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 愛是不能無心的|劉紹銘

野兽按：近来对”汉字简化运动“产生了兴趣。南怀瑾认为，中华文化数千年都是在用繁体字，但将汉字简化后不识繁体字，不可以很好地了解与传承中华文化。

“汉字简化运动”主要指中国推行、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跟进采用的简化字。中华民国政府于1936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是汉字简化运动的首次官方尝试。但次年因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反对而作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推行简化字。中国共产党推行简化字当时也曾招致多方批评，于“大鸣大放”时更有激烈辩论，反右运动中批评者则遭到清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汉字简化运动者一度认为，“汉字简化不是文字的根本改革，要进一步进行拼音化”。但其后在二简字失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此设想。198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要求国家语委“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正式宣告拉丁化道路的放弃，简化字作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书写系统一直使用至今。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样”，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拉丁化之东方伟大革命”运动，开始协助远东地区中国人进行扫盲。

1931年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威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13条共同宣言：（节录）“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划来拼音或注音”、“大会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定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324个俗体字，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准备次年7月起编入小学课本，却引起轩然大波。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反对。在一些人士的反对下，1936年2月《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因而夭折。

193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表达应协助世界各民族改用俄国语言。

1941年苏联控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苏联斯大林表示：“全世界都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全人类的语言文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毛泽东对此附和：“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并采纳吴玉章提议，着手进行废除汉字的工作。

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籍顾问谢尔应琴柯(Selchiuchinko)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议上指示：“严格的拼音原则是采用中共党员在苏联创制的那套拼音文字是最合理的”。

1953年毛泽东提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中提出汉字难以在短时间改成拼音文字，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后，仍会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汉字仍然是一定时期内必须使用的重要工具，并提出了三种简化汉字的方法：笔画、字数、写法。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废除汉字的不现实，汉语拼音成为辅助中文学习的注音工具，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级行政区一级报纸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简字正式开始推行，此后不断引发争议。1978年4月到7月，教育部、中共中央中宣部分别发出内部通知，在中小学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最终于1986年6月24日正式废止。

1986年10月，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颁布，恢复了部分异体字，并明确规定表外字不作类推简化。原有字表全部停止使用。

批评者指出汉字简化破坏汉字的字形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部首归类等问题。汉字源出有理，构字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字体结构中往往包含声音和意义，简化字则破坏了汉字的结构，无法读音和解意。如歡、觀简化成欢、观，失去了形声意义。

批评者认为简化字“篡改”了人名。如简化后，趙雲变为赵云，畢昇成了毕昇，幾姓变几。简化字改革中还出现了不尊重姓氏原字导致“姓氏合并”的事例发生，比如“党”、“黨”原本是不同的两个姓氏，却被合二为一，依《华夏百家姓探源》不同姓氏代表着不同的起源族群与血脉传承，例“黨”氏起源于冯翊，祖宗姬氏，“党”氏起源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在两姓合一之后“党”“黨”不分，造成代对于探寻先祖起源产生一定的困扰。

而1975年二简字的推行，导致大量“萧”姓人士的姓氏被简化成“肖”，对“萧”、“肖”两个氏族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同理，还有詹姓被简化成“占姓”。另外，“於”、“于”两字皆为规范字，但因受“于”做虚词义时，两岸用字不同的影响，被误解为简繁转换关系，造成网站的简繁转换中在繁体环境下都被转成“於”，反之在简体环境下都转成“于”。“於”源自于则；“于”源自邘国，有极大不同却被混淆。

由于民众对简化字的各种简化方法和官方文件（如《简化字总表》）不了解，对偏旁类推的规定不熟，自行“发掘”简化原理，容易造成不正确的“类推简化”。不仅一般民众对简化方法不了解，甚至学者也不时出纰漏。有支持简化字的学者举“体”字为例，称赞该“新造”的字又妥当、又巧妙，但其实“体”是俗字，简化时将其升格为规范汉字，把原字“體”降为“不规范汉字”。

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能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比如“回（迴）”字，“迴”字是“回”加“辶”产生的分化字，表示“迴旋”义，这是一个发展的结果，杜甫的诗句“渚清沙白鳥飛迴”简化字写作“渚清沙白鸟飞回”，难免会让人误解为“飞回来”，从而丢失经典文本的特定语境，所谓的“一简多繁”中还有甚多这样的例子。

