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年代的逃离，我在大理不舍鲜花与自由

3月13日晚，我，孤身一人，提着行李，到达云南的大理火车站，一个人都不认识。待了两天之后感觉大理虽受疫情影响，游客不多。但本地居住的人们恢复到日常的劳动和作息。和封控城市相比，仿佛一个“昨日的世界”。100多天过去了，微信列表上多了150多个好友。每天上街都能遇见不少朋友。开始创业卖起了果汁、和朋友一起弄了个麻将馆（虽然我不会打麻将），有了可以喝茶的地方。还有了可以做饭的厨房和一个小仓库，在大理实现了果汁自由、喝茶自由、空气自由、办公自由。

当原来生活的地方已不能满足我对自身生活质量提升和文化、精神等方面更高追求时，选择离开并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生活方式，不失为一种尝试。虽然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我脱身而出。于是几种选择摆在我面前：一是回北京，一想到每天要挤两个小时的地铁我就开始抗拒。而且我无法在肉体或心理上并入大城市这种过于理性化和过于组织化的社会。二是留在贵阳，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它很好，不缺高楼大厦、不缺吃喝玩乐的地方，每天都在不断更新。贵阳一切发展的种种我都看在眼里。另一方面，贵阳早已不是我童年中的贵阳了，我自觉日渐边缘化，安放不下我的乡愁。这种熟悉和稳定的生活使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不出意外，按照预定好的生活轨迹进行的话，应该是：谈恋爱、谈完恋爱后开始结婚、结婚后开始生养后代，然后有后代的后代……我特别想逃离这种家庭的感觉，它提供温暖，但这温暖代价非常大，好像总是遥远的地方更有号召力似的。在我看来，而按照步骤进行的生活轨迹可能导致安逸与自我的减损。既然如此，那何不从零开始，主动选择流动方向，规划自己的人生，择一座城筹划未来。

所以，来大理来对了。

我非常认同项飚老师说的：“你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你希望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能够有一些说法。你不能够有这样的说法，好像就真的跟历史、周边擦肩而过了。”

我亦是如此，希望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个说法。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来到大理生活后，遇到了不少从大城市到这里长住的年轻朋友，当反抗内耗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奔赴云南，周游在大理和昆明这样的城市，或许他们在疫情时代，寻找的不只是鲜花和蹦迪的自由，也是在无法抵抗大时代下沉的前提下，去到西南，践行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大理更长久的意义，不再是享乐之都、岁月静好之乡，而是一片社区的试验田，一个探索新式教育项目与生活方式的城乡小共同体。在中国，大理的边缘和包容为它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便利，而疫情的常态化，东部沿海城市受困于疫情，日复一日产生的疲惫与幻灭，反而让中国正在出现一轮新的“游民潮”——对内卷竞争厌倦的青年人，正在奔赴中国的西南地区，而大理，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脑海又反复回响起陈教授说过一段话：“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

只要你愿意，不见得必被大势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