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明白”——东京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月7日-2月15日

活动准备：

宣传海报(放大版李文亮训诫书)，印章（共四个，正面分别刻有“能”“明白”“不能”“不明白”，但实际背面刻的都是“能”“明白”），无色透明笔

活动地点：

庆应义塾大学、日吉车站、早稻田大学、高田马场车站、横滨中华街、池袋广场

活动内容：

1. 向过路人询问“如果你是李文亮医生，你会怎么选择？”并提供四个印章，但这时参与者并不知晓背面都是“能”和“明白”的设计。
2. 在参与者自主决定后，解释印章设计的原由。如果参与者想要表达更多，则提供无色透明笔，让他们将自己的言论写在训诫书上。

【访谈部分记录】

1.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就读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2.活动过程中你觉得有哪些时刻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艰辛的是怎么能做出来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东西。你在国内你要讲些什么话，始终要考虑那个红线在哪里。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有一个自我审查的过程。 你想说什么之后，第一反应是这事能不能说，说了会不会有危险。甚至于我在考虑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会不自觉的这样想。这个是我感觉比较艰辛的，但后来当慢慢的想通了之后就没有这个自我审查的过程了。

除了自我审查，还有就是寻找同伴的过程也比较困难。其实有很多人他觉得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他又会尽量的不让自己牵涉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持有“我支持你、我理解你但是我不想参与，我要明哲保身，害怕对自己未来造成危害”的想法。要找到几个真的愿意参与一起做的人，真的很少。但最后确实是找到了几个，大概有五六个吧。找寻志同道合的人这一过程很艰辛，因为我知道没办法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知识又比较局限，需要有同伴来帮助我。 

另一个就是来自很多人的不理解。像我们的活动发到一些群里之后，有些人就直接跳出来，义正严辞地说“你们是不是被境外反华势力当枪使？”，“敏感时期做什么不好非做这个，是不是别有用心？”，“没事找事，不要连累我们中国留学生。”之类的话。中国人的群体中，明哲保身的很多，敢于站出来发声的人是极少的，但反而是这些站出来的人，往往要被拿放大镜看、用高标准来评判，就如最近的韩红。

3.有什么高光时刻吗？ 

高光时刻就讲一下我们的印章的设计吧。我们的设计非常巧妙，我们是把李文亮医生当时收到的训诫书用海报尺寸打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制作了四个印章。四个印章上分别写着“能”，“明白”，“不能”，“不明白”。我们想做的这个社会实验就是想要让受访者置身于李文亮医生当时的那个情景中，“如果您收到这样一封训诫书，您会做什么选择呢？”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但我们这个设计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就在于，无论选择哪两个印章，最后盖出来的只能是“能”和“明白”。经过与同伴的沟通最后能够设计出这样的印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高光时刻。

4.你和你的同伴们是怎么进行沟通的呢？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一起克服了哪些问题吗？

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次，但都是在学校的项目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东西。我们本身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但这次又具有特殊性，毕竟它是一个和时事相关的社会实验，而且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搞这个事情又带有一定的敏感性。我本人是属于在这项活动中比较敢于发声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强加到每个人身上，都要像做到我这样。所以说这个沟通很重要。 我所找到的平衡点就是那个印章的设计。在一定范围内让他们也能接受，那他们感觉到我们做事情没有那么敏感危险。而且我相信当我们达到这个平衡之后，这个平衡点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我觉得沟通帮助我们更好的形成了这个作品。

5.能聊一下你们都是在哪几个地方进行的这个活动的吗？ 然后参与者大概有多少人呢？ 

这个活动经历了一些转变。我们刚开始的目标群体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但是效果出来不是很好。因为我发现日本人其实并不是特别关心你们国家内部的事情。其实日本民众不光是不关注中国的政治，其实连他们本国的政治他都不关心。这个特性决定了日本人不太会主动参与我们的活动，而活动最后的结果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后来我们改变策略，我们活动地点放在了庆应及其附近的日吉车站，还有一些中国人大量出现的地方，比如早稻田大学，他们向来以中国留学生居多著称。 还有高田马场车站，然后去了横滨中华街，因为那里的游客和中国饭店聚集比较多。最后一天也是最正式的一天我们选在了全东京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池袋。 

6.每天参与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第一天参与的人非常少，个位数吧。 横滨中华街，由于钻石公主号就停靠在横滨港，那边很多饭店关门了，而且他们的旅游业大受影响，所以那天人也不是很多。也就十位左右吧。 除了这两个地方，早稻田大学、高田马场和池袋人数都是比较多的。 光早稻田大学就有十来个吧。 高田马场和早稻田（一天五个小时左右）加起来有三十多个参与者。池袋（早上十一点到下午五点）一整天的话也有三四十个左右吧。我再解释一下参与人数。我上述所说的是最终在我们这张海报上留下印章或者留下自己写的话那些人，这算一位参与人数。不包括那些路过看到，然后停下来跟我交流，但是最后没有留下东西的人。 

