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日记（二）

2022年9月5日 第七天

昨晚看了一个影片，里面的妈妈哭诉自己的儿子是如何积极地配合防疫工作，自己的疾病却被拖着，直到被封控十天之后去医院，已经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样的悲剧已经看过太多了，以后也不会少。疫病不可怕了，已经没有人因为和感冒症状相似的肺炎去世了，但仍然采用过度的一刀切的防疫，让太多人不应该地去世了。

今天午夜，这个被封控为中风险区的小区，又是一次集体核酸检测。看到邻居们都整齐地排着队，想起早些时候和朋友打电话，朋友在电话里说，明明是防疫，却让大家排着队在小区里聚集，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能自洽。我在队伍里想，明显防疫人员也可以一个个上门，这样那些下楼不便的人也不用麻烦了，但仍然觉得让大家排着队是“防疫”——表演大于防疫，一场集体感动大于思考这其中的运作。

今天是第七天，应该是解封的时间了。但是上午下楼看了看，仍然是严严实实的封控，甚至说今天不能遛狗了，因为有“督导组”要来检查——好像我下楼遛狗了，就会影响整个居民区。解封怕是要等到明天了。

今天中午地震了。当时我正在午休，晕晕沉沉感觉到从童年起就一直伴随自己的地震震感，横向的，不受控制的摇晃。过了一分钟，震感停下，拿起手机打给男友，确认他和猫的安全。第一次没接，第二次再也打不通了——也同样按照自己的成长经验，地震之后会有一段时间通讯受限。几分钟之后终于打通，男友已经把猫装进猫包带下楼，等着平息后再回家。总算是确认了自己牵挂的人毫发无损。

但我无法想象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因为防疫，许多人被禁足在自己家中，甚至一些关闭了电梯运行，楼下的铁门上了锁，门口还树立起了临时铁墙——这种时候发生了需要赶紧去空地上逃生的地震，却出不去。一纸防疫令大于健康常人的危机安全，若是发生了意外，谁该来为这一切负责？消防通道和紧急出口都上了锁，是不是防疫令就要大于人的自然求生本能？

一下午都在这样的后怕中，偏头痛久违地发作了。

2022年九月6日 第八天

今天上午所在的小区又是一次集体核酸检测，说的是检测之后就会挨家挨户发出门卡，之后，每户每天只有一人能凭借这个出门卡，出门两个小时。终于可以出去了，心情竟然像期待大日子一样，期待本就属于我的权利回来。

刚到核酸检测的队尾，收到一条短信“丫头，疫情期间做好防护”——是几个月前去世的朋友C的妈妈发来的。她说今天是C的生日，要出门给他过生日，发短信来是希望C的朋友们能“开开心心，快乐生活”。看到这些鼻子一酸，眼泪无法自控。可是阿姨，这样的生活太痛苦和难熬了，要怎么样才可以开心起来？

很多时候想起C的妈妈，都觉得看到了我自杀后的我的妈妈——自己的朋友们会渐渐振作，但她会是持久地被这样的绝望打倒了的人。自己永恒地摆脱了这样的煎熬，但亲人也许再也无法解开这个不得不自杀的秘密了，更无法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怎么做一个快乐的健全人。

测完核酸，去门口问了问情况，给我的答复是如果全城解封前不再回到这个小区，只需要登记清楚就行了。我转身打算回去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了。一回头，有两位不认识的邻居在门口焦头烂额地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一位是个老大爷，说自己每天都需要服用的处方药用完了，需要出门买，但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么办。另一位是个妈妈，说自己的孩子咳嗽了好几天，就等着解封了出去看病，但一户只能出去一个人，她要怎么带孩子去医院。

我也是需要“出逃”的人，来不及听到他们后续的对话，先回家了。回去的路上想起，昨天看到出台了紧急规定，任何机构和医院都不得因为疫情防控阻拦市民看病——但门口的社区工作者好像极其坚决，不知道是这些底层执行者没有得知这样的新规，还是这样的新规根本就只是徒有其表的安慰剂。

回家跟妈说起刚才在门口碰到的老大爷和妈妈，我妈驳斥道“可以在网上买药和看病，为什么就非要出去呢，他们只是想找个借口出去而已”。一旁我爸看到我坚决要离开小区，说现在管得很严，那些人不会让我走的，泼凉水说着就算我得以离开这个小区，也无法回到自己的住处。

