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蟲》：中國執政者心目中的烏托邦

《上流寄生蟲》獲獎之後，有人概括說「這是一部關於階級固化的影片，反映了低下階層的道德淪喪，與上流階層的離地無知」。這樣的概括似乎準確，但其實錯的離譜。

如果把影片中的人物拎出來單獨檢視，又或者掐頭去尾地就某一段情節進行獨立判斷，似乎片中人物關係正是如此，低下階層坑蒙拐騙，而上流階層一無所知地任他們擺布，使觀者看得義憤。可是，這是站在將他們都視作平等的，自由的道德個體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結論，而這，恰恰正是導演的片名《上流寄生蟲》所要打破的。

上流社會的朴家住在高地別墅，底層社會的金家住在窪地中的地下室。金家並非好吃懶做之輩，在沒攀上朴家之前，他們也不是沒有勤奮過，但是正如一場暴雨就能讓金家棲身的陋居徹底打水漂，一次意外或失敗就足以讓底層人民被打得不得翻身，在金家身上還是在前管家雯光身上都是如此。在寄生於朴家之後，他們並沒有大富大貴，不過是活得不再那麼寒酸憋屈，至少在別人在他家窗口撒尿的時候，有了把人趕跑的底氣和安全感——這是一種何等卑微到塵埃裏的尊嚴。

所以朴家的別墅，正是對更大的社會中如同朴家這樣的上流社會，與金家這樣的底層社會的隱喻。上流社會是宿主，居住在寬敞明亮的高層，社會在他們的眼中，保持著一塵不染的整潔與秩序；而底層社會是寄生蟲，居住在幽冥的地下，維持上流社會的歲月靜好是他們的責任，並以此換取物質保障。宿主可以沒有寄生蟲，而寄生蟲則不能沒有宿主。

片中讓我對看似公平的勞資關係產生震驚的，自然是影片的第一次反轉與高潮，當朴家外出度假，金家鳩佔鵲巢。他們大肆地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開主人家的名酒豪飲到爛醉，拿主人家儲存的名貴食材和高價零食拿出來開大食會，他們醜態百出的模樣與這精緻家裝格格不入，但並不妨礙他們癡人說夢，想像自己是這裡的主人。令眾多觀眾和影片中主角感到刺痛的，應該是朴家殺了個回馬槍之後，金家躲在茶几底下大氣都不敢出，而朴家夫婦在沙發上做愛纏綿，肆無忌憚地談論著他們的司機和管家，談著他們身上那種味道，是地鐵裏才有的味道，正是因為歧視的時候，不帶感情般淡漠平常，才更刺痛被歧視者的內心。

但另我一直揣揣不安的，卻是另一件事。在搞出了這麼一出大龍鳳，家裡躲藏了那麼多不速之客，滿桌滿地的食物和美酒殘餘被匆匆掃到茶几底下，難道這對夫婦完全不在乎嗎？他們不會察覺管家的不安，地面的不潔，不見了的酒瓶，不翼而飛的食物嗎？他們可能發現了，可能沒有發現，但讓他們不在乎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

身為人類，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我們一樣是許多寄生蟲的宿主，它們躲藏在黑暗中，同樣離開了宿主的生活環境便無法生存，比如蟑螂，或者更多我難以指名的昆蟲或軟體動物。它們躲在黑暗中，就算偶爾登堂入室，一旦宿主出現，便聞風而逃躲回屬於它們的黑暗中（這多像金家鳩佔鵲巢被朴家殺回馬槍的那一幕！）。它們賴以生存的，是人類的死皮、排泄物和垃圾，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否有能力思考或感恩人賞賜了他們生命所需，但就人類而言，我們根本不在乎寄生蟲眼中如珍寶的死皮、排泄物和垃圾怎麼被取用，我們對寄生蟲所謂「善良」，不過是因為我們足夠強大到無法撼動。然而一旦寄生蟲妄想跑到白日之下，稍有越界，人可以輕易地處置它們，要麼死，要麼滾回黑暗裡。

