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聊生，聊聊人生

关于三胎政策的各种调侃和段子里，我最喜欢“民不聊生”这个梗。

“民不聊生”。关于这个词最早最深的印象，大概是中学历史书对“封建社会”的谴责吧。在对万恶的旧社会的鞭挞中，新社会的伟大和正义成为理所当然。压迫、苦难，“民不聊生”，当然只属于过去。

这个词在我脑中自然激起的这种记忆和叙事，和它现在出现的语境，带出一种别具匠心的黑色幽默。

这样常常让人感叹“网友太有才了”的创意，还有很多，也许太多了。

除了幽默，除了段子，除了自嘲，还有什么可以消解巨大的荒谬感和它背后的悲凉呢？

哦，也许还有躺平。

我有时候想，不管遇到什么事，段子总是特别多，严肃的评论相对少；幽默和自嘲特别多，愤怒和据理力争特别少，这除了舆论和政治环境客观上不允许之外，大概也有心理上的原因。换句话说，当我们用段子来表达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基于策略的主动选择，而是我们感受到的本就是段子。幽默可能并不总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策略，而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机制。

这种机制，常常在我们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对象时发生作用。在心理学、哲学领域常有讨论的，或是在文学作品中常有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所谓“命运”，面对生命本身的无意义、无逻辑，而以幽默来消解这种无解的荒谬感。能够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生命本身的荒谬，也常常被认为是智慧和勇气的体现。

也许，当权力和控制足够强大，而这种权力同样没有逻辑，同时也被认为无法改变、无法推翻，从而同样形成一个荒谬的悖论时，也会产生类似的作用？

然而，正如生命本身的荒谬需要勇气和智慧才能直面，权力的荒谬也并不能为每个人所体认。从这个角度讲，讲段子的人是清醒的。是清醒的剑刃，让最优秀的喜剧表演者陷入忧郁。而观者中，会有一些人，在大笑之后陷入沉思，甚或流下眼泪。这是喜剧表演者们割伤自己，而给我们的礼物。

有些人不接受这礼物。他们害怕清醒，宁可相信那个荒谬的存在就是真理，而真理是不容调侃的，所以段子手们应该受到谴责，而那荒谬的存在所施加于他们的一切，都应该得到遵行。

三胎政策公布的当天，我正好跟父母通电话。我没有想到这个会成为谈话内容。但是母亲理所当然地说起，现在都已经允许三胎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

话题辗转蔓延到独生子女的孤单。母亲说，对啊，就是可惜没有生啊。如果还有一个孩子在我身边，你在国外也无所谓啊…………

各种絮叨和感慨之中，她没有抱怨过一句，只言片语提到时，只说，“那时候政策不允许”，或是，“现在政策好了”。

我想起父亲最近开始写作，写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写一个个的小故事，在开始具体的故事之前，有一段总括。他说每个年代的人都会感觉自己不容易，他也不能免俗，从小时候想上学遇到文革被迫退学，到育龄期遇到计划生育不能多生一个孩子，到工作中的一些政策变化等等，讲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政策改变对他的人生带来的限制和影响。他用完全平铺直叙的语言说这些事情，作为读者，真的有种看黑色喜剧的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在跟这个主人公做对，他的策略改变跟不上环境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似乎完全是没有逻辑也没有预兆的，他只能随波逐流，任由这环境的摆布。

而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整个叙述中，同样没有任何对抗。作为读者的我，在这个叙述中清晰地看到了政策改变的任意、不公，和对个人命运全然的忽视。而故事的主人公，则对此完全没有意识。

父亲的文字和母亲的言谈，有一个共性，在他们的语言中，“政策”，就如同“天气”一样，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在那里”的东西。“政策不允许”，就如天要下雨，不想淋雨的话你还是乖乖躲在家里吧。“现在政策好了”，天晴了，抓紧机会出门吧。

有一次，作为批判现在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论据之一，母亲跟我说，现在的人生不出孩子都是自己躁的，她说她都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孩子，一两年一个一两年一个。

那是她唯一一次说起这件事情，也是我唯一一次知道原来除了我八岁那年那个8个月被引产的弟弟，她还有过别的孩子。

现在回想，我当时没有追问，大概是被吓到了。

引产那件事情，是我童年时代最难过的记忆之一。我一直非常想要一个兄弟姐妹，说是儿时最大的愿望大概也不为过。父母也想再要一个男孩，所以那时候下了决心，说如果是男孩的话，即使冒着母亲开除工作的风险，也打算生下来。偏偏这个孩子直到8个月的时候，B超仍然说是女孩，父母终于决定引产。仿佛要映证人生的荒谬，最后当然是个男孩。

这件事情，在我家里并没有讨论过。我的难过，父母并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表现过或谈论过什么，但他们从医院回来那天父亲的脸我却是记得的。我觉得那很难用悲伤来形容，我想更接近愤怒，被命运玩弄的愤怒。

然而今天，说起“政策”，他们没有愤怒。这些翻来覆去的变化，他们在这变化中被迫上下起伏的人生，最后变成了一种平淡而“客观”的讲述。下雨收衣，天晴晒谷，难道你还想变天吗？

在开始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本来对权力和无意识的人们都是带着愤怒的。然而行文至此，我突然多了很多共情和尊重。突然想起当年一口气读完《活着》时的感受。

苦难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每个人承受着苦难的时候，也都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我大概一直认为觉察是智慧，抗争是勇敢，而一直不赞同默默承受或是合理化苦难，更不用说接受压迫者的逻辑而成为拥护者或是帮凶。但此刻我却突然觉得，在这些我所不赞同的应对策略背后，也有生命的韧性和不屈；在我认为麻木和沉睡的人中，也可以看到生命在无法承受的重量面前仍然试图继续存在的本能。也许智慧、勇气，或任何我们所歌颂的美德，与所谓的怯懦、逃避，或任何我们所唾弃的弱点，确实就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而我自己所感受到的评价与共情、否定与尊重之间的矛盾，大概既是人生之悖论的体现，也是对这悖论的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