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革命與被革命(六)—— 打量魯迅之身前事與身後名

對於魯迅來說，除了辛亥革命前參加光復會之外，之後不再參加任何黨派。1912年5月，光復會參與組建的共和黨成立，並在第一時間給魯迅發出了信，寄去了黨證及徽識，但魯迅沒有理睬，也沒有加入。這是魯迅的高超之處吧。

魯迅的學生、許廣平女師大的同桌呂雲章回憶，她當年加入國民黨時，曾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說：「入國民黨我不反對，可是你得記住一個黨有時是同志殺同志」。這個更高超了吧？

倪墨炎把魯迅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26年魯迅南下之前，主要是接受黨的思想影響，和一些共產黨人的接觸也是私人交往；第二時期是南下以後到1929年間，魯迅在言行上同情、支持中共，和黨的組織已有聯繫，和共產黨人的私人交往大大增加；第三時期，1929年以後，魯迅已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接受黨的領導，參加黨所領導的各項革命活動，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走向了共產主義，組織上沒有辦理入黨手續而在思想上早已入黨云云。［1］

可以說，1927年魯迅一到上海，就和國共兩黨1925年五卅運動後合辦的中國濟難會有了聯繫，中國濟難會成立之初還是公開的組織，名義上是國共合辦的，但實質領導是中共，所以「四一二」事件之後，它也不得不轉入地下並逐漸消散。對於中共來講，要團結作家，搞好宣傳工作；對魯迅來講，就是參加了幾次會動，捐了些錢而已。

1929年下半年，中共各省開始建立革命互濟會，上海在年底建立了上海市互濟總會，由於是中共領導的，所以成立之初就是地下性質。如果說濟難會主要是濟難，互濟會就是濟革命了。魯迅依然是捐錢，革命同志去家裡給他談革命高潮什麼的。據馮雪峰回憶，有次他去找魯迅，魯迅剛送走一個客人，於是跟馮雪峰說：「革命互濟會的，來過三次了。人真老實，每次來都對我大講一通革命高潮。」說完一通大笑，連馮雪峰都承認這笑聲里有著「諷刺」的意味。［2］

不管諷刺與否吧，統戰下，魯迅又先後參加了中共的三大外圍組織，也就是著名的三大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0年2月13日，魯迅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列名為發起人之一。按魯迅的自我評價，他既不知「運動」的人，凡所演講，也與該同盟格格不入，但既使這樣，也有人看不慣。［3］看不慣的結果，就是不久就聽說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他這個「墮落文人」、「反動文人」，所以魯迅出去避了一段時間。事後國民黨中央也沒有咋著魯迅，只是宣佈取締自由運動大同盟等幾個團體，並在後面的名單里附有魯迅的名字而已。

魯迅跟友人解釋，自己只是被自由運動大同盟請去做演講了，演講完就走了，沒成想事後就被他們列為發起人之一了。於是友人勸他在黨報上發個聲明，解釋一下，但他很不屑，跟許壽裳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4］

當然對於國民政府這邊，他心裡也有數，當日本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擔心他的安全，勸他躲避一下時，他回的是：「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緝令啦什麼的了。……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5］

一句話，魯迅對於黨派、政治，都心裡有數。

1930年3月2日魯迅又出席「左聯」成立大會，被選為執行委員。魯迅雖然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但是激進的左翼作家們還是嫌他不夠意思，講的不夠革命。魯迅當然知道他們是利用自己的，所以在致友人的信中，自稱梯子，供後起諸生爬高的。對於左聯的一幫左翼作家，他也並不看好：「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侫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6］

這期間，魯迅還和中共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李立三會面兩次。第一次會見還沒啥，第二次會見，李立三就有具體任務了。

按馮雪峰的回憶，李立三的目的是希望魯迅發表一個宣言，以擁護他的「左傾」機會主義那一套，被魯迅給拒了。回來後跟陪同會見的馮雪峰說：「今天我們是各人講各人的，要我發表宣言很容易，可對中國革命有什麼好處？那樣我在中國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國去當寓公。在中國我還能打一槍兩槍。」［7］

按周建人的回憶，李立三跟魯迅說的，根本不是支持他的什麼機會主義政策，而是：「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的回復是：「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裡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蘇聯去了。」魯迅說，是啊，這樣一來蔣介石就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還是認為應該講究策略，堅守陣地，進行韌性戰鬥云云。［8］

馮雪峰的回憶，明顯是受了中共執政後對李立三蓋棺定論的影響。相形之下，周建人的回憶真實可信些。但是，不管是哪個版本，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出，掂著腦袋幹革命那一套，魯迅是不幹的，即使這樣，國民政府還是有些窮急了——魯迅那特約撰述員（在蔣夢麟任部長的教育部裡改名為「教育部編輯費」）一職，每月月薪高達三百元，卻給政府養成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於是1931年12月底，政府把他裁撤下去了。蔡元培曾設法阻攔，但未能成功，因為裁撤的理由成立：魯迅在此崗位上沒啥成績。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1月，魯迅接到了蔡元培邀請他加入民保盟的信，之後魯迅加入，並當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九委員之一。

民保盟名義上是無黨無派的純社會活動組織，但親共親蘇才是它的宗旨與實質。事實上，民保盟的前身就是宋慶齡的「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而牛蘭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秘密代表，被國民政府逮捕後，把妹夫視作流氓、輕易不屑相見的宋慶齡居然屈尊就節，親自去求蔣介石了，說，如果蔣放牛蘭一把，那麼蘇聯那邊也會放已作人質的蔣經國一把，但蔣介石拒絕了這種交易。他在日記中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絕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乃氣數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余所懷耶?」 ［9］

