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

作者/Cicero

克伦威尔的十字架，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贝利亚的行刑队，与坠落的三叉戟客机。历史总是惊人一致的把这些革命者的命运导向同一个终点，并且以反革命的定性戛然而止。似乎一些革命的本身就涵盖了反革命的要素那样，让革命成为一个自我矛盾的事物（革命为反革命的根据，而反革命则为革命的实存）。然而，历史却以同样的呼声告诉我们，这些革命却又名副其实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诚然，这使得弄明白革命与反革命的构成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非常的重要与迫切。

政治权力的压迫是革命的催化剂

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势必会衍生出一定的政治制度，而政治权力则源自于区别于意识形态的“感性的社会”。因而作为在“感性社会”中陈述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权力便成为了政治权力的来源。这种“感性社会”中微妙的关系的具体体现恰如马克思所陈述的那样“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因此政治制度与社会权力的偏差便显而易见了。

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曾经提出了两个有趣的概念，一个是剧场社会（官方通过一系列行为，仪式或艺术形式来烘托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变成了舞台），一个是场面话语（在剧场社会下，为了符合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表述）。这二者无疑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权力的综合的体现。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不言而喻，它们是伴随着一面红旗的升起后，自上而下灌输形成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具体执行的政治权力中，虽然传统与传统的自我斗争起到了对部分封建势力的压制，但是政治权力在进一步的执行中却变相的成为了一种对于社会权力的压迫。这种压迫并非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直言不讳的是，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直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通常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恰巧的是，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新生的政治制度从上而下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为政治权力的压迫提供的了便利与合理性。这使得在基层治理中的反动变得固若金汤且理直气壮。但历史的进程不允许任何势力的阻碍，自然灾害彻底改变了除城市以外的地区，在被限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传统村落中滋生。村落的市场也转变为了黒市（社员自发组织形成的地下交易市场）与白市（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实行统一收购与分配的市场）的二元市场，这是一种源自于“感性社会”自发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仍然是一种“实践惰性”（萨特的哲学术语：因为受到原有发展路径的牵制而拒绝改变）。

真正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斗争还应当从GCR (The Great Culture Revolution) 开始。在这一点上，领导人是先知先觉的，但是他错误的将农民判定为是具有革命性的（本来我不想在他这一问题上做过多的赘述，但似乎争论是不可避免的），继而全国便陷入了彻底的反动与“反动”的斗争当中。含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群众被赋予了“走资派”的帽子，而保守主义者也被打为“封建旧势力”与“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从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意识形态为政权存在合法性作证明的地位，转而，人民群众走向了一种对这一概念的怀疑。以至于在GCR的后期，统治者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改革与资本的方式）去重新申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因此改革开放这种类似于将政治权力从社会权力中拿掉的改革方式，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反革命斗争与存续的方法

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受到来自东方“红色”思潮的影响（唯意志论），学生曾经打出“想象力当权的口号”（想象力当权即意识形态当权）。学生企图借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推翻一切存在的旧体制。因此萨特的“介入”概念在巴黎街头风靡一时，“融合群体”通过自身集体意识从而积极的主动的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但是学生这种对政治或历史进程的介入似乎并不算高明，更多的情况下，学生在挑衅与攻击旧制度的同时，也逐渐对这一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惰性，并且思维方式也仅限于意识形态所塑造出的两种阶级对立的观念之中而致使错失很多机会。因此一部分学生的思想被主动或是被动的禁锢在了意识形态的牢笼中。从这一角度看来，革命确实是自己创造了反革命的方式来禁锢了自己。

反革命的人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他们只希望革命者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等政治狂热过后，意识形态的影响消退，保守主义者又会重新归来，保守似乎在深层次更受“感性的社会”青睐的，就像之前所提及的那样，它是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进行的一种自发的行为（先于意识的行为）。这意味着即便革命者推翻了旧的制度并建构了新的制度，保守的意识形态依然能够死灰复燃。“五月风暴”的结束不是因为警察或者军队的强行清场，而正是因为普通的民众受够了动乱而产生的不满，他们想以一种极为寻常的生活方式驻扎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本质上，即便学生们成功占领了巴黎变成了巴黎公社的社员们，这一切不过是对旧制度的完美复刻而已。冥冥之中，反革命似乎不再指向意识形态而是另一种存在于彼岸的“自在之物”。

然而“自在之物”这一概括还是太过于潦草与敷衍，并不能对反革命产生的真正原因加以诠释。因此这是一种推卸与不负责任的态度。这还需要引用“景观”这一概念加以进一步阐述。在弥散的景观社会中，媒介主导了发言权，媒介通过布置景观给旧道德塑造了一种伪装的先天性。这种伪装的先天不仅骗过了台下的观众也骗过了参与景观塑造的主体。无疑，在景观的支配下，这一种先天性成为了傀儡并为当前的旧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因此无处不在的景观将人禁锢了在了消费社会之中，并且进一步通过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提前为人支配好了其非劳动时间的一切选择。

“五月风暴”并非是彻底的失败，它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是一种对官僚主义与消费主义彻底的反抗，正如学生自己所做的那样，抛弃掉意识形态的枷锁，而进行更广泛的斗争。这也成就了两位大师——德勒兹（《太凯尔》的投稿人之一）与巴迪欧（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

对革命与反革命摸索

综上所述，革命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权力的压迫所带来的产物，但究其根本，依然是“感性社会“的一种自发的选择，即一种新生的社会关系对旧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取代。因此盲目的通过所谓的“观念革命”，脱离实际的去推动社会的发展是荒诞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因为这不仅无益于社会发展，反而会将革命推向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而反革命也不是来自于一种先天的本性，而是景观所约束的隐性的意识形态。这一限定将消费主义社会中的人牢牢的约束在景观所制造的幻象中，从而达到将反革命伪装成先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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