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了吗？

煤制油罐车混装食用油被新京报揭露出来后，引起全社会深深不安，对这一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罪恶行径非常愤怒，各路人马纷纷对此予以谴责。涉事企业之一中粮储是国企，官媒这次也没煤制油罐车混装食用油被新京报揭露出来后，引起全社会深深不安，对这一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罪恶行径非常愤怒，各路人马纷纷对此予以谴责。涉事企业之一中粮储是国企，官媒这次也没“护犊子”，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例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3年的毒大米事件等。

面对经济和消费领域高发的危害消费者健康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人们往往归因于监管不力或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了。其实。监管不力并非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了。

对于成为行业潜规则的违法违规现象，监管就无能为力了。监管只能对发生率比较低的违法行为起作用，俗话说“法不责众”。如果法要责众，一个是监管成本太高，二是会中断整个行业的利益链条，食品油从生产商到消费者的路径就中断了，无法到达消费者的厨房了。在这个利益链条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油罐车司机群体。其次是留给他们运送油料的利润空间。

首先，给油罐车司机留下的利润空间不足以让他们承担清洗费用。这个原因就很复杂了，涉及到税收、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利润分割等因素。总之，油罐车司机在这个利益链条中的议价能力最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油罐车司机有什么选择呢？要么不干这活了，要么组织起来集体抗议，要求提高承运价格。要么就接受，然后通过节省成本但却损害消费者健康和利益的方式来获取收益。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如果监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求严格执行清洗罐车，这活就彻底没人干了。

集体抗议能提高油罐车司机的议价能力，但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难度非常大，阻力太大。不干了行不行？这就取决于油罐车司机的道德水平，道德水平高，宁肯不挣这份钱，也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道德水平低，就挣这份钱。如果大多数油罐车司机的道德水平高，那也能提高议价能力，就能从税收、生产商和流通商的利润中切一块下来。

这么说来油罐车司机的道德水平低确实是导致这一食品安全事件的关键因素。但却不能因此说，过去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人们的道德水平普遍比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年代有所进步。

现今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和其它社会互害事件，主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儒家“亲疏有别”的价值观不适应大规模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要认识到，现今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儒家社会。儒家“亲亲尊尊”的价值观仍然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准则。儒家经典《中庸》对“亲亲尊尊”解释得十分精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尽管儒家在近现代遭受到多次批判，但“亲疏有别，贵贱有等”一直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这种价值观导致人们更在乎越亲近的人，越熟悉的人的利益；而不在乎陌生人的利益。而且没有底线。人们总是对亲人和亲近的人更好，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儒家看来，陌生人就是非人，怎么伤害都不违反道德，不会心生内疚和负罪感，缺乏底线。而基督教教义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不应相互伤害。虔诚的基督徒做了伤害陌生人的事，会有内疚感和负罪感，在道德上有很强的约束力。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以过去熟人交往为主转为了以陌生人交往为主。古代社会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村里，外出很少。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局限于生产队和单位之内，都是熟人社会。但偶尔出门在外，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比现在凶险得多，但发生率低。而市场经济和交通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主要的。而“亲疏有别”仍然普遍得到认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了陌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互害几率。

因而，过去这样的食品安全和互害事例少，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并不能说明过去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而现在市场经济发达，商品生产的环节多，个体只参与商品生产或流通的一个环节，商品远销外地，消费者是自己不认识的人，所以不会在乎他们的健康或利益受到损害。

所以，要杜绝和减少这类危害人们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从根本上必须得清除儒家“亲疏有别”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短期内，最有效的办法是留给油罐车司机基本的或足够的收益空间，在运价上，在高速公路收费上松松手，权力和资本别吃干抹尽，给人留条活路。不然，整个社会都深受其害，贪得无厌者也不一定能躲避得了。这样，干这样下作勾当的人就会是少数。能光明正大挣钱却仍然要挣不义之钱的人总是少数人。这样监管也才顾得过来，监管也才有效，能维护行业合法合规运行而不至于让整个行业歇菜。

202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