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freeyuya——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讨论（3）

这是第三篇回应freeyuya的文章。我与这位马特市民在今年1月27日《新疆集中营是个全球性问题》文章的评论区里相遇，详情参照第一篇回应。由于评论区的篇幅有限，写此文章以求完整地回应freeyuya（下称FYY）所提出的疑问。

3.所谓基层乡贤说

这是新疆集中营是否有可能大量存在的一个分支问题。探讨的是新疆的伊斯兰社区的构成问题。具体讨论的是一新疆的伊斯兰社区里是否有乡贤存在，二如果存在的话乡贤是否能发挥在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说明新疆不可能大量存在被地方政府或军队管制的集中营（或称再教育/职业培训学校），这是FYY的观点。只有先把两个具体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达到最后的结论。

• 关于汉民族的乡绅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在社会学中我对于所谓基层乡贤说基本的理解是基于，杜赞奇所著的《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杜赞奇根据日本在华北农村殖民时期的资料，分析晚清的华北农村的乡绅与“经纪人”，在乡村社区的文化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提出了“营利型经纪人”（基層政權贏利型經紀人）这一概念，描绘出农村乡绅的地位是如何在，逐渐内卷化的文化网络里，遭到经纪人（类似现在的非在编城管）威胁。

也就是说，杜的事例研究说明，原本作为村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的乡绅阶层，在晚清的时候力量逐渐式微。而经纪人虽然不是体制内，但却做着体制派下来的工作，比如收取农民的农业赋税。一般这种人在乡村里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比如无赖和流氓。然而这类人，却登上了舞台，凭着征收税务的名头，为自己谋私利。这就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平衡，乡绅的力量微弱下去。

在书中杜赞奇的分析更为缜密，还有许多层次的论证。在此处只提取出乡绅在乡村社区里的发挥的作用这一点。简而言之，根据杜的研究可以知道，乡绅阶层在晚清时期开始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当然，这里的乡绅是汉民族地区，新疆的伊斯兰社区是否有所不同。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找准思考的定位。仔细审视当下的汉民族中心的意识形态。

我们有试图去了解在新疆本地人眼里，汉族人的形象如何吗？我们有试图了解过其他民族的诉求吗？只是一昧照着自己内心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图景，无视民族之间的差异，无视少数民族自身的利益与追求，无视历史上的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个“一家”的想法不过是将所有其他民族视为非汉族人罢了。一旦有偏离工业化发展的反抗，便把这些人群视为“落后”“思想贫瘠”“懒惰”，如果牵扯上了非汉族的因素，便把他们视为“不思进取的夷族”，不知现代科学不知经济发展。殊不知，是汉民族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作祟。

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回看过往的历史，才有可能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接下来进入一段，关于新疆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与新疆历史回顾，最后进入对FYY的乡贤说的分析。

• 新疆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我们蒙古人把"中国人"理解为中国汉族人。蒙古人、西藏人以及新疆人只不过是被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罢了。我们只是国籍上的中国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Chinese）。                                                                    ——杨海英（2014）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扮演着多重的身份。身份认同(identity)又称自我认同，是心理上对于自己身份的认识。身份认同与个人物理外在的属性不一定时时刻刻统一。比如性别方面“男儿身女儿心”，“女儿身男儿心”或“无性别”。这里主要讨论民族的认同感。如上引用的部分结合2015年新疆地区实施的宗教认同的问卷调查，新疆本地穆斯林认同自己的宗教，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便国籍写着中国。可能香港也如此。

只有承认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所在，摆脱汉民族中心的观念，才有可能看清当下复杂的民族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不试图摆脱现有官方的“大一统”视角下的“中华民族”框架，就无法看清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更无法看清在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下，如今备受争议的“再教育集中营”的问题的真正本质。

杨经过研究指出，新疆当地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主要产生于新疆建设兵团的进驻。新疆建设兵团到底做了什么？开发与建设不是应该是造福边疆的事吗？为什么新疆本地人如此仇视汉族人呢？