有些简化字较有争议，例如“羆”是熊的一种，按照字源为“罒+熊”，但《简化字总表》却按照“罢（罷）”类推简化为“罴”，造成表意不明。再如：“聖”简化为“圣”、“僅”简化为“仅”、“鳳”简化为“凤”、“風”简化为“风”等，其中“乂”“又”倾向“符号化”；“陕西”的“陝”简化为“陕”，《简化字总表》列在“夹[夾]”之下，但事实“陝”字右方是“㚒（大+两个‘入’）”而非“夾（大+两个‘人’）”；作两个“人”的“陜”是另一个字，音义同“狭”。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不少常用于人名的异体字废除，造成了一些问题，例如废除“浚”的异体字“濬”，会使人混淆晋朝大将王濬和王浚，再如将常用于女子名、带“愉快”义的“媮”字视为“偷”的异体字废除，实际上“媮”除了tōu还有另一读音“yú”。《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异体字概念不严格，保留下来的字不能完全代替废除的异体字，影响了表达的准确，造成使用上很多不便。

有些原来不相似的汉字，简化后变成形似字。如“风、凤”、“东、乐”、“叉、义”、“旧、归、妇”、“异、导、寻”“开、升”、“丙、两”、“厂、广”、“毕、华”、“驼、鸵”、“街、衔”等。2016年9月3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工商峰会的开幕演讲，把“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宽农”说成“宽衣”，事后当局紧急封杀网上的相关言论和影像。有批评者谓，乃因简体字“农”、“衣”二字近形而累事。

批评者认为简化字有“一简多繁”的问题，导致对字义理解的偏差和学习的困难，如“面粉”不知是化妆品（面）或食物（麵）、“白干”不知是“白乾”或“白幹”。又如发（發、髮）、脏（髒、臟）、系（係、繫）等字亦同。

批评者认为，有些汉字的简化没有理据，如“亲不见，爱无心，厂空空，产不生，面无麦，儿无首”；旅遊的“遊”成了游泳的“游”，根本不符合逻辑；捨己为人的“捨”有提手旁是明显的动词，简化成“舍”跟房舍发生混淆；屍体的屍简化成“尸”，破坏了“屎、尿、屁、屌、尾、居、展”等字的意义场；将植物类的食用“薑”简化成带女子底的“姜”等。反对者认为，此为对华夏文化的侮辱。

造成了阅读古籍的障碍，全部古代文献必须重新翻译成简化汉字，并且重新注释。因为许多古籍及其注解的用字不复存在，需要用新字，从新角度解释。如“鬥”，训为“ 两王相争”，简化成“斗”，字形上就看不出了。如“燈”，繁体登音，且与橙、凳、蹬同组，可知是家具，简化“灯”，音义皆失。

批评者认为简化字打乱了原有的字义系统，如鬍、鬚、髮、髯、髭、髦本有共通部首“髟”，代表与毛发有关，因不一致的简化成了胡、须、发、髯、髭、髦，成了不同的归类。除破坏部分系统外，简化字有时也建构了错误的系统。例如头（頭）、买（買）、卖（賣）、实（實）、，对传承字没概念的人可能误以为“買”和“實”里面有个“頭”。

有观点指出现今的中国简化字是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影响而制定废除汉字的步骤，并且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方法，正如《一九八四》小说中的新语一样，简化字只是一个“政治性产物”而不是一个文字自然的进化过程；现行的简化字能减省的精力相当有限，例如有些字只减少了一画，而且中国的规范汉字中尚有大量笔画多的常用汉字。简化字有诸多问题，例如部分字形近容易误认、破坏汉字系统性、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泛滥、无法呈现内涵及解释字源、合并汉字导致歧义增加、丧失艺术美感、消灭历史文化导致想要阅读古代文献或其它书籍必须额外学习等。

批评者认为，简化汉字，使许多历史地名“被消失”，如: 杜甫的名诗〈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中的“鄜州”因其为“生僻字”，被改成“富县”；杜诗名篇〈羌村三首〉中的“羌村”也消失，成了“大申号村”。

