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书评

潘绥铭老师的「学术自传」，笔调轻松，一个有个性的、有趣的老先生的形象跃然纸上。之前只读过《性之变》，藉由这本书倒是对潘老师的理论和观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即使是在这本书里，也会惊觉许多内容「这是可以写出来并出版的吗」——转而为这种自我审查的观点嘲笑自己，然后又哀叹。关于政治，许多话是没法写的了，关于性，也还是许多话是没法写的——审核制度下甚至有些观点都慢慢被内化进了脑子。也算是一种巨大的警醒：没有什么是不能说、不可说的，马赛克、404的背后总是真真实实有东西存在的。

潘绥铭老师自述是理论基础薄弱的、「学术味道少」的——这是他们这代人的时代背景所致。但这并不妨碍潘老师的论断有冲击力和说服力，大抵是来自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现实生活极扎实的研究把握，后者尤甚。当然，对于「不在乎理论」这句话也不应当过分的理解——不应当被扩张为一种「理论无用」的观点。只是不要被理论裹挟，尝试去认清理论的局限性，以防免对社会生活的扭曲乃至失忆。想到贺桂梅谈到，「中国的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忆的」，指出女性主义研究似乎忘却了中国有且特有的女性解放史。这两者约莫也是有联系的。

「独生子女政策=性革命之母」，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的论断的支持，也可说是细化。「性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观念，是数千年来抑制性的快乐主义的最大法宝」，而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唯生殖目的论」实际上就被摧毁了——在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夫妻性生活的意义成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其历史必然性在于：由于生殖目标对于性的主宰和淹没，在文革时期到达顶峰，才会由于人口爆炸而出现后来的转机。可以说，文革是性革命之父，独生子女政策则是性革命之母。

这一性革命与西方在历史和社会情境上的区别是：现代西方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发起性革命，中国人则是在体制中不断地打擦边球。性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在文革之后，经历过太多痛苦的中国人民开始追寻自己的快乐。于是乎，中国的性革命一直是单打独斗，而且来源于体制的「大意失荆州」，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性革命并不可能成为社会全面变革的登高一呼。同样的，由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国的性革命缺少了社会性别革命（男性进步、同性恋平权）、缺少了女性的性革命、缺少了中国本土的性哲学。

潘老师的以上论断解释了为何中国「性生活观念并不保守」但是「社会性别观念保守」，独生子女制度的产生、单位制度的瓦解、传统信仰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松绑了中国人对于性的理解，使得我们很难说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人有更保守的性生活——毕竟西方国家约莫还受到宗教等等的钳制，诸如对婚前性行为、堕胎的限制，而这在中国并不成为显著的问题。但是，性行为解绑的同时，其他观念与机制并未同时产生，于是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不匹配。

性与政治斗争，中国的「性政治」。中国人使用「政治」一词的方式和西方人并不同：后者的政治是权力关系、是个人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前者的政治是阶级斗争、是维稳、是官老爷。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斗争必须利用性：主流意识形态依靠道德楷模的形象来维系自己，从「党员是好人」到「好人才能入党」到「入党才能做好人」，一路走下来，一个党员的性活动是关乎党的正确性和感召力的重大政治问题。于是，本属私事的性便成为大帽子，在开除贪官党籍时，强调其「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证成「党员里没有坏人」的陈述。

潘老师的「主体建构论」是极有启发性的，也是良好的分析工具。以往的思考当中，总认为「性」是大多数情况下客观的、是对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思考过人的主观意图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是，主体如何理解行为、主体如何建构行为，在诸多问题的回答当中又是重要的。同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主体+建构」的观点在反对一切「天生如此、客观测定、一成不变」，必须包含有主体的体验、感受和领悟，必须去聆听主体的声音而不是用研究者的意图来代替主体的判断，在「是什么」之外必须去关注「怎么会变成这样」。「必须站在生活实体这一边」，而不能简单地以抽象、客观、形而上之标准来作出判断。

这样的思路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婚驴」这种指责，在强调「女性主义保护的是主体的选择，所以个人选择不应当被指责」之外，主体建构论的视角更要求去做的事是——为什么女性选择了婚姻？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体验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了她作出这样的选择？指责也好赞美也好，都是研究者或者观者带有前见的声音，仅仅表达立场而并不关注主体究竟如何思考、体验与行动。应当放下在先的、抽象的评断，而去关注具体的个人。诚如，如果把所有的小姐都视为「没有选择的底层人」或者都视为「道德败坏的人」，那么小姐研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展开了——只不过会重复研究者的偏见而已。第二，关于性工作者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此前总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来回应，最多是质疑「为什么性行为上独独覆盖了如此多的道德因素」。潘老师指出，「卖淫是男客的性，却不是小结的性。男客只有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性满足（往往是射精），才会付钱，因此对于男客来说，嫖一次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性。而大部分的小姐在绝大多数的卖淫过程中，都不会在生理上出现任何的性反应。也即是说，小姐卖的并非淫也并非性，而是身体接触，仅仅是把自己的身体或者器官暂时工具化。因此，所谓的性工作者其实连性也没有，只是纯纯粹粹、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工作者，仅仅是在从事一种普通的体力劳动。明白了这个生活常识，还需要讨论小姐该不该合法化的问题吗？」豁然开朗！——小姐并未把与男客的性行为建构为「性」，从而出现了不对称的结构，对于小姐而言这不过是劳动而已。

站在生活实体和制度设置的哪一边？任何性研究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从哪一个视角出发、哪一套概念进行研究？任何站在制度设置立场上进行的所谓研究，最后终将自我矮化为粗浅的法制教育。唯有从生活实体出发，才有新的认知、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专业研究者的问题，更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表态，使用生活实体的词语，还是沿用制度设置的词语，一张嘴三观就暴露无遗，就大概率地促使你认同或者进入哪一个社会群体。

文化、制度、观念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语汇，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时，无疑又在强化或再生产既有的结构。于是，时刻对词语抱有警惕性，时刻反思使用的词语是否携带了强有力的偏见。印象中有一条微博谈到「低等级的性和低等级的词汇」——尽管这个「等级」这个词语不很恰当，但是其内容大约是，以「母狗」「婊子」「操/肏」这样的词汇所描述的性。这样的语汇大约可以理解为「再生产性关系中的支配与不平等」——为何是「插入而非吞没」、为何有侮辱性和道德意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