7.在不同的活动地点人群的选择偏好有不同吗？

每一个地方我都去了，所有很清楚各个地方的区别，还挺有意思的。我先说两个效果不好的。一个是我们学校，不好的理由就是因为路过的基本都是日本人，他们不太会关注。 横滨中华街的话是因为人流量不够。 早稻田的话，我的感觉是早稻田的学生对这件事关注关程度很高。不需要过多解释，他们看到这个活动就会走过来，而且完成度也很高。虽然人数仍然并没有像池袋和高田马场那么多，但是基本上参与了就会留下点什么。然后高田马场那边，由于语言学校比较多，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我们遇到的不合作不理解的人也大多来自于那儿，这也是我这次参与活动过程中感觉落差最大的地方。令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合作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小伙子非常不耐烦。当他的同伴在参与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他不停地在催促他的同伴，说盖完章赶紧走，而且能感觉出似乎他并没有把李文亮这个事放在心上，也不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想去评价他，只是想说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他觉得这些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一个是池袋，熟悉东京的朋友应该知道时代是东京的一个副中心，相当于上海的杨浦五角场类似这种地方。 那里也是以中国人多闻名，然后我们选取的是闹市附近的地铁出口这样一个位置。那天人是最多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8.可以讲一下具体的大家的参与结果吗？他们会主要选择能明白还是选择不能不明白还是各自参半的？ 

这个很有意思，从一个纵向的、最后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规律，前期当海报上没有印章或者只有几个印章的时候，绝大部分90%以上的人选的是“不能”和“不明白”。他们都倾向于说我不顺从我要反抗。随着我们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上面的能和明白越来越多，我前边解释过，无论你选是哪个，最后打出来就是“能”和“明白”，当海报上超过10个20个能和明白时，事情发生了变化。后面的人们会参照前面的人的看法来做出自己选择。他会用更长时间思考为什么前面的人会选择能和明白，这和前期做活动的人一秒给出答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会有人怀疑为什么前边的人都选择了能和明白。我觉得这个社会实践有趣的地方也在此，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可控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个受访者，一个女生，她最后选择了能和明白。她做决定的整个过程很有意思。她先是在海报前边驻足了很久，后来选印章的时候也犹豫了很久，而且她在做决定的时候，一边做决定一边跟我解释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她和我解释说她一开始是想选不能和不明白的，她说当她看到那么多人都选能和明白的时候，她开始考虑说她“能”做什么选择而不是她“可以”做什么选择。其实后来也有很多人跟我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说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是不是选择一种妥协的方式更合适，有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意味。后来等她选择完以后，我把这个实验的流程和她解释了一下，然后她又站在那里思考了很久，我们也没有打扰她。最后我和她说，如果你感觉到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可以用我们那支透明的笔写下来，然后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在那个海报上写下了“中国需要言论自由”。然后她特别对我们说很感谢我们在做的这个社会实验，让她收获很大。虽然我不知道她具体是指哪些方面收获，但这个小姑娘让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9.除了这件事意外，还有别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多分享一下吗？ 

太多了。有个香港的男生，他也是看了很久才过来参与，刚开始我没有听出他是香港人，我以为是广东或者其他南方地区的人。是到最后留言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能写下“香港加油”。我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写香港加油，香港人是我们同胞们，也在遭受着这次疫情的摧残。但同时，我猜想这个男生也在为我们考虑，他说如果写香港加油的话可能会让后边的参与者有些许的疑惑，最终写下了“香港、武汉加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感觉受访者也在为我们做活动的这群人考虑，他们会担心自己自己做的选择或写下的话会否对我们造成危险。

10.你觉得这个香港男生是个例吗？ 

是的。 还有，其实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大量集中在最后一天。有一个老大爷，他看了约有十五分钟才走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和他解释了一下。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有非常犀利的政治观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支持政府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觉得我们做的很有意义。这个老大爷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他早年可能在国内受过什么挫折，然后现在定居海外。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很警惕，他说你们这个究竟是什么性质，你们从哪来的，甚至害怕我们是“钓鱼”的。然后我就和他解释说我们只是庆应的大学生，在做一个社会调查活动而已。解释了很久他才放下戒心，我记得他选的是不能不明白。即使在盖章的过程中他还在很谨慎的问我你确定周围没有人拍照之类的问题。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很警惕的人愿意参与我们的活动，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其实完全可以直接走掉，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但他选择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我们，让我印象挺深刻的。 

 还有一个日本青年也让我印象深刻。在池袋那天特别巧，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日本极右翼的宣传车，他们在宣传一些类似反对中国领导人访日的极右翼政治观点。那辆车上有四个人，还在用喇叭说话，声音非常大而且情绪很激昂。其实我们都相互注意到了对方，但我们全程并没有交流。这时候有一个日本青年看到这些以后，他特意过来问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是在做和武汉有关的事情吗？因为我们海报上有武汉两个字，他能看懂。我说是的，我们在做一些和武汉疫情相关的事。他说你们注意到那边的右翼了吗？我说是的我们注意到了。他说他过来就是想和我们解释，那些右翼不能代表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他还和我们说了很多，但因为他说的是日语，有很多我也没听懂，主要靠我的一个同学翻译。但中间他有提到真正的日本人是支持中国抗击这次疫情的。最后，他在海报上用日语写下了“和武汉一起加油”。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很多的同伴都说对这次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日本青年。

11.做为发起者与参与者，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跟这么多陌生人交流，理解他们的想法。能够通过此次活动亲身接触那么多人，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不期望我能改变点什么，也不期望这次访谈的文章或者我的那个作品流传到国内，流传到社交网络，我觉得这都不是我的收获，我的收获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次活动帮助我变得更加客观了，尽管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我提升。 我深知我做的这些可能掀起不了任何波澜，甚至知道的人也极少。但对我来说一件事情不是必须成功，我才去做。人一辈子总要做一些自己觉得正确、但不一定会成功的事情。

【结后语】

代朋友发文，感谢Matters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希望可以倾听更多样的声音。