批评者认为，简化字使得汉字失去原有的美感，简化汉字的书法美感要比繁体字差，损坏了汉字固有的美。汉字以象形为本，逐渐演进为以线条和结构替代图形，形成独特的书法美感。简化汉字打破了原有结构和线条的意义，使字形与音义脱离，丧失了书法的审美。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梅葆玖曾于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议恢复繁体字，称繁体字非常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2016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他再度提案，呼吁青少年练毛笔字、学繁体字、听京剧。

书名：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作者：彭小明

出版：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

题材：社会科学专著

页数： 240 页

简介：作者用认知心理学原理驳斥了所谓简化字易认易学的说法，指出简化字无助于认字扫盲。简化运动废除了原来民间存在的大量行草简字，所以没有提高民族的书写效率。简化字对于汉字信息化毫无好处，简化运动跟大跃进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一样，是对民族文化生态的野蛮破坏。建议废除简化字，将它降格为手写体，恢复繁体，才能消除民族文化的断层，实现两岸文字统一。

章诒和：染透猩猩血 风酿楚天秋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序言

老舍1949年后创作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女店员》，在这些作品，分明表现出一种主动寻找「新时代」的自觉性。父亲（章伯钧）在看了他的话剧《西望长安》后，再不读老舍了。十几年后，老舍仍在继续「寻找」，不过，他转换了方向，是向后「寻找」了！向后找甚么？他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熟悉的人物，人情，人性。于是，晚年的他写出了经典之作，也是收官之作的《茶馆》。《茶馆》的本质意义，是一个饱经社会沧桑，熟谙人情世故的作家对孩提时代的「文化反刍」。毫不过分地说，《茶馆》挽救了老舍，也成就了老舍。

笔写至此，我又不禁联想到京剧名演员程砚秋。1949年前的程老板是想唱甚么就唱甚么，连唱数月戏码不回头，因为肚子装一、二百出戏呢。1949年，他只能演七出戏，因为上边只许他演七出戏。程砚秋要求上进，入了中共。可在病危时刻，他向党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恢复演出《锁麟囊》。这是甚么？这也是「文化反刍」──多么深刻的文化现象啊！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似乎更需要从历史上、理论上、政策上对百年以来的文化问题做出新的反思和归结。

毋须点明说穿，我们的文化事业是被政治权力高度掌控、严格监管的。老舍的笔，程砚秋的嘴也不例外。更严重的是，在我们这一个政党能动用国家力量，来强行贯彻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汉字简化运动）就是首开先例的一个典型。文字乃文化之根，是历史之本。从一个字的形成与演化，我们得以窥探到华夏千年的历史，人类的发生和生存。红色政权成立了，立即就要改动这个「根」与「本」，而这个改动居然是由一个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构一手包揽。

领导人吴玉章不是文字专家，是中共元老。这个机构开了些会议，便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文件；很快，「方案」上报了中共中央；很快（时隔三月），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推行。推行的重点就是报纸和学校。当时，民盟中央领导人个个震惊，议论纷纷。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这样出台了？和中国老百姓商量了吗？和文化育新闻艺术机构商量了吗？和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士商量了吗？而后者正是民盟组织之优势所在。

父亲对这种独断专行做法和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改竖排为横排的版式都极为不满，并到处表达这种不满。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会上，周恩来见到我的母亲，特意走过去。寒暄几句后即问：「健生，你是懂书法的，你说说，简化字和横排版好不好？」母亲答：「我不习惯。书法还是繁体字好看。读书也是竖排好看，说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两眼，一页内容就都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看横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个仔细才行。」周恩来笑笑，点点头。回到家中，母亲便把与周恩来的简短谈话，告诉了我们。 父亲听后，说：「这叫征求意见？」

以上的事发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升格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汉字简化的态度就是对中共的政治态度。「染透猩猩血，风酿楚天秋。」章伯钧反对汉字简化的发言，成为他「划右」定性的重要罪状。著名学者、文字学家陈梦家为此而送命。还有许多的师（特别是语文师）、职员、机关干部对行政干预汉字简化工作表达了不同意见，而丢掉饭碗，最后家破人亡。

