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伯格的孩子：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书评

反映了「政治如何影响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的诊断如何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或许类似的例子还有同性恋的去病化、歇斯底里症、抑郁症等等，最切近的例子大概是「网瘾」？只是没有想到自闭症同样有这样的历史原因，尽管自闭症进入主流视野恰恰是因为其被剥离了历史语境、被中立化。

又从另外一个视角见到了纳粹的「诊断式统治」、种族净化和优生学，之前关于集中营、「最终解决」的阅读更多集中于对犹太民族的集体消灭（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赛尔瓦蒂乌斯博士认为用毒气杀死犹太人是「一起医疗事件」），而没有关注到另外一个侧面：在第三帝国内部对于残障的国民予以消灭，以净化雅利安的血统和减轻社会的负担。儿童安乐死计划即是这个侧面中的一部分，而阿斯伯格作出的自闭症诊断又仅仅是这个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对帝国而言，健康不仅意味着身体，还意味着思想：「一个人必须在感情和行动上表现出自身是集体的一部分，具备社会化感情，包含了种族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生物-社会归属状态。毕竟，法西斯集体主义正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核心部分」。阿斯伯格的自闭症定义可以说全然是纳粹主义的意外产物，顺应大潮流作出的「政治宣言」：无法融入第三帝国的儿童被视为欠缺「感情力」，从而需要被治愈、教化或者对无可救药者予以消灭。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死亡」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诊疗方案——某种意义上说，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似乎暗合，只不过区分为手段的积极还是消极罢了：是以干预态度采取筛选，还是放任的方式让其自身自灭。纳粹儿童精神病学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在预设一种标准的天然正当性，前者是「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的淘汰机制」——而前者是恣意模糊而变动不居的，后者又远非公正。或许从这种角度能稍稍窥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合理之处？

第三帝国使用了「将生命编制成册的诊断性统治」，每一个公民被量化，其「社会、经济、生理、心理」都被进行评估，进而决定「婚姻贷款、批准婚姻许可、强制绝育、收入劳动营、驱赶至集中营」。《少数派报告》并非科幻片，而是已然发生过的历史。对人进行彻底的量化评估和去人性化，无疑将导致残忍的专制和暴政，这已然被第三帝国证明过——那么，基于科技的量化就也携带有同样的危险性，只不过裁断者由纳粹转为了「技术神」。在决定儿童活下去的价值时，无所不包的评价标准同样为阿斯伯格所使用，事无巨细而全面导致的是个人化、私人化的擅断，「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实施者获得了神明般的权威」。不论是谁（人或非人）来执掌这份权威，后果都将如同已然发生过的故事一样。两种意义上说，「死的自由」总应当执掌在人本身的手中：「不死」的自由自不必多说，而「去死」的自由也被埃默里所言说。

同样也感到精神病诊断领域的危险性，一种在自证预言当中百口莫辩的无力感，以及诊断同样对人有塑造性：「诊断的定义产生于医生、病人、社会力量之间不断积累的交互活动，并且在一个持续进行的反馈循环中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一名儿童被患有自闭症，其行动可能经由该诊断的视角被解读为某种固有的自闭性表现，从而掩盖该名儿童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当人被概括为诸种症状的集合体，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就被消灭了，进而其所携带的复杂性也被忽略。面对精神病的诊断、「面对灵魂的诊断」是否可能，仍然是未解的终极命题？如同《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里讲到的，人并非机械决定论式的一系列生物反应的集合体，激素和神经递质都很重要，但却不是全部，余下的部分是什么？是个人化的、丰富的人性吗？杨大明在《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的序言「理解他人的可能与不可能」中也写道：「分析哲学中的取消主义者要求以神经科学术语来描述主观体验，我们将不再述说疼痛，而是说大脑某个神经区域的反应。这种自认为的描述严格性，却是以人类意识的丰富性为巨大代价的，他们完全忽略了正是因为符号系统的复杂多样性，人类的意识活动才存在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