1949年以来，建设兵团动员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汉人进入新疆，在新疆本地人的眼里，这是一种殖民行为。根据杨沧浩的数据，1949之前新疆当地人口480万人，到1966年因内地汉民族的移居，人口增长到了700万人以上。短短16年间，尚未工业化的新疆，多出了220万的外地人，这些人的饮食与住宿所消耗的资源从何而来呢？新疆文革的批判材料中，透露出生产兵团为了建设，占有了适宜的耕地与灌溉的水资源，激化了与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开发石油，开发矿场，种植棉花等等，所获得的利润的大部分与当地新疆居民无缘。新疆当地人称外来的汉族人为“黑大爷”，其语义和黑社会相近。由此可见，在本地人眼里，汉族人不是什么正面的角色。他们可能是抢夺自己资源的对手，而不一定是带来光明未来的朋友。

如果无视这样的背景，再教育集中营的问题无法深入探讨。

结合了以上背景，即使新疆伊斯兰社区有类似汉民族的乡绅阶层的精英阶层存在，但在汉民族的不断移居，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话语权的操作下，新疆维吾尔族的自治权实际被架空，任何关于维吾尔族等非汉族的自治权力的争取，都会被当作“企图分裂国家”的恐怖主义压制。正如杨海英所指出，目前大陆的民族主义让解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困难。我们正视问题本身的机会越来越少。

最后进入对FYY的乡贤说的分析。

• 不明所以的乡贤说

FYY：……我说监视不足，应当引入乡贤和宗教斗争作为基层的因，结果你反驳我，把“恐惧”作为因。……结果你文章里写的什么，因为摄像头监视和管理，所以产生了“恐惧”。……不仅没有反驳我的乡贤治理说，还给我送材料，证明了，恐惧是果，而且这个果没有任何用处，向记者诉说的中年新疆大妈们还是“恐惧”，但该说还是说了，该跑还是跑了。然后你又拿中共举例子，又给我送材料，中共大跃进就是因为自下而上或者上级提拔了一群新的干部作为人民公社化的领导。这些人害怕失去了权力，才对所有人隐瞒，这又是我基层乡贤说的佐证啊。

我用了三篇文章也只是浅谈了新疆集中营背后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因素。FYY只用短短的几段回话，加上最新的一篇文章，依旧不明所以。而且连我回应的前两篇文章所讲的内容，他也没看懂。从他的用词“基层乡贤”来看，的确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在正式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中，极少使用“基层乡贤”这一词汇，而比较多用“乡绅”。

如各位所见，这段FYY的语言中，没有逻辑也没递进。看不懂我的论述，就归为“递材料”，“打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之所以怀疑他是某个大家都知道的单位的员工，便是根据这类熟悉的用语与爱在大陆敏感问题底下，扰乱评论区秩序，浪费马特市的公众讨论资源，一系列特征作出判断的。如果FYY与那个单位没有利益瓜葛，我在这诚挚地向您道歉。如我的标题所言，这三篇文章只是与您的讨论。很感谢您与我讨论。

您个人资料：“最难听的话是真话，最难放下的是立场。让乌合之众团结在一起最快的办法不是爱，而是仇恨”。您的后半句我无法赞同。我自认没有资格划分谁是乌合之众，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色彩。虽说学者或者政治家习惯将人们分类亦或贴上标签，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也无法避免将鲜活的个体，简化为概念。但此刻愿在内心深处，种上一颗平等相待他人的种子。祝愿我们历经生活的磨难后，它仍能发芽生长。

希望我们都能努力地说真话，放不下立场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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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

杨海英，2016，《维吾尔人的文化大革命——基于过往研究与批判资料对维吾尔人的存在进行提炼的尝试》＝楊海英「ウイグル人の中国文化大革命 ―既往研究と批判資料からウイグル人の存在を抽出する試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