彭小明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对这段沉重历史，对这个严重文化事件的系统梳理、解析与归纳。书中有一节，标题为〈识繁用简：恢复官方正体，简化字降为书写体〉，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最近从与齐白石子女家属吃茶闲谈中，我得知：有人说章诒和是个怨妇，满篇满纸皆是怨。他们概括的真准，说的也好。树砍光了，水断流了，太湖水都臭了，老镇古城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了，怎地不怨？中华传统快灭绝了，怎地不怨？民族文化的根子也拔了，怎地不怨？我想，无怨者定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干那些断子绝孙事的人！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能守住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文化意识的复苏吗？我是很悲观的。现实的情况是──叫我们的孩子学简化字，练英语，中学语文课本撤掉唐诗宋词、换上金庸陈忠实。课外组织学生去参与「红色经典」（实则是有红色而无经典）的欣赏、学习、游览等大型活动。而潜在的另一种现实情况是──那些政坛老将与新秀，几乎个个都在家恶补古文，背古诗，哼京戏，拍昆曲，拉胡琴，练繁体字书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画。因为谁心都清楚──政治等级终极体现是文化等级。于是，各级官员在一番吃喝的同时，也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胡锦涛的四字横幅由右向左书写，写的是繁体字

最近，网上看到胡锦涛先生的四幅书法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瞻远瞩」四字横幅，流传极为广泛。写得好坏还在其次，令大家感兴趣的是，胡先生写的都是繁体字，且由右向左书写。看来，他是懂得汉字的。

章诒和

2007年10月27日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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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最近读到一则消息，台湾行政院长刘兆玄决定推动正体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正体字，就是大陆说的繁体字。记得当年初到海外，常听一些大陆留学生抱怨读不懂海外的中文出版物，因为上面是繁体字，很多字不认识。好在我比一般留学生大几岁，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还没推行简化字，所以对繁体字都还认得。

上面那则消息还提到，当刘兆玄还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一次到大陆一家博物馆参观，能把古代文物上镌刻的汉字一字一句都念出来，让旁边的西方游客大惊：老天！那不是两三千年前的文字吗？怎么现在还有人认得？刘兆玄解释道：“这就是台湾长期坚持正体字的重要性了，因为这样的文化底蕴使得台湾社会保存下了几千年前的活化石。”

在海外华人圈中，对“一国两字”的争论一直没停止过。去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了旅德学者彭小明的专论《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很值得向大家、尤其是大陆的朋友介绍。

彭小明，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旅居德国。彭小明写这本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实在和他自己的经历与多年的思考分不开。和我一样，彭小明上小学时也学过几天繁体字，后来一推广简化字就只学简化字了。文革爆发，破四旧，闹书荒，酷爱读书的彭小明到处找书看，居然找到不少中外名著，但大都是繁体字，这就逼着彭小明去熟悉繁体字。另外，彭小明有时要代母亲给海外的亲戚写信，怕对方不认识简化字，所以他也写繁体字。这就对繁体字更熟悉了。来到海外后，彭小明编辑过中文刊物，从事过中文教学，他的读者、作者、学生、家长，既有大陆背景的，也有港台背景的。彭小明本人既使用过简体字的教材和排版，也使用过繁体字的教材和排版。这就促使他对两种字体的长短利弊进行了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彭小明本是好学深思之人，他所拥有的特殊经历又给了他丰富的经验证据和多种思考角度，所以他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低估。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一书共分14章，书后两则附录。一开篇，作者就指出汉字简化问题上的一个百年误区，一个根深蒂固的想当然，那就是以为“简化字不仅写起来简单，而且容易记得住”。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学字认字，是把一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学去认的，多几笔少几笔并没有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古人造字有讲究，例如遍旁部首，形声、表意、象形，等等。这就有助于我们学习、辨认和记忆。简化字却常常把这些都给简化掉了，所以反而有可能会增加学习、辨认和记忆的难度。台湾香港都没有推行过简化字，那里的文盲率要比大陆低得多。这至少说明繁体字不是扫盲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由于大陆对外开放，和台湾、香港的交流日益频繁，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兴，包括书法艺术的复兴，再加上广告招牌的流行，繁体字在大陆也死灰复燃。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与此同时，有些港台人在手写时也用起了简化字。彭小明对汉字简化的得失做了很详细的论证。他的主张是：“识繁用简，恢复官方正体，简化字降格为书写体。”应该说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著名作家章诒和为彭小明这本书写了序。当年中共为推行简化字，曾经问过章诒和父亲母亲的意见，章的父母都不以为然。但是中共并未尊重他们以及当时很多专家的不同意见，反过来还把一些不赞成简化字的人打成右派。这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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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德国）：中国早有识繁写简的千年文化传统

