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0114-实现自由
我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14.实现自由
反正闲着没事，还是把老哈的这本书继续啃下去，希望能练就一副铁齿铜牙，下次啃什么都不怕了。
第七章的标题是：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殷海光版的标题改为“统制经济的种种危害”。哈耶克选取的题语是：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取自希莱尔·贝洛克。
希莱尔·贝洛克（1870—1953）是生于法国律师家庭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贝洛克是比较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有讲历史的，有关于政治的，也有诗歌和故事等。他的关于政治的书籍，最有名的是一本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作，即1912年出版的《奴役的国家》（The Servile State）。这本书表达了他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欣赏和捍卫，对政府干预的厌恶，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本章的题语就是取自贝洛克的这本书。看来，西方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作家中哈耶克并非最早的，当然也不会是最后的。
哈耶克在本章一开始就明说，中央指导型的经济，或多或少要遵循独裁路线，因为指导经济，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不能受民主程序的束缚。赞成计划经济的人为了抚慰大众，称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不会影响政治民主。这似乎在暗示：只要放弃我们生活中比较不重要的方面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追求更高的价值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
哈耶克说，人们有一种信念认为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力只是次要的，但很不幸的是，人们从这样一种信念所得到的保证是完全不可靠的。实际上，所谓经济动机，并非单纯，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解除贫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
在这里，哈耶克说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一种给优秀工作者的经济激励方式：“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他进一步分析后认为，集中计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殷海光译本中老殷在此忍不住大声插了一句：“这就连蜂蚁都不如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味？”
哈耶克说：即使计划者不打算用权力来直接控制我们的消费，他们还是完全可以控制我们私人生活。虽然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定量分配以及类似的措施，但计划者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并不依存于这一点，并且即使消费者名义上能自由地随意花费自己的收入，这也并不减少这种权力的效力。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这句话正好对应了前面题语中贝洛克的那句话：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哈耶克继续说，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有听命于他。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政府当局是非常强大的垄断者。在垄断情况下，控制生产和价格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政府当局的意志，不是仅能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实施控制，并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进行这种计划和指挥。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因而选择职业的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哈耶克说得很对，关于职业选择方面，凡是在改革开发之前工作过的人都会有体会。工作是分配的，是有指标的，普通人几乎完全没有择业的自由，或者可以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得不到任何正规职业，偷偷摸摸当个投机倒把分子，随时准备受到打击和惩罚。
以我个人为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16岁刚过，也有的仅15岁，便因对自身前途的忧虑而在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的情况下参加了一项国防工程——襄渝铁路的建设。工作是在深山中架设桥梁，打通隧道。生活极其艰苦，劳动甚是繁重，文化学习方面更是几如身处荒漠。好在我和小伙伴幸运，都没有缺手缺脚完整地渡过了两年多时间，分配到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国防工厂。工作岗位完全由人事部门分配。尽管我对“供应员”这样一个岗位毫无兴趣，默默工作了约5年时间。其后，幸运地适逢大学重新恢复考试招生，命运发生改变。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
殷海光译本中的译文提到：在计划经济之下，大家所能希望的唯一“选择”，就是一任政府包办“选择”。接着，老殷插话道：“其尤甚者，更依据这一原则来调配青年的，代定其志愿。结果，被其调配之人，都变的‘身不由主’。身不由主者，就是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的了。人生之可悲，孰甚于此？”
老殷的插话让我想起以前一件事儿，那是1975年前后我在“三线”国防厂的事儿。我们科的团支部书记，一位下乡多年后被招收入厂的大龄北京女知识青年。她和当年的许多比较进取的青年一样，正积极要求入党。按当年的观点，可谓前程似锦。不过，有一件烦心事让她难以决断。党组织考察时发现她即将结婚的男朋友其家庭成分差，可能是出身家庭从前是所谓剥削阶级或有某种历史污迹。党组织警告她，这将严重影响她的前途。最终，她不得不痛下决心，决定斩断这段感情，另觅让党满意的婚姻。
在本章中，哈耶克说了一大堆计划经济对个体的坏处，那么计划经济另有什么优势呢？社会主义者曾认为计划经济会比竞争性制度生产力更高。但在哈耶克写这书的时代，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学者已经放弃这种说法了。按哈耶克的介绍，那时许多具有社会主义观点并认真研究过集中计划问题的经济学家，只希望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将和竞争性制度在效率方面旗鼓相当。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哈耶克认为，当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成为目标时，必须对整个经济制度进行计划，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比自由竞争更高，引起更多的不满和压制。
关于“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问题，也许在理论上由政府进行全盘计划似乎可以比竞争性制度更加公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掌握权力的人对所谓公平另有观点，因此才会在许多方面有“双轨制”。我们现今社会中，许多经历过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年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人，从自身利益得失出发，可以有明显的对比。只是其中一部分处于社会下层又无特别技能的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后与其他阶层的迅速富裕相比较中，产生了许多的怨气。显然对于因为自身能力等原因而在市场经济中感到极为失落的人来说，反而是对改开不满，而感到普遍贫困但相对平等的时代更值得怀念。这是当今政府在考虑公平方面缺失造成的遗憾。由此可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落伍者。这方面西方社会用高税收来解决贫困人口的救助问题，虽是一个无奈的办法，但总比漠视要好得多。
哈耶克继续着他的推论。他说，如果我们为这些疑虑寻找自我安慰的理由，认为多少世纪以来都是经济管制，只是前不久才实行一个短暂时间的自由经济，现在采用集中计划，只不过是又回归到以前的束缚和管制而已，并因此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一定会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的程度。如果这样想，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哈耶克回顾历史，认为即使欧洲历史上经济管制最严时期，个人也保留有宽广的自由领域。现在，在自由主义时代，分工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种局势，使我们几乎每一个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以集中计划代替竞争将要求对我们的生活实行比以往的程度更为多得多的集中管理，基本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这最终将导致极权主义的严重后果。
哈耶克在本章最后做一个小结。人们常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经济动机的根本目的，实际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和选择的基础。经济自由实际上是政治自由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个人实现自由选择的基础。
回到我们现今的社会，现在也有许多人谈论“经济自由”，不过，并不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主义经济，而是所谓“财务自由”。这是个人在经历一段劳作之后达到的一种相对超然的状态，就是赚了足够多的钱，以后的生活可以自由支配金钱，可以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基本不用再考虑钱的问题。不考虑钱的问题，就是不必考虑此后从所热爱的事业上能不能赚到钱，赚多少钱，不必考虑为了热爱的事业要花多少钱，只需要考虑尽可能达成个人的人生目标，真正享受“人生自由”。这太美好了！
多少才是足够多的钱呢？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也许与钱的来路有关，来的越是容易，要求就越高吧，但总有做到自我感觉基本足够的人。排除非法手段和利用双轨制致富等特殊情况，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或者因为此前捕捉到恰当的时机，选中了一个优势行业，个人由此赚到一大桶金；或者是个人的观念相对保守，小富即安，需求以温饱为限，从不追求奢侈，内心宽容极易满足，且个人喜爱的事业也不必花费巨资。实现这种自由，普通无权无势的人只有在经济自由的时代才有可能。无论如何，能达到这种自由状态的人都是幸运的，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一定的个人主义空间的时代，一个可以容纳小确幸的时代，而不是一切由他人决定的计划时代，一个彻底贫困活得胆战心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