在这样的屋檐下生活才是我不得不走的原因。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在他们的眼中大于一切，他们相信是防疫得利才无人因肺炎去世，他们相信在一万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国家，已经有一百万人死于肺炎。他们相信管理严格才是有效的防疫——我本以为那些权利是被剥夺的，听到父母这样毫无同理心和逻辑的说法，才惊觉那些我们拥有的权利，是自己以各种原因让渡出去的。

收拾好了东西，顺利在门口登记，得以离开这个一周未能出去的住宅小区。最艰难的一周终于过去，最不想从人生中抹去的一周就这样抛在身后。在门口打开一辆共享单车，离开时才终于看清这段时间门口的全貌：医疗中转区，生活物质中转区，到处都是穿着蓝色手术服和白色防护服的人，甚至有一个集装箱，里面有两个工人在休息。

秋初的太阳很烈，但已经不再炎热了。公路上和我前几天在天台上看到的光景一样，寂寥空旷。我沿着熟悉的小路骑行，看到有人们说说笑笑回到自己的家，还有人把手机放在路边的小桌上，自拍或是在直播跳舞。

回到自己的住处，又是经历一系列盘问和登记，这其中被当做罪犯一般的被警惕的屈辱，只有在那些人面前装作一副顺从和配合的样子，才能避免焦虑和愤怒同时从胸口冲出来，变成冲突，甚至惹上干扰防疫的罪名。一个小时后，终于在自己的住处收拾好东西，出发回去十多公里外和男友同食共寝的家，没想到这才开始经历真正的困难——我没有资格搭乘任何公共交通。

极其天真地到达地铁站，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要经历出示健康码、扫场所码、出示核酸记录，还有大包小包的安检——这一系列会让我焦虑发作的事。“今天要耐心一些，只要能上地铁就好”，这样跟自己讲。但到了安检口，安检员只是看了看我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就决绝地宣布今天不能放我上地铁了，因为我不是保障人员（必要生活物资供应公司员工和医疗工作者），并且最近一次核酸记录是24小时以前的，过期了。

我拿出今天上午核酸检测的凭证。“也不行，这个无法证明你是阴性的。”从检测到出结果，快者两个小时，慢的时候七个小时，中途空白的时间，我要怎么证明我的“清白”？今天是不赶时间，但若是性命攸关，也只有这样等候一个结果，才值得被抢救或是送入急诊室吗？这些话未能说出口。当时的我只是让他看看凭证，想说明我去检测了，只是还未得到结果——但对方只有一句，不行。

作罢，离开地铁站，委屈得想哭，但还不是该哭的时候——十多公里，也许只有骑着共享单车回去了。走了一公里，看到有出租车经过，决定找个路口边尝试打车。第一辆有人，第二辆上也是载着人，终于第三辆出租车经过我，也已经有其他乘客了，但司机却停下来招我上车，说送完这位乘客就送我去目的地。

坐上车，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得知，出租车按照封城的规定，也只能搭载保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但司机说“这种时候肯定是有急事才会出门啊”，我才得以侥幸打到车。路上司机开始跟我闲聊，说这段时间谋生不易，我也跟司机讲述，早些时候在门口碰到的，需要出门买药的老大爷和着急带孩子出门看病的妈妈，司机也表示对这些一刀切的不满“真出了人命谁能出来负责呢”。

十多公里的路途，没能看到几个行人和私家车，却隔几公里就有几个临时交警岗，是检查私家车有没有出门的通行证，擅自出门的私家车会被劝返和罚款。一路上看着自己长大的城市在夏末初秋，却比过年还要寂静和空旷。闲适、慵懒、慢节奏等等作为本地人自豪的标签，竟然已在几天之内消失殆尽了。街铺的卷帘门紧闭，住宅区的大门被铁链紧锁，还有一些地方甚至拉上了边境专用的刀片铁丝网。正如同卫斯理在《追龙》中的话：

「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中午十二点半，离开父母家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得以回到了和男友的家。他已经做好了饭等我，打开门，放下包，就忍不住抱着男友开始哭泣。情绪已经无力承担更多了，终于回家了。吃着男友精心做的午餐，在劫后余生的后怕中很难平静，只是断断续续讲着这次艰难的出逃，说着说着又装满了眼泪。

下午休息了很久，和朋友们聊了聊天，做了一些家务，与男友久久地拥抱，约好天黑后和一起出门散步。

夜间出门看到有小孩们在玩闹嬉笑，人们遛狗，还有老年人聚在树下聊天——习以为常的这些属于我的生活，在一个不会保护市民的政府下变得如履薄冰，封城后这些残存的城市照常运作的微观风景都让我振奋。这些无法摧毁我的也不会从任何一个方面让我变得强大，只会加速把我拽回精神危机的沼泽，反复地诘问我，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