我的新书《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五十年代进行的汉字简化运动得不偿失。无论是要求分批废除简化字的政协委员潘庆林，还是主张在中小学恢复繁体字教学的文艺界政协委员宋祖英、关牧村等人，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中国的简化字运动。我在书中明确地作出了彻底的否定。逾百年来，简化字理论形成了中国大陆的普遍误区，以为减少汉字笔画，就可以提高认字效率，还有助于扫盲。我提出的质疑是：你有科学依据吗？我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汉字简化并不能提高认字效率。现代信息理论告诉我们，汉字认知根本不需要一笔一划地serial processing认识，却像赏画一样同时处理parallel processing整体信息。

心理学中有个实例，Tothepark对于没有学过英文的人来说，是九个字母拼成的一个组合。可是对于学过英文的人来说，却是to the park 三个英文单词的连写。这样已被熟悉的记忆单位在心理学上称为组块chunk。汉字的偏旁对于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也是组块。一旦熟悉了这些偏旁组块，就作为一个整体被记忆，里面到底有多少笔画和有什么笔画形式，根本不发生影响。比如偏旁马和馬，一旦记住这个固定模块，里面有多少笔划根本就不再发生作用。简化运动将许多常用偏旁都作了简化，并形成了大量偏旁类推简化字。实际上汉字偏旁无论简繁，一旦形成组块，其中的笔画就不再发生影响。而且古代汉字百分之八十以上，现代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声字，由偏旁组成。这样的简化，纯属多此一举。

又如，汉字多有对称的优美结构。心理学实验证明，凡是对称结构的汉字或偏旁都更加容易观察和记忆。可是简化字偏偏将一些对称结构的汉字或偏旁简化成不再对称，比如门、东、乐等等。至于简化字“易于书写”，汉字电脑输入成功以后，简繁两体的任何输入方法都与汉字笔画的数量没有关系，所谓简化字易写的好处基本消失。众所周知，简体字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早在简化运动以前中国就有识繁写简（识正书简）的千年文化传统。民间存在着大量简体字，包括许多行草简字，简化以前的书写效率并非很低。从皇帝到儒生，大致约定俗成。

1956年简化以后，只有一部分流行简字被吸收到规范简化字表中，其余就成了“不规范字”，政治运动频繁的时代，知识分子不敢随意使用这些不规范的行草简字，否则可能被认为是打击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女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于是这类流行简字逐渐不再流行。所以简化字也并没有提高全民族的书写总效率。

简化字对于扫盲也没有重要的贡献。扫盲用字俗称扫盲两千字，其中大量选择的是最常用字如人手口刀牛羊你我他大家好上下左右，都没有简化。被简化的汉字一共两千多个，被选入作扫盲字的本身就不多。扫盲要求只要认读（不是写）其中的一千五到一千七，然后能写自己的名字和基本数字就算脱盲。简化的笔画在扫盲两千字中大约平均每字节省了一笔左右。想要脱盲的人不会在乎这区区一笔，不愿学习的人，节省了这一笔也学不好文化。

如前所说，认读汉字是整体认知，不需要一笔一画，与笔画多少无关。所以中国大陆汉字简化以后，扫盲并没有减少多少困难，而持续教学繁体字的港台地区早已文盲基本绝迹，（2007年六月教育部发言人承认）大陆文盲率近年来反而出现回升。说明扫盲跟汉字的笔画没有关系，倒是跟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社会的平静和稳定（不搞政治运动）有关系。

