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我受不了一點辱！」——大師素描·王國維（中）

【一】

王先生在清華園裡靜靜地幹了兩年多。

1927年6月2日早上，他八點鐘就到了辦公室。這時學期已經結束，學生開始放假。王先生叫工人去他家把學生的成績單拿來，又跟研究院辦公處的人談下學期招生的事，將所有工作安排好。

他很少上街，身上幾乎從來不帶錢，於是跟人借兩元。別人給了他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王先生走出校園，雇了一輛人力車去頤和園。

那天風和日麗。他十點左右入園，先在石舫前默默坐了很久，然後走進魚藻軒，抽了一支煙，突然一頭扎進昆明湖。

園丁聽到聲響，連忙跑去，使勁把王先生撈上岸。但他不會做人工呼吸，沒能將王先生救過來。

後來法醫在他身上找到一份簡單的遺書。講到自殺原因，只有開頭兩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遺書沒有具體說明王先生的想法，但清楚地表現了一個學者的自尊。

大師宗匠，一去不返。

也許人們有可能攔住他？

王先生自殺前一天，學生姜亮夫去看他。王先生說：「亮夫！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了一點辱！」

姜亮夫覺得不對頭，去找陳寅恪先生，講了王先生的話。陳先生也很擔心，但他有事，得馬上進城，準備晚一點去勸王先生。

第二天早晨，研究院的學生陸侃如找另一個學生衛聚賢，說：「有個朋友寫了一本書，想請王先生題個書名，怕他不肯。王先生對你好，我們一起去求吧。」

衛聚賢回答：「我趕寫一篇文章，你先去辦公室，看王先生在，就回來叫我。我們再去，省得我空跑一趟。」

陸侃如到了王先生的辦公室。門開著，桌子上有半杯茶，王先生抽過的煙還在屋裡飄蕩。他估計王先生上廁所去了，回頭去叫衛聚賢，說：「我們去了，他就會回來。」

他們沒想到王先生這時正在走向昆明湖。

要是他們早一點到辦公室多好！

兩人在那裡等到中午。電話鈴響，王家的人問：「王先生為什麼還不回來吃飯？」

【二】

王先生為什麼要自殺？人們爭論不休。

王先生的同事和年紀較大的熟人多數認為他為清朝而死。

王先生投湖那天傍晚，清華浙江同鄉會聚餐，為畢業生送行。王先生沒到。他一向不大參加社交活動，大家不覺得奇怪。

突然，有人進來，把校長曹雲祥叫出去。不久，曹先生回到餐廳，對大家說：「剛聽說同鄉王靜安先生在頤和園昆明湖自沉，因為先生跟清室關係很深」，隨即跟研究院導師和學生一起坐車趕去頤和園。

吳宓教授與王先生關係密切。王先生遺囑指定他留下的書由吳宓和陳寅恪先生處理。吳先生不同意其他各種解釋，在日記裡明確說：「王先生此次捨身，其為殉清室無疑。」

跟王先生相熟的日本學者更一致認為他是為清朝而死。京都大學教授狩野直喜寫道：「王忠愨公學問淵博，踐履篤實，......比因戰禍紛起，中原糜爛，其勢洶洶，恐將不利故主，憂憤滿胸，計無所出，遂投昆明湖而死。」

新派學人和清華研究院的許多青年學生覺得為下台君主而死不光彩，堅決反對「殉清說」。北大馬衡教授的回憶文章說，王先生不是「衛道遺老」，「他的辮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卻沒有辮子。」「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一般認為王先生自殺是因為北伐軍即將打倒北京，激進勢力鎮壓持不同意見的保守學者，他「懼為黨軍或學生所辱」。

【三】

第三種講法將死因歸於王先生和羅振玉的個人恩怨。

王先生的長子潛明娶羅振玉之女。1926年9月，王潛明在上海病逝。處理後事時，兩家有矛盾，羅先生把女兒帶回天津，以後兩家逐漸失和。

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文章說：「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中，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殺的路。」因為郭先生的名聲，這篇文章影響挺大。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也講了類似傳聞：「據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裡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覆，因此跳水自盡。」

【四】

反對「殉清說」的新派學人和年輕學生認為，儘管王先生頭上留著辮子，身穿舊式服裝，其實思想並不保守，「學通中外，行有廉恥，世界大勢，瞭然在胸」。

王先生確實懂得多種外語，喜歡康德、尼采。但他沒有認真讀過洛克、密爾的民主自由理論，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是相當守舊的。

