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類的暴力與人性

上一篇《技术与人的塑造》簡要分析了反派卡爾頓製造出來的新人類導致了形而上學意義的人的消滅，和「毒液」作為結合體實質上是麻木和受干預的。概括言之，一方是變異和去人性化，另一方是變形和打扮成人文主義的自戀；一方企圖受塑造的生命，另一方希冀擁有自主性的主體。而這兩種互相顛覆的結果，在下文將被證明都包含著暴力，而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指出，無論動機是仁慈還是殘忍，一切致力於製造或再造自然物質的活動都含有某種暴力要素。鮑德里亞在《變形，隱喻，轉移》一文中也說道：「還有什麼樣的誘惑，比轉變物種，把自己形變為動物、植物、礦物甚或非生命，更加地暴力？這一運動使我們背叛自身的物種，並把我們暴露在其他一切物種的眩暈之中。」當卡爾頓開始他的實驗，而「毒液」進入埃迪的體內時，暴力就產生了。

既然同樣都包含暴力，為什麼卡爾頓成了反派而埃迪成了英雄呢？為什麼在電影中，埃迪甚至能允許「毒液」吃掉「很壞很壞的人」的腦袋呢？如果我們作一回顧，就會發現包括《毒液》在內的所有超級英雄電影都以後基督教時代的武力人道主義（military humanitarianism）為基底，這其中又包含了一個經典的自由主義悖論：人們生活在政治共同體當中，對於人能對他人做什麼有著嚴格的認定；但當存在危及一個共同體存續的威脅，人們面臨肉體和道德的消亡，或是民族的毀滅的時刻，可以使用任何類別和程度的暴力——只要能起到作用——來維持共同體的延續。

由此可以看出，電影中的英雄和反派其實擁有著相同的腦迴路。「毒液」打著以人為本的旗號，到處殺人和破壞公共秩序，因為技術被冠以科學的名義，生命基金會的權力正在使社會面臨被奴役和被屠殺的威脅。而卡爾頓看到了地球即將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威脅，所以採取了暴力以求獲得人類的永續不輟。問題僅僅在於，兩者的暴力是否是人性所能接受的。

從基督教神學到現代自我的湧現，長久以來，「人性」一直都在普遍的道德原則和特殊的暴力之間充當調和的角色，這種調和最低可以被解釋為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何種程度上使用暴力是至少不違背人性的。「人性」與「非暴力」不同，非暴力指的是一種和善、仁慈，而人性既包含人類情感，也包含統治邏輯。從文藝復興，到早期殖民主義，再到歐洲帝國主義時期，西方歷史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暴力與倫理的相互糾纏、相互依靠。仁慈和殘忍是一個結合體，同情和暴力的相互支持正是人性概念的核心。

關於人性的探討是無止境的，本文只能簡述至此。在電影中，這個探討最集中的體現在生命的神聖性與「木乃伊情結」的衝突上。一方面人類渴望永久保存自己，另一方面又警惕以此為目的的改造而認為生命是不可隨意侵犯的。普遍來講，生命神聖性的源頭在於人的獨一無二性，獨立和個性要求平等尊重，因此戕害生命被認為是有罪的。我們可能不假思索地認為，人性的這一特質是普遍和恆久不變的。但是我們面臨著一個困難的問題：在賽博格時代，在人可以被拆分和改造的時代，人究竟還能夠是獨一無二的嗎？人性又該發生怎樣的調整？我們關於暴力的看法是否會發生本質上的轉變？

對此我的想法是這樣的：電影《毒液》中，是什麼讓原本來毀滅地球的毒液改變了想法？他的回答是埃迪。我不傾向於認為他是被埃迪的正義勇敢觸動的，我相信它是因為感受到了埃迪的痛苦和恐懼——無法對抗強權、背叛愛人、生活無依、不能實現理想、看到了人體試驗。由此我猜想，人性不變的特質可以從另一個方向去尋找，那就是原始情感。很多時候，我們急於尋找向上的一層台階，而如今不管是現代法律原則還是宗教教義，都越來越難以為新人類、人造人之類的問題提供一個合理且安心的解答。戕害生命亦是違反法律的，亦是觸犯神明的，但它的根源在於激起人的恐懼和痛苦。僅僅根據這些情感，也能夠得到對生命神聖性的理解，而不至於使人喪失感知威脅的能力。或許是時候從心理學的人性、神學的人性、性學的人性當中解放出來了，這也許能使我們可以在未來，像結合體「毒液」那樣依稀保留著人性的光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