汉字简化运动从来没有充分展开过民主讨论，却在反右派运动中将不同意见者打成右派，堵绝了不同意见的表达。而且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教育投资最低的国家。五十年代大量农村儿童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合作化运动中顺带用高小毕业生当教员扫盲，却在全国各地大量扩建监狱、劳改农场，关押被打成阶级敌人的大批公民，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文革后获得平反时多半已经死亡。近年流亡在德国的一些中国难民文盲之所以是文盲，恰恰是文革时因为出身不好不准入学或政治动乱学校停办造成的。

新书列举了简化字造成的许多弊端和笑话，更使大陆人民与古典文化产生了距离。本来汉语汉字是海峡两岸文化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而简化字竟成了两岸人民隔阂的严重障碍。海外中文学校长期无法统一教学。这本新书介绍了简化字对于汉字的电脑信息化毫无好处，只有弊端，例如简繁转换错别字。原本纵横古今，海内海外一以贯之的汉字文化传承，包括识繁写简，被简化字搅得一塌糊涂。简化字造成了汉字文化圈编码不能统一的问题，古籍整理更出现了“大量类推简化字”而进退两难的绝境。

新书提出了“废除简化字，降格为书写体，逐步恢复繁体”的主张。因为将简化字降格为书写体，就可以避免不会写繁体的人成为新的文盲，在当今电视、电脑、手机日益普及的时代，经过学习和适应，阅读繁体根本不是难事。然后从小学开始重新教学繁体，（招聘港台青年志愿者5000人，培训中小学师资，半年到一年）经过一代或两代人的教育，恢复中国繁体汉字的文化，结束一国两字的荒唐局面，至少将两岸的文字先统一起来。然后将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的理论告诉日韩越新马等国家，就可能在新的正体汉字的基础上实现汉字文化圈（电脑网路）的书同文。

废除了简化字，简繁转换的困扰和笑话就可以立刻一扫而空。儿童从小就学习繁体字，虽然会多练习一些基本笔画，但是由于接触到了正宗的汉字，是认识祖国文化最重要的基本功，终身受用无穷。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启蒙和成长起来的。教育部官员以及北大教授苏培成所谓“繁体汉字只是少数人需要的知识，不必在基础教育中教学”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高中物理教学第一、第二宇宙速度和核裂变原理、火箭推进原理，学生做大量练习，在考试中回答相应试题。难道航天工程师和宇航员是大多数人的职业吗？恰恰相反，由于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每个中学毕业生嗣后都有可能主动、被动地接触古典文化（读史、写作、书法、旅游、风俗），比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多元方程组、元素周期表、万有引力加速度、染色体配对等数理化生知识多得多。

我的新书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结合德国的教育和文字改革，谨向国人说明，德国不仅是自然生态的环保模范，而且也是文化生态的爱护模范。从现代绿色意识出发，为了追求利润而损害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是愚昧落后的思想，为了所谓的效率而牺牲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则是更加愚昧落后的思想。自然生态破坏的惩罚已经开始降临（毒水、毒土、毒食品、沙尘暴、癌症村），文化生态破坏的惩罚（文化传承断层、一国两字），还不为国人重视，或者觉醒刚开始萌动。

今天，要讨论祖国文字的前途，首先必须给与批评简化字的言论自由。可是中国政府仍将简化字当作党的伟大功绩来庆贺，并将简化字立法作为规范字。这种坚持错误的行为还将继续延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遗患无穷。

在人民恢复繁体字的呼声逐渐高涨的时候，国家语文工作委员会作为一方政权的工作机构， 不要再作出新的单方面错误举措，而应主动邀请港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商议，共同决定祖国语言文字的未来。德国的文字改革始终都有瑞士、奥地利（统一前还有东德）的专家共同商议，从不单方面推行。

都是簡體字惹的禍

2006年06月26日

⊙高風

五十年代民間譏諷簡體怪胎順口溜：親不見，愛無心，廠空空，產不生。

同文四海一針見血指出：聯合國早在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已採用簡體字，沒有必要再廢繁體字一次。這說明繁體字也不是聯合國可以廢得了的。

詞簡意骸。說實話，聯合國廢不了繁體字，中共卻廢得了。假如台灣給大陸吞併過去，香港進一步大陸化，一國兩制形同虛設，一國兩字也必被丟去爪哇國，其時中港台文字俱簡體化矣！這顯然不是漢字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中共獨裁政權行政命令下的必然產物。