他長子和次子的婚姻都由他一手包辦。王先生給老大定的媳婦是羅振玉的女兒。他們倆從小相識，也同意這門婚事。但王先生給老二定的媳婦是他姐姐家的姪女，年紀比男方大。老二思想新潮，不同意。王先生卻堅持自己說了算，孩子被迫成婚。婚禮在鄉下舉行。新郎在前一晚還沒來。王先生又氣又急，派老僕人坐小船去火車站看。結果老二深夜才露面。他不能違抗嚴父的命令，就用遲到表達不滿。

王家的長女1913年生於京都。中國人把日本叫做「東洋」。王先生這個女兒叫東明，也許跟她生在日本有關。王先生回國之後，在上海和北京做事，那裡新式教育已經很發達。清華就有為教職工子女辦的成志小學。但王先生認為女孩不該入學讀書。清華研究院導師趙元任夫婦都是思想開放的留學生。趙太太一次又一次勸王太太把孩子送進學校，王先生都不肯。

他請了一個老師，住在家裡，教兩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讀中國的古書。東明已經十二歲，王先生覺得讓男老師教不妥，於是親自上陣，每天下午教她念書，先讀《孟子》，接著學《論語》。到王先生自殺以後，最小的三個孩子才進了小學。東明已經十四歲，該上高年級，但完全沒有基礎。雖然趙元任太太繼續勸說，她還是沒上學，跟著王先生原來的助手趙萬里讀《古文觀止》。又過了一年，東明回到海寧老家，才上小學五年級。這時她十五歲，卻連阿拉伯數字都認不得。

後來她回憶父親的文章說：「他根本沒想到要把女孩子送到學校裡去。」

【五】

現在大家都知道，入學受教育是人的權利。但當時王先生沒有這樣的認識。

事實上，他不喜歡要求尊重個人權利的歐美道德，認為大家都堅持自己的權利，社會就不得安寧；歐美恐怕要學中國的傳統倫理，才能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中國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及其所立教者，雖若迂闊而遠於事情，然萬世之言治與教者，率未有以易也。近世歐美之政教，以富強為政，以權利為教，挾其奇技淫巧以行其豪強兼並之策，宜其可以躋太平、獲厚福矣。然外之則血戰經年，伏屍千萬；內之則上下交爭，虞不可終日。......歐美今世所謂新與舊，豈尚足傲我中國之治與教哉！又烏知歐美之賢哲不將慕我中國之政教，思採用之以救數百年之失哉！」

歐美是很大的地方，那裡有正確的理論，也有無理的主張。歐美國家也有一個進步的過程。實際情況是，民主自由的倫理被越來越多的歐美人民接受，西方國家不但越來越富裕，而且越來越穩定。人們的權利得到保護，國家政權按民主程序交接，這本來就是社會安定的同義語。因為當時中國的條件限制，王先生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認為中國還不能實行民主。王先生曾經跟陳寅恪先生講：「中國民智未開，教育落後，如驟行民主，必為野心家所乘。」問題是如果不搞民主選舉，大家又怎麼能指望野心家不使壞爭權？民主不能保證選出最合適的領袖，但它讓人民一起決定公共事務，使大家能夠設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將權力交給誰，還可以通過投票將壞人趕下台。人不是完美的動物，人類社會永遠不合理想。民主是處理公共事務最不壞的辦法。

王先生的自殺，表明了非民主社會的常見狀態：面對形勢惡化，人民一點力量都沒有，只能任人宰割，因而陷入絕望。

【六】

沒有自由選舉，往往就靠武力爭奪政權。

1926年夏天，國民黨從廣東出兵北伐，很快打下了大片地區。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在北伐軍佔領的地方，工會和農會拼命鼓動窮人跟富人對抗，打擊有錢人，分掉他們的財產。湖南和湖北鬧得最厲害。讀書人多少有點錢財，也常常受到衝擊。

統治北方的軍閥不得人心，應該鏟除。但國民黨完全依靠暴力，不顧法制，讓許多知識分子寒心。1927年1月，王先生的同事梁啓超給孩子寫信說：「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

春節，王先生去天津給溥儀拜年。國民黨軍隊勢不可擋，王先生覺得情況相當危急，但小朝廷像過去一樣，不做半點準備。回到北京，他非常擔憂，以至吐血。

北京的讀書人把步步進逼的部隊叫做「黨軍」，即國民黨一黨的軍隊。人人經歷不同，想法也往往不同，所以需要平等對待所有公民的政府。國民黨一黨的武裝對不贊成它主張的人顯然是可怕的威脅。3月，梁啓超先生對孩子說：「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比較好的是浙江。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我總感覺著全個北京將有大劫臨頭」。「今日下午消息很緊，恐怕北京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

駐紮在北方的馮玉祥宣佈全軍加入國民黨，參加北伐，從陝西進入中原，很快就打到河北。兩年多以前，就是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皇宮。王先生估計這次衝擊會更猛，心情鬱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