，「人類對動物的情感是自我意識的投射。我們只會按照我們認定的牠們所擁有的情感方式來理解牠們的表情和行為」。Snoop 不會說人話、不會說故事，我們如何理解牠，取決於我們相信甚麼，就如世間所有難以解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