所以，上流階層所謂的「無知」和「善良」，是因為面對寄生蟲般的底層人民，他們已經強大到根本無需提防。就算擠走原來的管家和司機，取而代之又怎樣？就算家裡少了幾瓶酒，少了點東西又怎樣？就算是底層人民所能想像到的冒犯的極限，其實根本動搖不了他們的生活，該開的party，照樣半天就能開起來。所以，他們是主動地選擇了「無知」和「善良」，因為底層社會就算造翻天，也動不了他們一根毫毛。

然而，正如我們的生活環境一樣，寄生蟲太多，宿主卻太少。於是，寄生蟲之間的鬥爭格外慘烈，因為這事關生死，他們偷呃拐騙也不過是竭盡全力地在活著。

寫到這裡，與其繼續深挖影片的更多隱喻和影射，倒不如停下來思想一下。我們一直在用宿主和寄生蟲的關係來理解故事中的兩個階層，然而，在大自然的規律中，宿主和寄生蟲是兩種不同的物種，但是在這部影片中，宿主和寄生蟲，他們被稱為「有錢人」和「窮人」，這兩個稱呼中的「人」字，暗示著他們出自同一物種，甚至同一個社群，可是卻被分隔成了一個生態系統中的兩種物種，而這個「人」字帶來的誤導，讓我們以為他們還是同樣的平等的物種，只是因為各自的選擇和道德，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所以，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不是為什麼寄生蟲要像寄生蟲一樣活著，不能堂堂正正地做個人；而是為什麼有些人要活成寄生蟲那樣，才能找到活下去的可能。

而除了社會經濟地位結構可能衍生出這種不正常的宿主和寄生蟲的關係，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思考的是，在國家與人民之間，是否也可能形成同樣的關係？

《上流寄生蟲》大概反映了中國執政者心目中的烏托邦。執政者坐於廟堂之上，享受著秩序、精緻、優雅而得體的生活。人民在底層苟且，但都自強不息，仰賴於執政者所提供的生存機會，取悅他們的苛刻要求，然後彼此之間互相廝殺，互相指責對方的道德低下，與執政者的高尚形成鮮明對比，他們高尚只因為你已經無從撼動他們。

當雯光老公每天用電燈發射摩斯密碼向朴先生表達敬意和感恩之情的時候，何其像是「沒有國家哪有我們」，「感謝國家給我們吃給我們穿」這樣的言論。明明自己做牛做馬，才尚且糊口，卻把一切歸功於那個虛幻的「國家」和執政者。

這種感恩戴德之心，除了官宣與教化，也和長期的習得性無助有關。當社會出現問題而公權力不介入的時候，人民自發地便會形成民間團體進行自助和互助，而一旦這樣的民間組織形成，公權力便立刻介入，破壞和禁絕民間組織，要求人民只能依附於公權力。當國家結構性地杜絕一切民間自助自治的可能，對那些膽敢挑戰宿主地位的人民趕盡殺絕之後，人民已經沒有了選擇，無論現狀多麼糟糕，已經沒有其他出路，只有心甘情願做一個寄生蟲，誠服在執政者面前，將他們當作宿主一般祈望施捨。

在這次武漢肺炎面前，再一次說明，當洪水來到，第一個被淹沒的，必然是底層的寄生蟲們，然而執政者不單不會搭救他們，更會積極阻止他們的自救，生怕他們發現，只要不做執政者的寄生蟲，獨立自主自救，他們也能找到出路，而沒有了他們的服從與犧牲，執政者看似風光的生活便無從未知。

所以「宿主可以沒有寄生蟲，而寄生蟲不能沒有宿主」這句話也是對的，但究竟，誰才是那個寄生蟲？誰才是那個宿主？如果執政者真的是那個宿主，為什麼那麼懼怕寄生蟲們探尋自主生存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