壯哉，老蔣堅決不和二姨子交易，寧願害死嫡長子，也不願意害國違法。如果不是美國那邊公佈蔣介石日記，我們哪裡知道老蔣還有這麼光明的一面呢？

當然，談判之後，老蔣就知道這二姨子是幹嘛的了，共產國際派遣過來的！所以民保盟成立之後，展開了諸多革命活動與營救活動，基本上承繼的是革命互濟會的功能，弄得老蔣那邊極端的不樂意。幾個月之後，也就是1933年6月，楊杏佛被暗殺，據說有些人動搖了——蔡元培說他已辭去副會長之職，故對該會之前途，均不得而知；林語堂不但不再參加公開的活動，更建議停止民保盟的工作。據說表示要堅持鬥爭的是宋慶齡與魯迅。［10］這個可以有：

第一，魯迅的上海分會九執委之一，不是啥具體職務，他也不會親自去組織什麼活動，何況衙門裡有人，所以危險系數不大。

第二，至於蔡元培，雖然從政府手裡拯救過諸多中共黨員，但人家畢竟是國民政府中人，活動理念也僅是民主自由加人道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加共產主義。1933年3月民保盟北京分會主席胡適因理念分歧被民保盟開除後——有人猜測開除胡適是魯迅建議的，但邵建認為，「不太可能排除的是宋慶齡的因素」 ［11］——在日記里記曰，我們當初加入這個組織，「本是自取其辱」，蔡元培先生「夾在裡面胡混，更好笑」。同時他還給蔡元培去了信，說自己「不願多唱戲給世人笑」。蔡元培回信說：「君子見其遠大者，甚佩，甚感。弟與語堂亦已覺悟此團體之不足有為；但驟告脫離，亦成笑柄；當逐漸擺脫耳。承關愛，感何可言!」 ［12］

看到這裡應該明白了吧，人家老蔡才不傻呢。知道自己被人利用，已成笑柄，但為了面子問題，正準備慢慢退出呢。具體來講，就是三個月之後，楊杏佛被暗殺前幾天，老蔡就辭職不幹了。

第三，老蔡雖然不幹了，但出於人道主義，更出於與楊杏佛的交情，所以出面給他主持了隆重的葬禮，並妥善安排了後事。林語黨沒有參加楊杏佛的葬禮，魯迅參加了，事後跟許壽裳說「語堂太小心了」。 ［13］我猜，人家林語堂一是跟蔡一樣「覺悟」了，二是因為朝中沒有人吧，何況他的侄兒，時任福建龍溪抗日會常委、民眾教育館館長的林惠元剛剛在楊案之前被由上海調往福建參加剿共的十九路軍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諭令以「通共」之罪未加審判即予槍決了。

第四，宋慶齡是蔣介石的二姨子，當然更不怕什麼暗殺了。別說暗殺了，就是掉根兒毛，宋美齡都不願意的，並且提前跟「達令」打過招呼的。不過即使如此，民保盟的活動還是告停了。因為被殺的被殺，開除的開除，退出的退出，光剩下宋慶齡與魯迅，能幹嗎呢？

魯迅主要的革命活動，被簡稱為「三盟一會」，也就是說，除了上述三大盟，他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摻乎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簡稱反戰大會）。反戰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33年9月30日，迎接大會的籌備工作是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領導、宋慶齡親自主持的。至於背景，說起來就有些模糊了。最早是1932年春天著名作家巴比塞、羅曼·羅蘭等人發起組織世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聯合陣線，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社會主義蘇聯雲雲。你說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咋聯合呵，至如今我還沒見過這樣的聯合戰線；再說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也就罷了，還加個保衛社會主義蘇聯算嘛意思呢？

不管啥意思，1932年8月，世界反戰大會在荷蘭召開了。大會成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羅曼·羅蘭為委員會主席，中國的宋慶齡為名譽主席。年底，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專門討論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開一次反戰遠東會議。宋慶齡擔任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上海籌備委員會主席，所以她的主持，實際上就是由民保盟主持。

只不過我們弄不清，民保盟到底是中共的外圍機構呢，還是蘇聯的外圍機構，或者是共產國際的機構。這一切，都取決於宋慶齡當時之複雜的身份。一句話，自從1925年孫中山死去，1927年她出訪蘇聯之後，這女人到底幹嘛的，我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呢。當然，好多學者早已考證，甚至廖承志的回憶，都可以認定，她早是共產國際的人了。［14］

魯迅作為「左聯」旗手和民保盟上海分會九執委之一，所參與的活動主要是：（一）為大會捐款；（二）領銜和百位文藝界人士發表《中國著作家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啓示》；（三）與茅盾、田漢聯名發表《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的宣言》；（四）出席了歡迎國際代表的會議；（五）會見了古久烈、馬萊等國際代表；（六）沒有出席大會，但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15］

從這些活動我們可以看出，魯迅也就是河邊站站，濕濕手，衝衝腳而已，他不會陷入其中的。

（責任編輯：余江波）

附參考文獻：

［1］倪墨炎：《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34頁。

［2］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3頁。

［3］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頁。

［4］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6頁。

［5］內山完造：《魯迅先生》，《活的魯迅》，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頁。

［6］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頁。

［7］馮雪峰：《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談話》《雪峰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96頁。

［8］周建人：《回憶大哥魯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年版，第119頁。

［9］轉引自：肖如平：《從日記看蔣介石與蔣經國的父子情》，《民國研究·總第17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頁。

［10］倪墨炎：《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198頁。

［11］邵建：《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297頁。

［12］程新國：《晚年蔡元培》，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頁。

［13］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85頁。

［14］程新國：《晚年蔡元培》，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229頁。

［15］倪墨炎：《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