大陸不就是這樣？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就是以國務院頒布政令的方式強行簡化漢字。一夜之間，闌珊燈火處，慄然以怖冒出無數四肢不整、五官不齊的畸形怪胎，許多杜撰出來的簡體字，字意不合邏輯，字形不符美學，怎不為人詬病？民間遂有「親不見，愛無心，廠空空，產不生」一類雙重調侃譏諷的順口溜。但老虎屁股摸不得，對怪胎簡化字只能歌功頌德，不許針砭抨擊，哪允有甚麼繁體字保衛戰這檔子事？

我有位青蔥歲月的小朋友，長我二三歲，乃蘇州望族「金獅巷蕭家」的孩子。他有個很民初文人的名字，叫做蕭小塵。我們相識於老作家周瘦鵑的「紫羅蘭盦」，一見投機。這位蕭兄很有藝術才華，六歲師從名畫家費新我習國畫，十二歲便有畫作送去上海畫展展出，當時的《新蘇州報》副刊也多次刊出他的作品，有點兒小名氣。

他高中畢業後去上海美術學院深造，臨別前特意饋贈我一幅國畫新作，題為「靈巖松濤」，落款「姑蘇蕭小塵」，另有一紅泥印篆章。靈巖山是我最鍾意的蘇州勝景，又曾有凌晨五時上山觀日出耳聞萬頃松濤聲的難忘記憶，見畫，愛煞，開心的馬上砸爛撲滿，用盡積蓄去裱褙。

那時報章雜誌教科書已全部採用簡體字，他畫上用的仍是繁體字，我信口開河道：「國畫還是要配繁體字才有味道，若變成簡體，『靈巖松濤』，『姑蘇蕭小塵』，那小小小，嘻嘻……」我邊寫給他看，邊忍不住笑。

蕭小塵拉長了臉，聳聳肩道：「若我現在出生，阿爸絕不會給我起這樣難看的名字。好似周老先生那花園，簡化成為『紫羅蘭庵』，看上去便沒了古色古香味，羅蘭二字極醜，能嗅到花香麼。」

我高中畢業回上海讀大學，好不容易聯絡到蕭小塵，一見面，他第一句話竟是：「我給打成右派了！」不啻晴天霹靂。問故，原來他只是寫了一張大字報，抨擊簡化漢字乃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預摧殘祖國文化；還有，幾年來他堅持不肯用三個「小」字的簡化名字雲。

打成右派，這個很有才華的青年學生就葬送了藝術生命，更未畢業便給發配去了新疆勞改，從此人間蒸發般杳無信息。

都是簡化字惹的禍！不過，在下本人，卻曾叨過簡化字的光。文革中，軍宣隊要我們這些臭老九學唱革命歌曲，有個文盲丘八命我將一首《萬歲毛主席》用毛筆抄大字貼出來。這首歌共三段，每段有八個「萬歲」和一個「萬萬歲」，連歌曲名，一共廿五個「萬歲」和三個「萬萬歲」。比封建皇帝「三呼萬歲」更麻煩。多虧簡化字幫忙，寫「萬歲」多簡單，而且，寫「萬」字雖不敢加一點成「不」，寫「歲」卻可以寫得「山」大「夕」小，更顯頭重腳輕，暗喻中共獨裁江山朝不保夕，看字的形狀也危危乎。我邊寫邊阿Ｑ式陰陰笑，也算是苦中作樂吧。

話說回頭，可能也是簡體字惹的禍，香港有些傳媒尚嫌漢字簡化得不夠徹底，更為虎作倀，變本加厲搞阿拉伯化。發展下去，恐怕會見到「不管3721」，「708落」，「2個黃鸝鳴翠柳，1行白鷺上青天」，「故園3000里，深宮20年，1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哭都無淚！

愛是不能無心的

2006.06.14 08:00

劉紹銘　香港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讀吾國打油詩或順口溜，偶遇佳作，可以解憂。我在舊文〈不文詩發微〉引用過任喜民編的《文革笑料大全》一條，說萬惡四人幫鼓吹「窮過渡」、超越歷史階段的「共產主義」時，有好事者編了這則「笑料」。話說有為人師者，一天看到大雪紛飛，詩興大作，仰天吟咏起來：

天公下雪不下雨，

雪到地上變成雨；

雪變雨來多麻煩，

不如當初就下雨。

老師搖頭擺腦自得其樂時，有弟子一直站在他身後，因此聲聲入耳。小子生性聰明，亦有詩才，但對老師的高論頗有保留，忍不住依照老先生的邏輯，即興「打油」起來：

先生吃飯不吃屎，

飯到肚裏變成屎；

飯變屎來多麻煩，

不如當初就吃屎。

老師有沒有聽到，我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也不必計較，因為這是一個「打油」故事，溽暑天時，讀來不亦快哉！那後生小子，確是可畏。

簡化後變畸胎

「順口溜」可說是微型的口語韻文，流傳民間以洩不平之氣。我不知道坊間有沒有「順口溜大全」這類書出售。本版同文李怡早前有文引了「親不見，愛無心，廠空空，產不生」這十二字順口溜，道出五十年代民間對「簡體怪胎」的憤怨。六月號《開放》雜誌有高風大文〈都是簡體字惹的禍〉，也談到了今天神州大陸「愛無心」的現象。

套用奧維爾《一九八四》書中大洋邦的術語，簡體字的原理相當於Newspeak。繁體字就是Oldspeak。親、愛、廠、產，這四個字用Newspeak「演繹」出來，是這個模樣：囗、囗、厂、囗。高風大文中提到一位叫蕭小塵的朋友。國務院在五十年代強行漢字簡化後，他就變了肖小　了。塵化為「囗」。蘭經纖體後，變了四肢不全、面目模糊的「囗」，端的是畸形怪胎。

減少腦袋負荷

漢字簡化，說是為了普及教育。犬儒點看，其實是為了簡化思想，減輕老百姓腦袋瓜的負擔，空下來只會想到吃喝玩樂。為了讓大洋邦的國民「思無邪」，老大哥推行Newspeak的手段包括：創新字、刪去Oldspeak可能引起問題的字眼，如「氣節」、「榮譽」、「正義」和「道德」等「抽象」名詞。最後是把任何字的旁義和可能引起的聯想廢除。就以free字為例吧。此字在Newspeak中只有一個解釋：「免於」。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這條狗「免於」虱子騷擾，也就是說身上沒有虱子。如果你說要爭取academic freedom或political freedom，就沒有人懂了，因為「自由」這觀念老早不存在。大洋邦的英語，就是這麼簡化的。

為了減少腦袋瓜的負荷，Newspeak把英文字彙盡量化繁為簡，讓單字獨挑大樑。譬如說cold，在前面加一個prefixun-，uncold就是不冷。不冷就是暖或熱。依此原則，warm和hot這兩個字從此就可以消失人間。用這邏輯推演，bad這個Oldspeak實在多餘。說一個人「壞」，他就是ungood。「暗」是「光」的反面，因此「暗」是unlight。依循這個「反繁」的原理，Newspeak作了不少文字改革。不規則動詞一律公式化。所有過去和過去分詞都用-ed表達。昨天偷東西，是stealed，不是stole。

思維退化迹象

名詞的複數也統一在後面加s。大洋邦沒有women，只有womans。等級的比較也如此類推。「好」、「更好」和「最好」的說法是good，better，best。「新語」簡單多了：good，gooder，goodest。「新語」還有一大特色：把動詞作名詞用，或名詞作動詞用。Think是一例。Good think是「思想正確」，既是動詞也是名詞。過去式是good thinked。形容詞是good thinkful。思想正確的人是good thinker。

現在回頭說說我們的漢字簡化。簡體字的面貌，早已「干幹不分，面麵相同」。這種制訂，看來與Newspeak聲氣相通，但看來更為野蠻，一樣是思維退化的迹象。思路明晰的人，哪會把天干地支的「干」、乾巴巴的「乾」和幹伊娘的「幹」混為一談？陽春「麵」怎可以跟吹彈得破的「面」蛋兒相提並論？作孽啊，當年端坐高堂的國務院諸公！他們應該知道，愛是不能無心的。

2020年11月27日，周五，庚子年十月十三，03：17完毕于野兽爱智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